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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三十多年过去了，飘缈在林溪屋舍间那股诱人的辣椒炒肉香味，依然没有从我的记忆中散去，它是那么浓烈，那么芳香。
我在阶檐下玩耍，分辨不清味道最初从哪家邻居的灶间飘散出来，但我能分辨出它一定来自五月的新椒炒前架猪肉。香味从瓦楞的缝隙里钻出来，先是整条阶檐，从东到西，灌进了我们敏感的鼻腔，然后弥漫开来，整个林溪就都飘着香味，几乎全村的人都知道了今天有人要吃辣椒炒肉了。浓烈的香味，打开了我们每个孩子味蕾的想象力，涎水开始丰润起来，在嘴里打转；有人呛得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全身在瞬间释放了一种少有的痛快淋漓。
这大约是我对林溪村在味觉上的最深刻记忆了。它与林溪村黄昏下袅袅的炊烟气、与林溪村常有的谷酒香、与林溪村年节的鞭炮硝烟味，一起构成了我对林溪村永不磨灭的嗅觉印象。今天，这些记忆仍在加强着我的故乡情结，它们所寓意的浓浓乡情，使我无论走到哪里，在看到它们的片刻都能让我立即回想起故乡，回到林溪村那最初的生活场景。而除此之外，这份辣椒炒肉的呛人香味，还开启了我对于乡村的贫困与人性的认知，包含着我对生活磨砺的经历，它不仅形塑着我的乡村情感，也形塑着我的性情与品格。如果说炊烟是因为它一次次地反复在林溪的上空出现而强化了它在我心目中对故乡的认知，那么这浓烈的辣椒炒肉香味，则是以它十分诱人却很少出现而让我记住、让我期盼。这份香味，与贫困联系在一起、与饥饿联系在一起。
辣椒炒肉是我们待客的上等佳肴。这诱人的辣椒炒肉香，在我家常常与工匠手艺人一起出现。每次木匠、裁缝匠、篾匠的到来，给我们家修补农具、缝制新衣，这喷香的味道也随即到来。母亲取出攒了好久的零钱，清晨，步行三里路，从集镇上斫了半斤前架肉回来，又从自留地里摘回了新鲜的辣椒。她细心地将猪肉切成薄片，然后热油，再熟练地将食盐放到热油中——“肉要甜，先放盐”，这是辣椒炒肉的基本教条，我至今遵守——随后将肉片投入油锅中，随着“喷”的一声滋响，翻炒，肉的香味已出来三分。再倒入已洗净切好的青椒，满屋子就弥漫着呛人的浓烈香味。师傅们在厅堂里一边忙活，一边早已闻出了午餐的芳香，便越发认真细致地做好手中的每一道活儿。
我放学回家，饥肠辘辘地推开屋门。厅堂里撒满了木匠的工具：锯子、刨子、锉子、锤子、条凳、马叉、墨斗、折尺……地上是轻飘飘的刨木花与木屑，散发着扑鼻的木头气味。同时，从灶间里飘来了辣椒炒肉香，熟悉而诱人。厨房的小餐桌边，木匠师傅老江与年轻的徒弟正在用餐，一盘青椒炒肉摆在餐桌中间，引得我两眼直勾，口水不住地在嘴巴里打转。按规矩，师傅们用完餐之前，我们是不能上桌吃饭的。我不知道这是对师傅的尊重还是出于其他什么礼节。我呆呆地站在一边等待，看着他们师徒俩慢慢地享用。这时，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自己早点长大，成为一个像老江这样德高望重的手艺人，天天吃肉下饭，过幸福快乐的日子。
