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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而言，199年的夏天是寒冷的。从城市重又返回乡下，我几近实现的城市梦想嘎然破灭。我仿佛突然掉进了冰窑，周遭的世界如严冬一样冰霜寒冷。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恍恍惚惚，心如土灰。
三年的师范生活被我打成了两捆严严实实的包裹，挑回了老家林溪。走在回村的机耕道上，正午的阳光耀眼得发白，但我内心却依然感到三冬的严寒。从城里重又回到乡下，回到林溪等待分配到某一个乡村小学。我感觉自己正与理想背道而驰。理想在城市，而我却一步步退回泥土地的乡村。远远地，我看到路的前头等待我的依然是林溪那千百年来容颜不改的田埂、水渠和村舍。城市，对我而言成了最大的泡影，转瞬即逝，越来越远。一种落魄的失意深深地揪紧了我。
回到林溪家里，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蒙头大睡。梦呓里，短暂的城市生活的过往，化作一幕幕陆离的场景，相互交错着、晃动着。青春焕发的少年、和蔼的师长、和我一样土里土气的同学、似是而非的朦胧爱情、乘坐了无数次的路公交车、滚动的篮球、修剪得干净整洁的花圃、林荫道、路边从来没人坐过的石凳、01寝室、**级三班最角落里的教室、满地石子的操场、阶梯教室高陡的台阶、袁河文学社的油印杂志……相互叠加着、翻腾着向我涌来，像袭卷而来的汹涌海潮，压迫着我、裹挟着我在痛苦与无望的海洋中沉浮了何止千遍！我的世界一忽儿晦如暗夜，一忽儿又挤进了一丝微弱的亮光。
理想之灯已幻灭。我静静地躺着。母亲以为我太疲劳了，一直不来打搅他儿子。直到第二天，她才俯在床边轻声地呼唤着我的名字叫我吃饭。我从梦呓中醒来，看见母亲满脸愁结的脸庞。我确实感觉太疲劳了，宛若重病初愈地虚弱。走出房间，门外耀眼的阳光发白地亮，刺得我眼睛都张不开，但仍感觉寒冷直指背脊。与梦境不一样的是，眼前这天上浮动的云朵、地上静默的物什是那么明白清晰，院子里的泥土、杂草、瓦砾、苦楝树、灌木，都无一不在证实：这就是林溪。这是我三年前告别的地方，带着欣喜与荣耀离开的地方，是我百倍地爱过但又千般逃离过、诅咒过的地方。这里不是城市！眼前的场景是那么熟悉，连阳光直射下空气中灰尘的舞动都那么真切。但眼前这一切又是那么陌生，恍如隔世般地遥远。
在那个酷暑七月，我遭受了最严酷的寒冷。
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着，不久就给我端上来一碗香葱面。母亲似乎想说什么，动动嘴唇但终于没有说。她那苍老的脸上写满了茫然。趁着菜香，我饿狼般地扒上几口，一股暖流洋溢了全身。我心里一酸，豆大的泪珠哗哗地从眼眶里滚落下来，叭嗒有声掉在热汤里。那刻，我突然明白，我的一生所求，不再是去做一个城里人，而是报答我那被无休止的农事劳作所困厄的、日渐苍老的父亲母亲。
那年，我十九岁。
大约十一二岁光景，我和兄妹已经学会跟着父母在地里劳作了，种豆、插秧、割稻、整垄、锄草、摘棉花……我们都是好帮手。我们得从小学会干这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为今后做一个合格的农民作准备。倘若谁家的孩子十二三岁了还不会做这些农活，就算不会受到父母亲的责难，邻里们的嘲讽却是免不了的。而有些孩子因为天才式地学会了赶牛犁田这样的成年男性农民才能胜任的农活，自然要受到远远近近人们不绝的赞许。
毕竟我的年纪还小，懦弱而稚嫩的腰身怎驮得起沉重的农活？俯在地里干活累了，我抬起头来，常常极目远望，透过澄明的空气隐隐约约看着远方天际线上城市的影子：平坦的田畴的尽头，陈列似的排着错落有致的楼宇，细长高耸的烟囱突出来，夕阳西下，给城市制造了一幅美丽的剪影。
对我而言，那是另一个没有打开的世界，遥不可及，虚幻缥缈；又是一张尚未冲洗的彩照底片，尚未在我面前展开它多彩的姿态。但我已在想象中将它打开了无数次，我已经让它汇聚了世界上所有美好与荣耀，所有幸福与尊严，所有快乐与希望，所有神秘与未来。
当我再次弯腰下去劳作时，这幅美妙的图景从我视野中消失了，但却印入了我的心里，在我心里打下了烙印。在这样一次次的俯仰之间，一个关于城市的最初念想就深深地嵌入了一个少年的灵魂。
在林溪，这样的念想又何只存在于我一个人的心里？我扛着锄头在田埂上走过，锄柄长过我的身高，在肩上摇摇晃晃。这时，“包公”叔叔挑着一担土肥从对面过来，总会慢下脚步，用他不紧不慢的语调对我说上几句：“后生，下蛮读书，长大了不要作田，作田受苦！”他说话的语气永远在调侃与认真之间的暧昧地带，让人感觉既亲切又郑重。要是遇上财生伯伯，他便免不了眨着小眼睛说几句表扬的话：“后生，做事蛮勤快呢！”一次，我与父母在三晋棱里种豆子，刚刚收割过早稻的地里，泥土被翻耕过，干爽细嫩。我负责扎土窝，窝铲在我手里飞也似的点着泥土，鸡啄米一样在窝铲后留下一排整齐的土窝。这时，国生伯伯过来了，看着我的动作，大肆表扬了一番：“后生，做事是蛮好，要是读书也有这样好就好哟”。听着村里这些德高望重的长辈们的话，我心里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觉得自己总算在同龄人中没有落后，该我做的农活我都会。在村里，我获得了一个少年应该得到的肯定。但这些话里却始终蕴含着劝勉我长大后不要作田的意思。难道他们心中也有一幅关于城市的图景？也有那种对农村生活的超越梦想？