好不容易等师徒两人完餐下桌去了，我围上去正要饕餮一顿，母亲过来了。她指着桌上那盘青椒炒肉说：你看，这盘肉师徒俩几乎没动一下筷子，他们舍不得吃，晚上，我们要再热了给老江师傅吃，你忍一忍吧，等木匠活全做完了，师傅们回去了，咱们再吃。按照惯例，请工匠的主人家弄几个好菜摆在那儿，往往成为表达主人对师傅的热情与尊重的象征，工匠师傅们是不太随便开筷吃主人家荤菜的，否则，便被认为是师傅不懂礼节，要失去信誉。木匠师傅老江之所以在林溪村一带德高望重，不仅因其木工技艺高过一般师傅，做出来的凳子、杌子美观大观，木纹历历、结实耐用，还因为他有着别的师傅难以具备的节俭之德——他很少舍得吃主人家端上的荤菜，常常几天的木工活下来，几个荤菜与最初端上桌来时一模一样。
吃上香喷喷的辣椒炒肉下饭，成了我对生活最初的奢想。
我家一年到头吃不上几回猪肉，但家中的猪栏里却常常圈养着两头肥嘟嘟的肉猪。
那些年，养猪成了家里唯一的现金收入来源。种稻谷是养活一家人的七张嘴，填肚子，多余的稻谷背到粮管所去粜，又分公粮定购粮超购粮什么的，最终也卖不了几个钱。有时满满地载了一板车沉甸甸的稻谷去，回来时也不过从结算窗口里接过几张轻飘飘的钞票。大多数人家宁肯将稻谷留着用来养猪。养的猪卖出去，得到的是可以贴补家用的现金，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小孩看病、读书的学费，都得指望它。
傍晚，母亲在田岗里做完农活，顺路会到红薯地里掐一大捆红薯藤，用锄头挑着回家，预备第二天的猪食。早上，我还在睡梦中，就听到菜刀在木板上“咚咚咚咚”的声音，那是母亲出早工前在剁猪食。母亲把一家人的残茶剩饭收集了，又混上红薯藤、糙米，煮成一大锅当猪食。等我起床时，一大锅猪食已经煮好，热气腾腾地在厨房里。我们的饭食也在旁边。在一大桶潲水边，就是我们的小餐桌和一木甄满满的米饭。对此，我们从来不忌讳，并不是我们不讲卫生，而是我们把猪也当作家里的一员，我们要吃饭，猪也要进食。母亲不仅照顾我们一家七口的饮食起居，也照顾栏里的两头肉猪。有时母亲从田地劳作回家晚了，两头大肥猪嗷嗷待哺，母亲会舍不得，常常先热了猪食喂猪，再给我们做饭。母亲认为人饿一点不要紧，下顿多吃点就行，猪饿了就不长，到时卖不了钱，又拿什么给我们交学费？饿点肚子是小事，没钱上学是大事。不上学如何改变命运？今天如果要细究起来，我们五个儿女读书改变命运，一则是靠父亲在地里种的稻子，二则是靠母亲一潲桶一潲桶拉扯大的肉猪。
年初，父亲从集镇的猪仔市场买回两只小猪仔，年末，两只猪仔就变成了大肉猪。年复一年，猪栏里的猪一茬茬地长大，我们兄妹们也一天天长大，养猪赚钱，然后供养我们上学、看病、买衣服、备足油盐。我们的命运与肉猪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有几次，九月开学在即，我们兄妹的学费还没有着落，肉猪却不争气，还没有长到可以卖的程度。母亲心急如焚，给猪添加更多的好粮食。这样临时抱佛脚当然无济于事，即使我们念咒语样地在心里千百遍地念叨“猪儿猪儿快快长大”，也丝毫不见栏里的猪有什么反应。最终只得父亲出面，到学校里向校长申请缓交学费，先让孩子读书，待生猪出栏后再补齐。
在父母的心中，如果说养育我们儿女算是他们的第一事业的话，那么，养猪恐怕算是他们的第二重要的事业了。他们将侍弄庄稼之外的几乎所有精力都用在养猪上，不仅他们本身无暇顾及我们的学习，有时甚至年少的我们也被派到养猪的伟大事业中去。