城市，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成为我身边广为流传的一种神话。虽然，其时的我并不懂得理性思考城乡差别之所在，并不知道在政治上农民只是四分之一地享受一个城市公民的选举权；经济上农民被统购统销的经济政策钳制得快喘不过气来；文化上因农村的所有精英都被城市收割一空而日益走向衰亡与沉寂。但城市作为另一种生活、另一个世界、另一种尊严而存在，作为一个黄金般的理想、一个遥远的目标、一个对岸、一个不容置疑的未来在我心中存在。它像一棵树一样栽在我的心里，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也渐渐长大，枝繁叶茂，占据了我心中大片的阳光领地。在岁月的匆匆流转中，我很多梦想或者丢掉了、或者忘记了，但关于城市的这个梦想，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直接地立在了我的眼前。
与农村相对的城市，已经远远不是一个空间的概念。它已经被我们赋予了太多的政治优势、经济优势和文化优势，甚至它还饱含着人格的优势。我小学的一个同学，成绩特别好，是老师同学们公认的尖子生，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最值得炫耀的当然是长大了肯定要进城当城里人。他但凡与同学吵架，嘴上占不了便宜，情急之下必定要抖出自己的撒手锏——说：“你算什么，老子长大了进城吃工资，你进不了城”。这时，我常常看到对方一下子就蔫下去了，似乎理亏了一样黯然离开（尽管命运的捉弄，此后他虽然进了城，却很早就成了一个城市下岗工人）。这话比任何骂人的话、任何讲理由的话、任何强迫人的话都更有力量。为什么？现在看来，想必它在当时至少包含了以下内容：第一，它以城里人高尚而乡下人卑微、城里人高人一等而乡下人低人一等为基本的潜台词。第二，它在心理优势上战胜了对方，我虽然现在不是城里人，但我是个“将来的城里人”，你却是个将来的农民，你是下级的、低等的，你只能干着脏活累活度过一生，而我却高高在上，享受着你或你们提供的劳动成果。第三，它侮辱了对方，将对方定在“农村”这根耻辱柱上不得翻身；进了城的是老子，而没进城的是孙子，一个乡下人再嚣张也没什么用，不过是孙子的嚣张而已。
据说，只人少数命好的人，才能成为城里人。有人找爷爷算命，两手提了沉甸甸的四特酒、锦江酒，不只是问健康、问前程、问婚姻、问财运，还要问可否有城里人的命。我看到爷爷一会儿在纸上写着什么，一会儿又掐指推演，念念有词，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壬癸，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金木水火土，东西南北中。看着客人满意地拿着爷爷的字条儿回去，我想爷爷一定在纸上把他们的命运都排定了。
我一直想让爷爷也给我算算，早点揭示命运的密码，可省却我不必要的心力。爷爷那时还是个很严肃很神秘的人，不大和小孩说话。我几次壮了胆去找他，但刚进他摆满药瓶和有无数抽屉的中药柜的屋子里，看到他一脸严肃，话到嘴角又咽了回去。一次，又一个从外县来的客人要算命，爷爷似乎很高兴，和客人谈笑风生。我突然不知哪来的胆子，问爷爷我是否有城里人的命。爷爷板起了脸孔，说：“小孩子，问这些干啥！”吓得我从此再也不敢提起半字。
我只能将疑问藏在心里，等待机会揭开命运的密码。
一个普通的农民如我，如何能从千万个甚至亿万个农民中得到命运的特别眷顾而成为城里人呢？这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巨大的空洞，似乎时刻要从我心里崩出来。
我从城里亲戚那里认识了城里人。我的两个堂兄弟，还有几个表姐妹，他们都是城里人，穿着城里孩子的校服，很洋气、很干净，人还很聪明。暑假，他们会来到林溪。他们的到来，使林溪有了节日一般的快乐和生趣。他们告诉我很多闻所未闻的事情，他们跟随着村里的堂兄弟一起去捅马蜂窝、抓鸟雀、放牛，有时甚至还去池塘或水渠里戽鱼，充满了童年的快乐。这使得林溪单调而安静的日子忽然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意义与生趣。我自然十分羡慕他们，但他们却同时成了我心中的一大疼痛：他们是属于城市的，而我属于乡下，一种距离感不自觉地横亘在我们之间。这触动了我敏感的神经，多年后，我才知道它就是自尊。可是，他们有一种不容置疑的理由成为城里人：他们是城里人的子女，他们的父母是城里人，所以他们也是城里人。那时的我尚未获得理性的力量，也还未发展出自己的判断能力，对这种先我而存在的东西没有任何批判的勇气与智慧。但我有自然的情感，这让我直觉到了这其中深深的不平等，是不平等在伤害着我。
甚至有那么几年，我常常在心里无理地责备母亲。要是母亲是城里人多好！而偏偏，母亲曾经确实一度是城里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母亲还在城里的粮食部门工作，守着一个粮仓，主要任务是防仓鼠和麻雀。后来因为全国性的饥荒，即使守着满仓粮食的母亲也不得不在单位的动员下从城里返回到乡下，最后嫁给了乡下的父亲。我不懂得母亲为什么要回到乡下去。如果母亲不回老家的话，我自然就是城里人的儿子，也自然就是城里人了，享受着城里人的荣耀。其实这样的责备是根本没有任何道理的。那时，我并不知道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的城乡还没有出现分化，城里人与乡下人之间更没有什么门槛，当时出现过一次城市工作者返回农村的热潮，母亲只不过是裹挟其中的一个而已。再则，如果没有母亲的回乡，她又怎么会和父亲结婚并有我的存在呢？