放学后，我们被父母安排去打猪草。在夕阳西下的田岗上，村里刚放学的孩子手挎竹篮，一长串的排着长队，匆匆往田野里赶去。这成为林溪村当年最经典的一道风景。他们分散在田地里，扯田埂上的杂草作为猪食，每人每天一篮子是必须的。一些孩子贪玩，常常为地里的蚱蜢、青蛙和水里的鱼儿所吸引，忘记了来地里打猪草的任务，等天黑了才猛然发现自己还是两手空空。心里慌乱的孩子，要么是躲着不敢回家，要么是回到家里等待劳累了一整天的父母的责骂。少不更事的孩子，听不懂父母的责骂，他们当然不知道这责骂中更多的不是对孩子的责难，而是他们对自己繁重劳动的不满，对沉重生活的倾诉，对不可掌控的命运的诅咒。最后，村妇的责骂声、孩子的哭泣声，像无声的命运，与林溪村一起沉入了苍茫夜色之中。
有一回，村里一个孩子放学后去水圳里捞猪草，被湍急的河水冲走了。傍晚，家里的大人见孩子还没回来，以为孩子又贪玩了不敢回来，四下找寻。先是边找边责骂，接着是心急如焚有一种不祥的预兆挂在心头，最终，他们在水圳旁边找到了一个只装了半篮子猪草的篮子和孩子脱下的一件衣服。责骂变成了歇斯底里的自责和号陶，在夜晚的上空，悲痛震住了全村人颤动的神经。
我父母亲的宽怀美德时常体现在一些小事上，让我终生感恩。母亲从不让我们儿女独自去打猪草的。他们用自己更多的辛劳解决了猪食的问题——他们在塬里山上开辟了一块荒地，春夏在地里种了红薯，秋冬则在地里种了萝卜，我们兄妹不用去野地里打杂草，只是每天放学后到这块地里掐一筐红薯藤或拔一筐萝卜则可，两头大肉猪的猪食就基本解决。尽管父母亲为此不得不增加额外的劳动，但却让我们免除了很多打猪草的辛苦，让同龄孩子们羡慕不已。
在伟大的养猪事业中，最令人揪心的莫过于牲畜生病。头天晚上，一头肉猪闷闷的有些异样，低音哼哼地有些迷糊，不像往日那样急迫地争食。第二天，食槽里的猪食余了大半。母亲有些紧张了，决定给病号猪调理调理营养，特别煮了半斗白米稀饭作猪食，并在稀饭里加入了野菊花——在林溪，野菊花叫做消寒草药，据说具有清热解毒、怯寒除湿之效，哪个人有点头痛脑热，往往扯上一把野菊花煎服数日，大半可以痊愈。猪生病了，人们也多是先给吃了怯怯风寒，与人同理。但这一次，肉猪似乎并不见好转，连白米稀饭也不情愿凑近前来嗅一嗅。母亲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一头猪养到上百斤，一旦有闪失，对一个家庭来说算是一件重大的损失。母亲与父亲合计着，最终决定请兽医黄前来治疗。
兽医黄是个矮个子的中年人，邻村晏家村人，身体壮实得如一头牛。兽医黄父亲是个有名的老兽医，他技承父业，又进过乡兽医站培训，技术还算可以，只是天生不太言辞的性格，常常让人对猪的病情难以捉摸，空生出不少多余的担心。请兽医黄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远远近近就那么几个兽医，他每天东奔西跑上各家各户，见上一面是很难得的，既使请到了，他也不一定能马上来，往往要按先来后到排队等候一两天。兽医黄因此特别牛起来，养成了口气粗大、骄横跋扈的习惯，一般人都不放在眼里，稍有招待不足，比如准备的酒菜不好、付不了医猪病的现金、半夜把他喊来给病重的猪看病等等，他不仅要给主户使脸色，还会让你怀疑他到底下了多大力气医治。有时牲畜得了重病，农户也只有等着挨着，等兽医“忙”完其它事情才醉意蒙蒙、晃晃悠悠地赶来。有时，不等他来到，主人就眼睁睁地看着牲畜慢慢倒下、病死了，辛苦了半年的成果化为乌有。父亲那时是村委干部，多少还有些脸面，请兽医倒还算顺利。黄昏时分，兽医黄终于骑着自行车来了，车后架上固定着一个黄牛皮的药箱，里面琳琅满目地塞满了针头、注射液、注射器、药丸、听诊器之类。兽医黄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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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三十多年过去了，飘缈在林溪屋舍间那股诱人的辣椒炒肉香味，依然没有从我的记忆中散去，它是那么浓烈，那么芳香。