或许，还有其他路让我成为城里人吗？
我十二岁的那一年，发生在邻村的一件事让我至今不忘。村里一个公认最漂亮的姑娘嫁到县城里去了！虽然这件事一开始就似乎注定了它的悲剧性，但当时却在远近都传为美谈。嫁到城里，意味着婚姻改变命运。我没见过那姑娘，但可以想象当时的胜况，她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个打破命运惯性的农村人。她的对象是个城里的一个残疾人，小儿麻痹症，整天待在轮椅上，并没有工作单位。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附加了太多外在因素的婚姻必然成为一场悲剧。城与乡之间的差距太大了，即使一个城里的残疾人也在这差距之中获得了俯视乡下人的优势。她终于成了城与乡之间的牺牲品。三年短暂的城里生活之后，这个可怜的女人离婚重又回到农村，但却失去了在农村正常生活下去的可能了。此事后来似乎再无人关注，故事最后在不知所终中从人们记忆的视野中淡忘了。
我不知道这件在老家轰动一时的事，当时对农村那些女孩子有着怎样的诱惑，又引起了她们对人生命运的多少思考与警惕。但它对我的启示是：改变命运，女孩子比男孩子要多一次机会，多一条道路。如果说女孩子还有一条狭窄而充满险恶的道路通往城里的话，那么农村的男孩子如我，便连这条狭窄的道路也没有。这不能不让人对命运产生深深地忧伤。
有那么几年，我疯狂地迷恋上了在泥土中到处挖掘。我扛着一把开山斧，在村庄里转悠，翻遍了每一个可疑的角落，老窑厂，桐树下，钟家井边，王家山下，那些陈年的瓦砾，那些老屋的墙角，都留下过我挖掘的痕迹，留下了大大小小的土坑。
我在寻宝。
我相信村庄古老的地底下，总会有那么几件价值连城的宝物被先人预先埋下，只是我尚未发现而已，而只要做一个有心人，总有一天我可以找到它们，找到它们，我就找到了打开自己命运之锁的钥匙。
我的异常之举启发于这样一个传闻：在离我们不远的某个村庄——因为是传闻，所以并没有具体名称——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带着全家老小辛辛苦苦地过着贫穷而寂寞的日子。但这样的日子忽然在一天改变了。一天，故事的主人公在自家耕作了一代又一代的菜地里劳作，一锄下去，掘进泥土里的锄头“铛”的一声碰到了硬物——这样的事我们常常遇到，但这个硬物要么是旧瓦片，要么是石子——故事的主人公这次碰上了好运气，他顺着挖下去，原来是一瓦坛金灿灿的金元宝，据说有几十块。老实巴交的农民当然不敢据为已有——按照法律，地底下的东西都归国家所有——他主动将金元宝交给了国家。国家提出奖励给农民几个金元宝——据说一个金元宝就够他一家人一辈子吃喝——可这个农民却什么也不要，只提出一个条件：让他们全家都“农转非”，从此吃商品粮、做城里人。结果，这农民全家大小如愿以偿地“洗脚上岸”成了城里人。
今天看来，这么完美的事多少有些杜撰的成分。但当时，它却真切地给了我不小的抚慰与希望，我忽然觉得在茫然的世界上，终于有了一点点希望。在地里锄草，我总是格外留心那些碎瓦片、断砖头，生怕错过改变命运的机会；在溪里玩耍，摸到一块像样的鹅卵石，总免不了端详个半天，决不让改变我命运的夜明珠从我的手里丢掉。有时走在路上，远远地看到阳光下一个东西反射出耀眼的亮光，无论远近，我总要跑过去，非看个究竟不可，生怕一块金子从我的鼻子底下错过，直到我一次又一次地拔开土灰，发现它不过是一片碎瓷或玻璃时，才满怀失望地离去。
一次次的扑空并没有让我失望，我无端地相信改变我命运的宝物一定会出现。在松里山山口的桐树下，我终于发现了目标。
我首先看到的是一块旧砖。从新水堤蜿蜒过来的干渠里，一块旧砖半截嵌在泥土中，这很像是一个大窖藏的开头。我屏着气息，耐心地挖去了周边松软的红土。这是一块与我们平常所见不一样的砖，明显更宽更厚，我不能判断它有多古老。取出一块砖后，令人惊喜的是，底下竟然还是同样整齐地码着的砖。古墓？古城墙？丰富的宝藏？我感觉自己正离城里人越来越近了。接下来的是金灿灿的金元宝，还是光彩四射的夜明珠？是稀世珍宝，还是千年古玩？如果我有这些，国家会让我一个人进城吃商品粮还是让我们全家？如果只让我一个人，那我怎么能不管自己的父母呢……我沉湎在幸福的遐思中，但手中的挖掘并没有停下。太阳西斜，汗水已经湿透了全身，我却无半点困倦。在田冈上劳作的人们围过来了，要见证我的伟大发现。我请来零根表弟帮忙。他是个健壮的小伙子，肌肤被长年的太阳晒得黝黑，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一层层的砖石被我们掘出来，在渠边码了一大堆。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天黑了也不肯散去。但久不见宝物显身，似乎又有些失望。我们仍然一无所获。齐腰深的坑底下，除了砖，还尽是砖，并不见什么稀世珍宝的影子，也没有任何古墓的迹象。几个老人在议论中终于想起来，这里原来是个砖窑。
围观的村民像退去的夕阳一样，渐渐散去了，空气也冷落下来了。不远处林溪村的上空，陆续升起了袅袅的炊烟，与暮霭混和在一起。我彻底失去了希望，一屁股软坐在旁边的草地上，被汗水打湿的衣服紧巴巴地贴在身上，渐渐有了一分凉意。夕阳褪去了它的热力，血红的霞光映在我脸上，沉重而压抑。
——其实我并没有甘心。我内心深处并没有接受那些砖仅仅是一个砖窑的传说。直到前两年，这块土地以每亩一万九千元的价格被镇政府征用，一个堂兄从镇政府手中取得了土地平整这桩生意。我请堂兄开着掘土机推开那个当年我不能深挖下去的地方，希望会有所发现。他照办了，那里的确是一个废弃了的旧砖窑。不过在邻近不到五十米的地方，他在很浅的红土层中却发现了古董，是几个没有着釉的瓦罐。据说，那是宋朝的东西，很值钱。
宝物与我擦身而过，即是命运与我擦身而过。我相信，偌大的村庄，先祖们生活了几百年的地方，他们总会把足迹或器物留在某个地方，村里一定还有其它的宝物在等着我去发现。
我瞄向了钟家井。我开始在钟家井的岸边徘徊，独自一个人，在心里一次次地打开它沉淹塘底的宝藏。
钟家井是村庄南面的一口池塘，据说它曾经是一口井，当年姓钟的几户人家就生活在周边。有井必有好泉。钟家井喷涌而出的泉水使井变成了塘，冰冷的泉水溢出了塘围泛滥成灾，让下冈的大片稻田无法正常生长。古老的村民想出了种种办法，都无法控制泉水。村民们铸造了七口金锅七口银锅倒扣泉眼，又压上了七架铜风车，才终于将冰冷的泉水制止住了。但从此，这些宝物就永远埋在了塘底下。
我被这个美丽的故事所陶醉，非常热衷于将这个神奇的传说讲给每一个来林溪的亲戚听，并从他们倾听的好奇中得到极大的满足。它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林溪村的镇村之宝。但为了成为城里人，我还是愿意，寻找一切机会，将这些财宝掘起并无偿交给国家。所幸的是，我并这样没有能力——而这种事本身也只不过是一种幻想，如果这传闻是真实的，恐怕金银之财早已被我们的父辈们挖起来交给国家换取城里人的生活去了。
没有珍宝，走出林溪的梦想又一次变得缥缈，反面让我荒唐的行径变成了村民们的笑柄。乡村的贫困与艰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远方城市的轮廓在平坦的田畴尽头隐隐约约。通往城市的路在哪里？一群白鹭飞过，在晴朗的天空排列成一个巨大的问号。我背着一袋米，腰上系着一根绳子，绳子上挂着一盏玻璃瓶改装的煤油灯，艰难地行走在弯弯曲曲的通往太和圩中学的田埂上。彼时的我并不清楚，读书，正在使自己通往城市的曲折而艰辛的道路上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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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余师范学校毕业后，我第一站分配到了与林溪不远的简家小学。
在简家小学的岁月既寂寞又安宁。清晨的校园，孩子们用一声带着露水的吟诵将我从睡梦中唤醒。然后是越来越喧闹的嘻戏和呼喊、追逐的脚步声和楼板“咚咚咚”的晃动。接下来，晨读的铃声响起，校园里嘈杂的嬉闹突然收住了，变为教室里甜嫩而整齐的朗读声，像晨练的军队严整的呐喊，响彻校园，飘散在周遭的稻田之上。我往往取了前晚看剩的书，坐在讲台上，加入了孩子们的朗读之中。孩子们读的课文是我小时候已经读过的，至今还记得。我自然读自己的书，鲁迅的散文诗，余秋雨的散文，海子和余光中的诗。我沉浸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也许孩子们之前从没见过老师也与他们一起晨读，张大好奇的眼睛看着我大声朗读。看着看着，孩子们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朗读，声音渐渐小下去了。等我猛然发现教室里只留下我的朗读声在独自飞扬时，我会忽然抬头，大声呵斥：“怎么没声音了！”于是，教室里重又响起多声部的琅琅书声，恬静而美好。
那些日子，我满足于沉静在自己的内心。白天的时间全留给了孩子们，教他们识字、组词、造句、朗读和作文，忙着处理孩子们之间永远不能完结的跌跌撞撞和瓜葛纠纷，与他们一起欣赏当时仅能找到的少量童诗与童话。晚上留给我自己，读自学考试的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本，渐次打开了我的文学视野与生活视野，文学之美，情感之美，浇灌着我饥渴的心灵，人生之路，世界之路，交错出现在我的思想天空。它们让我沉湎，使我对身边的人与物趋于疏远，让我忘记了城市的繁华、忘记了小镇上的喧嚣与永远源源不断传来的人间悲喜、风流韵事和掌故奇闻，以及那些与我一样的青年教师们排解寂寞的小聚会、小活动，喝酒、打牌、上城里看录相。
简家小学离集镇五六华里之遥，距老家林溪四五华里。校园坐落在一片平坦的稻田之间，出门就是田畴、水渠，青葱的稻苗向远处伸展，将各个村落连接在了一起。校门外一条笔直的乡村公路从稻田中间穿过，铺着圆滚滚的卵石，坑坑洼洼常年积水。路两头约五六百米处各一个村庄——简家村与欧里村——据说当年建校时两村各自坚持学校要建在自己村而相持不下差点擦枪走火，最后乡干部出面调停，才折中选在两村中间的这片稻田里。全校一至五年级七个班级，十三个教师。我是唯一科班出身的师范生，其余的要么是民办教师，要么是民办老师培训后转正的公办老师。民办老师是农村户口，工资由村委会按年支付，和农民没什么两样，生活来源主要还是靠种好自家的责任田，教书简直成了他们农事劳作之外的副业。公办老师是非农户口，工资由乡政府财政按月支付，虽然工资高出民办教师的三四倍，但也并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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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而言，199年的夏天是寒冷的。从城市重又返回乡下，我几近实现的城市梦想嘎然破灭。我仿佛突然掉进了冰窑，周遭的世界如严冬一样冰霜寒冷。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恍恍惚惚，心如土灰。