我在阶檐下玩耍，分辨不清味道最初从哪家邻居的灶间飘散出来，但我能分辨出它一定来自五月的新椒炒前架猪肉。香味从瓦楞的缝隙里钻出来，先是整条阶檐，从东到西，灌进了我们敏感的鼻腔，然后弥漫开来，整个林溪就都飘着香味，几乎全村的人都知道了今天有人要吃辣椒炒肉了。浓烈的香味，打开了我们每个孩子味蕾的想象力，涎水开始丰润起来，在嘴里打转；有人呛得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全身在瞬间释放了一种少有的痛快淋漓。
这大约是我对林溪村在味觉上的最深刻记忆了。它与林溪村黄昏下袅袅的炊烟气、与林溪村常有的谷酒香、与林溪村年节的鞭炮硝烟味，一起构成了我对林溪村永不磨灭的嗅觉印象。今天，这些记忆仍在加强着我的故乡情结，它们所寓意的浓浓乡情，使我无论走到哪里，在看到它们的片刻都能让我立即回想起故乡，回到林溪村那最初的生活场景。而除此之外，这份辣椒炒肉的呛人香味，还开启了我对于乡村的贫困与人性的认知，包含着我对生活磨砺的经历，它不仅形塑着我的乡村情感，也形塑着我的性情与品格。如果说炊烟是因为它一次次地反复在林溪的上空出现而强化了它在我心目中对故乡的认知，那么这浓烈的辣椒炒肉香味，则是以它十分诱人却很少出现而让我记住、让我期盼。这份香味，与贫困联系在一起、与饥饿联系在一起。
辣椒炒肉是我们待客的上等佳肴。这诱人的辣椒炒肉香，在我家常常与工匠手艺人一起出现。每次木匠、裁缝匠、篾匠的到来，给我们家修补农具、缝制新衣，这喷香的味道也随即到来。母亲取出攒了好久的零钱，清晨，步行三里路，从集镇上斫了半斤前架肉回来，又从自留地里摘回了新鲜的辣椒。她细心地将猪肉切成薄片，然后热油，再熟练地将食盐放到热油中——“肉要甜，先放盐”，这是辣椒炒肉的基本教条，我至今遵守——随后将肉片投入油锅中，随着“喷”的一声滋响，翻炒，肉的香味已出来三分。再倒入已洗净切好的青椒，满屋子就弥漫着呛人的浓烈香味。师傅们在厅堂里一边忙活，一边早已闻出了午餐的芳香，便越发认真细致地做好手中的每一道活儿。
我放学回家，饥肠辘辘地推开屋门。厅堂里撒满了木匠的工具：锯子、刨子、锉子、锤子、条凳、马叉、墨斗、折尺……地上是轻飘飘的刨木花与木屑，散发着扑鼻的木头气味。同时，从灶间里飘来了辣椒炒肉香，熟悉而诱人。厨房的小餐桌边，木匠师傅老江与年轻的徒弟正在用餐，一盘青椒炒肉摆在餐桌中间，引得我两眼直勾，口水不住地在嘴巴里打转。按规矩，师傅们用完餐之前，我们是不能上桌吃饭的。我不知道这是对师傅的尊重还是出于其他什么礼节。我呆呆地站在一边等待，看着他们师徒俩慢慢地享用。这时，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自己早点长大，成为一个像老江这样德高望重的手艺人，天天吃肉下饭，过幸福快乐的日子。
好不容易等师徒两人完餐下桌去了，我围上去正要饕餮一顿，母亲过来了。她指着桌上那盘青椒炒肉说：你看，这盘肉师徒俩几乎没动一下筷子，他们舍不得吃，晚上，我们要再热了给老江师傅吃，你忍一忍吧，等木匠活全做完了，师傅们回去了，咱们再吃。按照惯例，请工匠的主人家弄几个好菜摆在那儿，往往成为表达主人对师傅的热情与尊重的象征，工匠师傅们是不太随便开筷吃主人家荤菜的，否则，便被认为是师傅不懂礼节，要失去信誉。木匠师傅老江之所以在林溪村一带德高望重，不仅因其木工技艺高过一般师傅，做出来的凳子、杌子美观大观，木纹历历、结实耐用，还因为他有着别的师傅难以具备的节俭之德——他很少舍得吃主人家端上的荤菜，常常几天的木工活下来，几个荤菜与最初端上桌来时一模一样。