三年的师范生活被我打成了两捆严严实实的包裹，挑回了老家林溪。走在回村的机耕道上，正午的阳光耀眼得发白，但我内心却依然感到三冬的严寒。从城里重又回到乡下，回到林溪等待分配到某一个乡村小学。我感觉自己正与理想背道而驰。理想在城市，而我却一步步退回泥土地的乡村。远远地，我看到路的前头等待我的依然是林溪那千百年来容颜不改的田埂、水渠和村舍。城市，对我而言成了最大的泡影，转瞬即逝，越来越远。一种落魄的失意深深地揪紧了我。
回到林溪家里，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蒙头大睡。梦呓里，短暂的城市生活的过往，化作一幕幕陆离的场景，相互交错着、晃动着。青春焕发的少年、和蔼的师长、和我一样土里土气的同学、似是而非的朦胧爱情、乘坐了无数次的路公交车、滚动的篮球、修剪得干净整洁的花圃、林荫道、路边从来没人坐过的石凳、01寝室、**级三班最角落里的教室、满地石子的操场、阶梯教室高陡的台阶、袁河文学社的油印杂志……相互叠加着、翻腾着向我涌来，像袭卷而来的汹涌海潮，压迫着我、裹挟着我在痛苦与无望的海洋中沉浮了何止千遍！我的世界一忽儿晦如暗夜，一忽儿又挤进了一丝微弱的亮光。
理想之灯已幻灭。我静静地躺着。母亲以为我太疲劳了，一直不来打搅他儿子。直到第二天，她才俯在床边轻声地呼唤着我的名字叫我吃饭。我从梦呓中醒来，看见母亲满脸愁结的脸庞。我确实感觉太疲劳了，宛若重病初愈地虚弱。走出房间，门外耀眼的阳光发白地亮，刺得我眼睛都张不开，但仍感觉寒冷直指背脊。与梦境不一样的是，眼前这天上浮动的云朵、地上静默的物什是那么明白清晰，院子里的泥土、杂草、瓦砾、苦楝树、灌木，都无一不在证实：这就是林溪。这是我三年前告别的地方，带着欣喜与荣耀离开的地方，是我百倍地爱过但又千般逃离过、诅咒过的地方。这里不是城市！眼前的场景是那么熟悉，连阳光直射下空气中灰尘的舞动都那么真切。但眼前这一切又是那么陌生，恍如隔世般地遥远。
在那个酷暑七月，我遭受了最严酷的寒冷。
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着，不久就给我端上来一碗香葱面。母亲似乎想说什么，动动嘴唇但终于没有说。她那苍老的脸上写满了茫然。趁着菜香，我饿狼般地扒上几口，一股暖流洋溢了全身。我心里一酸，豆大的泪珠哗哗地从眼眶里滚落下来，叭嗒有声掉在热汤里。那刻，我突然明白，我的一生所求，不再是去做一个城里人，而是报答我那被无休止的农事劳作所困厄的、日渐苍老的父亲母亲。
那年，我十九岁。
大约十一二岁光景，我和兄妹已经学会跟着父母在地里劳作了，种豆、插秧、割稻、整垄、锄草、摘棉花……我们都是好帮手。我们得从小学会干这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为今后做一个合格的农民作准备。倘若谁家的孩子十二三岁了还不会做这些农活，就算不会受到父母亲的责难，邻里们的嘲讽却是免不了的。而有些孩子因为天才式地学会了赶牛犁田这样的成年男性农民才能胜任的农活，自然要受到远远近近人们不绝的赞许。
毕竟我的年纪还小，懦弱而稚嫩的腰身怎驮得起沉重的农活？俯在地里干活累了，我抬起头来，常常极目远望，透过澄明的空气隐隐约约看着远方天际线上城市的影子：平坦的田畴的尽头，陈列似的排着错落有致的楼宇，细长高耸的烟囱突出来，夕阳西下，给城市制造了一幅美丽的剪影。
对我而言，那是另一个没有打开的世界，遥不可及，虚幻缥缈；又是一张尚未冲洗的彩照底片，尚未在我面前展开它多彩的姿态。但我已在想象中将它打开了无数次，我已经让它汇聚了世界上所有美好与荣耀，所有幸福与尊严，所有快乐与希望，所有神秘与未来。
当我再次弯腰下去劳作时，这幅美妙的图景从我视野中消失了，但却印入了我的心里，在我心里打下了烙印。在这样一次次的俯仰之间，一个关于城市的最初念想就深深地嵌入了一个少年的灵魂。
在林溪，这样的念想又何只存在于我一个人的心里？我扛着锄头在田埂上走过，锄柄长过我的身高，在肩上摇摇晃晃。这时，“包公”叔叔挑着一担土肥从对面过来，总会慢下脚步，用他不紧不慢的语调对我说上几句：“后生，下蛮读书，长大了不要作田，作田受苦！”他说话的语气永远在调侃与认真之间的暧昧地带，让人感觉既亲切又郑重。要是遇上财生伯伯，他便免不了眨着小眼睛说几句表扬的话：“后生，做事蛮勤快呢！”一次，我与父母在三晋棱里种豆子，刚刚收割过早稻的地里，泥土被翻耕过，干爽细嫩。我负责扎土窝，窝铲在我手里飞也似的点着泥土，鸡啄米一样在窝铲后留下一排整齐的土窝。这时，国生伯伯过来了，看着我的动作，大肆表扬了一番：“后生，做事是蛮好，要是读书也有这样好就好哟”。听着村里这些德高望重的长辈们的话，我心里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觉得自己总算在同龄人中没有落后，该我做的农活我都会。在村里，我获得了一个少年应该得到的肯定。但这些话里却始终蕴含着劝勉我长大后不要作田的意思。难道他们心中也有一幅关于城市的图景？也有那种对农村生活的超越梦想？
城市，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成为我身边广为流传的一种神话。虽然，其时的我并不懂得理性思考城乡差别之所在，并不知道在政治上农民只是四分之一地享受一个城市公民的选举权；经济上农民被统购统销的经济政策钳制得快喘不过气来；文化上因农村的所有精英都被城市收割一空而日益走向衰亡与沉寂。但城市作为另一种生活、另一个世界、另一种尊严而存在，作为一个黄金般的理想、一个遥远的目标、一个对岸、一个不容置疑的未来在我心中存在。它像一棵树一样栽在我的心里，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也渐渐长大，枝繁叶茂，占据了我心中大片的阳光领地。在岁月的匆匆流转中，我很多梦想或者丢掉了、或者忘记了，但关于城市的这个梦想，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直接地立在了我的眼前。
与农村相对的城市，已经远远不是一个空间的概念。它已经被我们赋予了太多的政治优势、经济优势和文化优势，甚至它还饱含着人格的优势。我小学的一个同学，成绩特别好，是老师同学们公认的尖子生，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最值得炫耀的当然是长大了肯定要进城当城里人。他但凡与同学吵架，嘴上占不了便宜，情急之下必定要抖出自己的撒手锏——说：“你算什么，老子长大了进城吃工资，你进不了城”。这时，我常常看到对方一下子就蔫下去了，似乎理亏了一样黯然离开（尽管命运的捉弄，此后他虽然进了城，却很早就成了一个城市下岗工人）。这话比任何骂人的话、任何讲理由的话、任何强迫人的话都更有力量。为什么？现在看来，想必它在当时至少包含了以下内容：第一，它以城里人高尚而乡下人卑微、城里人高人一等而乡下人低人一等为基本的潜台词。第二，它在心理优势上战胜了对方，我虽然现在不是城里人，但我是个“将来的城里人”，你却是个将来的农民，你是下级的、低等的，你只能干着脏活累活度过一生，而我却高高在上，享受着你或你们提供的劳动成果。第三，它侮辱了对方，将对方定在“农村”这根耻辱柱上不得翻身；进了城的是老子，而没进城的是孙子，一个乡下人再嚣张也没什么用，不过是孙子的嚣张而已。
据说，只人少数命好的人，才能成为城里人。有人找爷爷算命，两手提了沉甸甸的四特酒、锦江酒，不只是问健康、问前程、问婚姻、问财运，还要问可否有城里人的命。我看到爷爷一会儿在纸上写着什么，一会儿又掐指推演，念念有词，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壬癸，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金木水火土，东西南北中。看着客人满意地拿着爷爷的字条儿回去，我想爷爷一定在纸上把他们的命运都排定了。
我一直想让爷爷也给我算算，早点揭示命运的密码，可省却我不必要的心力。爷爷那时还是个很严肃很神秘的人，不大和小孩说话。我几次壮了胆去找他，但刚进他摆满药瓶和有无数抽屉的中药柜的屋子里，看到他一脸严肃，话到嘴角又咽了回去。一次，又一个从外县来的客人要算命，爷爷似乎很高兴，和客人谈笑风生。我突然不知哪来的胆子，问爷爷我是否有城里人的命。爷爷板起了脸孔，说：“小孩子，问这些干啥！”吓得我从此再也不敢提起半字。
我只能将疑问藏在心里，等待机会揭开命运的密码。
一个普通的农民如我，如何能从千万个甚至亿万个农民中得到命运的特别眷顾而成为城里人呢？这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巨大的空洞，似乎时刻要从我心里崩出来。
我从城里亲戚那里认识了城里人。我的两个堂兄弟，还有几个表姐妹，他们都是城里人，穿着城里孩子的校服，很洋气、很干净，人还很聪明。暑假，他们会来到林溪。他们的到来，使林溪有了节日一般的快乐和生趣。他们告诉我很多闻所未闻的事情，他们跟随着村里的堂兄弟一起去捅马蜂窝、抓鸟雀、放牛，有时甚至还去池塘或水渠里戽鱼，充满了童年的快乐。这使得林溪单调而安静的日子忽然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意义与生趣。我自然十分羡慕他们，但他们却同时成了我心中的一大疼痛：他们是属于城市的，而我属于乡下，一种距离感不自觉地横亘在我们之间。这触动了我敏感的神经，多年后，我才知道它就是自尊。可是，他们有一种不容置疑的理由成为城里人：他们是城里人的子女，他们的父母是城里人，所以他们也是城里人。那时的我尚未获得理性的力量，也还未发展出自己的判断能力，对这种先我而存在的东西没有任何批判的勇气与智慧。但我有自然的情感，这让我直觉到了这其中深深的不平等，是不平等在伤害着我。
甚至有那么几年，我常常在心里无理地责备母亲。要是母亲是城里人多好！而偏偏，母亲曾经确实一度是城里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母亲还在城里的粮食部门工作，守着一个粮仓，主要任务是防仓鼠和麻雀。后来因为全国性的饥荒，即使守着满仓粮食的母亲也不得不在单位的动员下从城里返回到乡下，最后嫁给了乡下的父亲。我不懂得母亲为什么要回到乡下去。如果母亲不回老家的话，我自然就是城里人的儿子，也自然就是城里人了，享受着城里人的荣耀。其实这样的责备是根本没有任何道理的。那时，我并不知道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的城乡还没有出现分化，城里人与乡下人之间更没有什么门槛，当时出现过一次城市工作者返回农村的热潮，母亲只不过是裹挟其中的一个而已。再则，如果没有母亲的回乡，她又怎么会和父亲结婚并有我的存在呢？