吃上香喷喷的辣椒炒肉下饭，成了我对生活最初的奢想。
我家一年到头吃不上几回猪肉，但家中的猪栏里却常常圈养着两头肥嘟嘟的肉猪。
那些年，养猪成了家里唯一的现金收入来源。种稻谷是养活一家人的七张嘴，填肚子，多余的稻谷背到粮管所去粜，又分公粮定购粮超购粮什么的，最终也卖不了几个钱。有时满满地载了一板车沉甸甸的稻谷去，回来时也不过从结算窗口里接过几张轻飘飘的钞票。大多数人家宁肯将稻谷留着用来养猪。养的猪卖出去，得到的是可以贴补家用的现金，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小孩看病、读书的学费，都得指望它。
傍晚，母亲在田岗里做完农活，顺路会到红薯地里掐一大捆红薯藤，用锄头挑着回家，预备第二天的猪食。早上，我还在睡梦中，就听到菜刀在木板上“咚咚咚咚”的声音，那是母亲出早工前在剁猪食。母亲把一家人的残茶剩饭收集了，又混上红薯藤、糙米，煮成一大锅当猪食。等我起床时，一大锅猪食已经煮好，热气腾腾地在厨房里。我们的饭食也在旁边。在一大桶潲水边，就是我们的小餐桌和一木甄满满的米饭。对此，我们从来不忌讳，并不是我们不讲卫生，而是我们把猪也当作家里的一员，我们要吃饭，猪也要进食。母亲不仅照顾我们一家七口的饮食起居，也照顾栏里的两头肉猪。有时母亲从田地劳作回家晚了，两头大肥猪嗷嗷待哺，母亲会舍不得，常常先热了猪食喂猪，再给我们做饭。母亲认为人饿一点不要紧，下顿多吃点就行，猪饿了就不长，到时卖不了钱，又拿什么给我们交学费？饿点肚子是小事，没钱上学是大事。不上学如何改变命运？今天如果要细究起来，我们五个儿女读书改变命运，一则是靠父亲在地里种的稻子，二则是靠母亲一潲桶一潲桶拉扯大的肉猪。
年初，父亲从集镇的猪仔市场买回两只小猪仔，年末，两只猪仔就变成了大肉猪。年复一年，猪栏里的猪一茬茬地长大，我们兄妹们也一天天长大，养猪赚钱，然后供养我们上学、看病、买衣服、备足油盐。我们的命运与肉猪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有几次，九月开学在即，我们兄妹的学费还没有着落，肉猪却不争气，还没有长到可以卖的程度。母亲心急如焚，给猪添加更多的好粮食。这样临时抱佛脚当然无济于事，即使我们念咒语样地在心里千百遍地念叨“猪儿猪儿快快长大”，也丝毫不见栏里的猪有什么反应。最终只得父亲出面，到学校里向校长申请缓交学费，先让孩子读书，待生猪出栏后再补齐。
在父母的心中，如果说养育我们儿女算是他们的第一事业的话，那么，养猪恐怕算是他们的第二重要的事业了。他们将侍弄庄稼之外的几乎所有精力都用在养猪上，不仅他们本身无暇顾及我们的学习，有时甚至年少的我们也被派到养猪的伟大事业中去。
放学后，我们被父母安排去打猪草。在夕阳西下的田岗上，村里刚放学的孩子手挎竹篮，一长串的排着长队，匆匆往田野里赶去。这成为林溪村当年最经典的一道风景。他们分散在田地里，扯田埂上的杂草作为猪食，每人每天一篮子是必须的。一些孩子贪玩，常常为地里的蚱蜢、青蛙和水里的鱼儿所吸引，忘记了来地里打猪草的任务，等天黑了才猛然发现自己还是两手空空。心里慌乱的孩子，要么是躲着不敢回家，要么是回到家里等待劳累了一整天的父母的责骂。少不更事的孩子，听不懂父母的责骂，他们当然不知道这责骂中更多的不是对孩子的责难，而是他们对自己繁重劳动的不满，对沉重生活的倾诉，对不可掌控的命运的诅咒。最后，村妇的责骂声、孩子的哭泣声，像无声的命运，与林溪村一起沉入了苍茫夜色之中。