或许，还有其他路让我成为城里人吗？
我十二岁的那一年，发生在邻村的一件事让我至今不忘。村里一个公认最漂亮的姑娘嫁到县城里去了！虽然这件事一开始就似乎注定了它的悲剧性，但当时却在远近都传为美谈。嫁到城里，意味着婚姻改变命运。我没见过那姑娘，但可以想象当时的胜况，她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个打破命运惯性的农村人。她的对象是个城里的一个残疾人，小儿麻痹症，整天待在轮椅上，并没有工作单位。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附加了太多外在因素的婚姻必然成为一场悲剧。城与乡之间的差距太大了，即使一个城里的残疾人也在这差距之中获得了俯视乡下人的优势。她终于成了城与乡之间的牺牲品。三年短暂的城里生活之后，这个可怜的女人离婚重又回到农村，但却失去了在农村正常生活下去的可能了。此事后来似乎再无人关注，故事最后在不知所终中从人们记忆的视野中淡忘了。
我不知道这件在老家轰动一时的事，当时对农村那些女孩子有着怎样的诱惑，又引起了她们对人生命运的多少思考与警惕。但它对我的启示是：改变命运，女孩子比男孩子要多一次机会，多一条道路。如果说女孩子还有一条狭窄而充满险恶的道路通往城里的话，那么农村的男孩子如我，便连这条狭窄的道路也没有。这不能不让人对命运产生深深地忧伤。
有那么几年，我疯狂地迷恋上了在泥土中到处挖掘。我扛着一把开山斧，在村庄里转悠，翻遍了每一个可疑的角落，老窑厂，桐树下，钟家井边，王家山下，那些陈年的瓦砾，那些老屋的墙角，都留下过我挖掘的痕迹，留下了大大小小的土坑。
我在寻宝。
我相信村庄古老的地底下，总会有那么几件价值连城的宝物被先人预先埋下，只是我尚未发现而已，而只要做一个有心人，总有一天我可以找到它们，找到它们，我就找到了打开自己命运之锁的钥匙。
我的异常之举启发于这样一个传闻：在离我们不远的某个村庄——因为是传闻，所以并没有具体名称——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带着全家老小辛辛苦苦地过着贫穷而寂寞的日子。但这样的日子忽然在一天改变了。一天，故事的主人公在自家耕作了一代又一代的菜地里劳作，一锄下去，掘进泥土里的锄头“铛”的一声碰到了硬物——这样的事我们常常遇到，但这个硬物要么是旧瓦片，要么是石子——故事的主人公这次碰上了好运气，他顺着挖下去，原来是一瓦坛金灿灿的金元宝，据说有几十块。老实巴交的农民当然不敢据为已有——按照法律，地底下的东西都归国家所有——他主动将金元宝交给了国家。国家提出奖励给农民几个金元宝——据说一个金元宝就够他一家人一辈子吃喝——可这个农民却什么也不要，只提出一个条件：让他们全家都“农转非”，从此吃商品粮、做城里人。结果，这农民全家大小如愿以偿地“洗脚上岸”成了城里人。
今天看来，这么完美的事多少有些杜撰的成分。但当时，它却真切地给了我不小的抚慰与希望，我忽然觉得在茫然的世界上，终于有了一点点希望。在地里锄草，我总是格外留心那些碎瓦片、断砖头，生怕错过改变命运的机会；在溪里玩耍，摸到一块像样的鹅卵石，总免不了端详个半天，决不让改变我命运的夜明珠从我的手里丢掉。有时走在路上，远远地看到阳光下一个东西反射出耀眼的亮光，无论远近，我总要跑过去，非看个究竟不可，生怕一块金子从我的鼻子底下错过，直到我一次又一次地拔开土灰，发现它不过是一片碎瓷或玻璃时，才满怀失望地离去。
一次次的扑空并没有让我失望，我无端地相信改变我命运的宝物一定会出现。在松里山山口的桐树下，我终于发现了目标。
我首先看到的是一块旧砖。从新水堤蜿蜒过来的干渠里，一块旧砖半截嵌在泥土中，这很像是一个大窖藏的开头。我屏着气息，耐心地挖去了周边松软的红土。这是一块与我们平常所见不一样的砖，明显更宽更厚，我不能判断它有多古老。取出一块砖后，令人惊喜的是，底下竟然还是同样整齐地码着的砖。古墓？古城墙？丰富的宝藏？我感觉自己正离城里人越来越近了。接下来的是金灿灿的金元宝，还是光彩四射的夜明珠？是稀世珍宝，还是千年古玩？如果我有这些，国家会让我一个人进城吃商品粮还是让我们全家？如果只让我一个人，那我怎么能不管自己的父母呢……我沉湎在幸福的遐思中，但手中的挖掘并没有停下。太阳西斜，汗水已经湿透了全身，我却无半点困倦。在田冈上劳作的人们围过来了，要见证我的伟大发现。我请来零根表弟帮忙。他是个健壮的小伙子，肌肤被长年的太阳晒得黝黑，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一层层的砖石被我们掘出来，在渠边码了一大堆。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天黑了也不肯散去。但久不见宝物显身，似乎又有些失望。我们仍然一无所获。齐腰深的坑底下，除了砖，还尽是砖，并不见什么稀世珍宝的影子，也没有任何古墓的迹象。几个老人在议论中终于想起来，这里原来是个砖窑。
围观的村民像退去的夕阳一样，渐渐散去了，空气也冷落下来了。不远处林溪村的上空，陆续升起了袅袅的炊烟，与暮霭混和在一起。我彻底失去了希望，一屁股软坐在旁边的草地上，被汗水打湿的衣服紧巴巴地贴在身上，渐渐有了一分凉意。夕阳褪去了它的热力，血红的霞光映在我脸上，沉重而压抑。
——其实我并没有甘心。我内心深处并没有接受那些砖仅仅是一个砖窑的传说。直到前两年，这块土地以每亩一万九千元的价格被镇政府征用，一个堂兄从镇政府手中取得了土地平整这桩生意。我请堂兄开着掘土机推开那个当年我不能深挖下去的地方，希望会有所发现。他照办了，那里的确是一个废弃了的旧砖窑。不过在邻近不到五十米的地方，他在很浅的红土层中却发现了古董，是几个没有着釉的瓦罐。据说，那是宋朝的东西，很值钱。
宝物与我擦身而过，即是命运与我擦身而过。我相信，偌大的村庄，先祖们生活了几百年的地方，他们总会把足迹或器物留在某个地方，村里一定还有其它的宝物在等着我去发现。
我瞄向了钟家井。我开始在钟家井的岸边徘徊，独自一个人，在心里一次次地打开它沉淹塘底的宝藏。
钟家井是村庄南面的一口池塘，据说它曾经是一口井，当年姓钟的几户人家就生活在周边。有井必有好泉。钟家井喷涌而出的泉水使井变成了塘，冰冷的泉水溢出了塘围泛滥成灾，让下冈的大片稻田无法正常生长。古老的村民想出了种种办法，都无法控制泉水。村民们铸造了七口金锅七口银锅倒扣泉眼，又压上了七架铜风车，才终于将冰冷的泉水制止住了。但从此，这些宝物就永远埋在了塘底下。
我被这个美丽的故事所陶醉，非常热衷于将这个神奇的传说讲给每一个来林溪的亲戚听，并从他们倾听的好奇中得到极大的满足。它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林溪村的镇村之宝。但为了成为城里人，我还是愿意，寻找一切机会，将这些财宝掘起并无偿交给国家。所幸的是，我并这样没有能力——而这种事本身也只不过是一种幻想，如果这传闻是真实的，恐怕金银之财早已被我们的父辈们挖起来交给国家换取城里人的生活去了。
没有珍宝，走出林溪的梦想又一次变得缥缈，反面让我荒唐的行径变成了村民们的笑柄。乡村的贫困与艰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远方城市的轮廓在平坦的田畴尽头隐隐约约。通往城市的路在哪里？一群白鹭飞过，在晴朗的天空排列成一个巨大的问号。我背着一袋米，腰上系着一根绳子，绳子上挂着一盏玻璃瓶改装的煤油灯，艰难地行走在弯弯曲曲的通往太和圩中学的田埂上。彼时的我并不清楚，读书，正在使自己通往城市的曲折而艰辛的道路上行进。
4
从新余师范学校毕业后，我第一站分配到了与林溪不远的简家小学。
在简家小学的岁月既寂寞又安宁。清晨的校园，孩子们用一声带着露水的吟诵将我从睡梦中唤醒。然后是越来越喧闹的嘻戏和呼喊、追逐的脚步声和楼板“咚咚咚”的晃动。接下来，晨读的铃声响起，校园里嘈杂的嬉闹突然收住了，变为教室里甜嫩而整齐的朗读声，像晨练的军队严整的呐喊，响彻校园，飘散在周遭的稻田之上。我往往取了前晚看剩的书，坐在讲台上，加入了孩子们的朗读之中。孩子们读的课文是我小时候已经读过的，至今还记得。我自然读自己的书，鲁迅的散文诗，余秋雨的散文，海子和余光中的诗。我沉浸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也许孩子们之前从没见过老师也与他们一起晨读，张大好奇的眼睛看着我大声朗读。看着看着，孩子们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朗读，声音渐渐小下去了。等我猛然发现教室里只留下我的朗读声在独自飞扬时，我会忽然抬头，大声呵斥：“怎么没声音了！”于是，教室里重又响起多声部的琅琅书声，恬静而美好。
那些日子，我满足于沉静在自己的内心。白天的时间全留给了孩子们，教他们识字、组词、造句、朗读和作文，忙着处理孩子们之间永远不能完结的跌跌撞撞和瓜葛纠纷，与他们一起欣赏当时仅能找到的少量童诗与童话。晚上留给我自己，读自学考试的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本，渐次打开了我的文学视野与生活视野，文学之美，情感之美，浇灌着我饥渴的心灵，人生之路，世界之路，交错出现在我的思想天空。它们让我沉湎，使我对身边的人与物趋于疏远，让我忘记了城市的繁华、忘记了小镇上的喧嚣与永远源源不断传来的人间悲喜、风流韵事和掌故奇闻，以及那些与我一样的青年教师们排解寂寞的小聚会、小活动，喝酒、打牌、上城里看录相。
简家小学离集镇五六华里之遥，距老家林溪四五华里。校园坐落在一片平坦的稻田之间，出门就是田畴、水渠，青葱的稻苗向远处伸展，将各个村落连接在了一起。校门外一条笔直的乡村公路从稻田中间穿过，铺着圆滚滚的卵石，坑坑洼洼常年积水。路两头约五六百米处各一个村庄——简家村与欧里村——据说当年建校时两村各自坚持学校要建在自己村而相持不下差点擦枪走火，最后乡干部出面调停，才折中选在两村中间的这片稻田里。全校一至五年级七个班级，十三个教师。我是唯一科班出身的师范生，其余的要么是民办教师，要么是民办老师培训后转正的公办老师。民办老师是农村户口，工资由村委会按年支付，和农民没什么两样，生活来源主要还是靠种好自家的责任田，教书简直成了他们农事劳作之外的副业。公办老师是非农户口，工资由乡政府财政按月支付，虽然工资高出民办教师的三四倍，但也并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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