有一回，村里一个孩子放学后去水圳里捞猪草，被湍急的河水冲走了。傍晚，家里的大人见孩子还没回来，以为孩子又贪玩了不敢回来，四下找寻。先是边找边责骂，接着是心急如焚有一种不祥的预兆挂在心头，最终，他们在水圳旁边找到了一个只装了半篮子猪草的篮子和孩子脱下的一件衣服。责骂变成了歇斯底里的自责和号陶，在夜晚的上空，悲痛震住了全村人颤动的神经。
我父母亲的宽怀美德时常体现在一些小事上，让我终生感恩。母亲从不让我们儿女独自去打猪草的。他们用自己更多的辛劳解决了猪食的问题——他们在塬里山上开辟了一块荒地，春夏在地里种了红薯，秋冬则在地里种了萝卜，我们兄妹不用去野地里打杂草，只是每天放学后到这块地里掐一筐红薯藤或拔一筐萝卜则可，两头大肉猪的猪食就基本解决。尽管父母亲为此不得不增加额外的劳动，但却让我们免除了很多打猪草的辛苦，让同龄孩子们羡慕不已。
在伟大的养猪事业中，最令人揪心的莫过于牲畜生病。头天晚上，一头肉猪闷闷的有些异样，低音哼哼地有些迷糊，不像往日那样急迫地争食。第二天，食槽里的猪食余了大半。母亲有些紧张了，决定给病号猪调理调理营养，特别煮了半斗白米稀饭作猪食，并在稀饭里加入了野菊花——在林溪，野菊花叫做消寒草药，据说具有清热解毒、怯寒除湿之效，哪个人有点头痛脑热，往往扯上一把野菊花煎服数日，大半可以痊愈。猪生病了，人们也多是先给吃了怯怯风寒，与人同理。但这一次，肉猪似乎并不见好转，连白米稀饭也不情愿凑近前来嗅一嗅。母亲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一头猪养到上百斤，一旦有闪失，对一个家庭来说算是一件重大的损失。母亲与父亲合计着，最终决定请兽医黄前来治疗。
兽医黄是个矮个子的中年人，邻村晏家村人，身体壮实得如一头牛。兽医黄父亲是个有名的老兽医，他技承父业，又进过乡兽医站培训，技术还算可以，只是天生不太言辞的性格，常常让人对猪的病情难以捉摸，空生出不少多余的担心。请兽医黄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远远近近就那么几个兽医，他每天东奔西跑上各家各户，见上一面是很难得的，既使请到了，他也不一定能马上来，往往要按先来后到排队等候一两天。兽医黄因此特别牛起来，养成了口气粗大、骄横跋扈的习惯，一般人都不放在眼里，稍有招待不足，比如准备的酒菜不好、付不了医猪病的现金、半夜把他喊来给病重的猪看病等等，他不仅要给主户使脸色，还会让你怀疑他到底下了多大力气医治。有时牲畜得了重病，农户也只有等着挨着，等兽医“忙”完其它事情才醉意蒙蒙、晃晃悠悠地赶来。有时，不等他来到，主人就眼睁睁地看着牲畜慢慢倒下、病死了，辛苦了半年的成果化为乌有。父亲那时是村委干部，多少还有些脸面，请兽医倒还算顺利。黄昏时分，兽医黄终于骑着自行车来了，车后架上固定着一个黄牛皮的药箱，里面琳琅满目地塞满了针头、注射液、注射器、药丸、听诊器之类。兽医黄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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