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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道。我们每天都在晚报和商报上寻找，我们要找的东西却没有一点蛛丝马迹。这给我们有一种清风鸦静的感觉，静得让人不舒服。这的确很奇怪，在这个夏天，闷热、潮湿、烦躁和安静居然是同时到来的。肥大的泡桐树叶在热风中翻卷着，柏油马路踩上去，都要留下深深浅浅的坑。朱朱说，谢天谢地，包京生可能要逃过这一劫了。
我对朱朱的话不以为然。逃过是什么意思，好象他是本应受到惩罚的，却侥幸过了这一关。我相信阿利的话，包京生是无罪的。晚上我常常被热得睡不着觉，就坐起来望着窗外发傻，就好像在等待一口清风吹来。当然，我什么也等不到。我想起包京生，我已经很少很少在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想起他了。我努力不去想他现在的模样，他睡在哪里，吃的什么，穿的什么，我只是去想他从前跟我说过的话，可是这些话没一句是让我难忘的。后来，我想到了他热腾腾的气息，这种气息是真实的，好像他还把我圈在他的怀中，我身上被他咬过、啃过的地方，在轻轻地发辣，发痛。包京生啊，我想，你在怎么熬啊。
爸爸的保卫工作从白天转到了晚上，因为厂子在一天天垮掉，就像一个臃肿的人在一点点地死去。总有人乘着夜色从车间里搬走工具、零件，或者割走几十米电缆，灰狗子们呢，他们睁着眼睛呼呼大睡，等于告诉他们平安无事。而且灰狗子也越来越少了，厂里养不起这么多能把品碗吞下去的大嘴巴。厂长，就是爸爸口口声声尊为首长的那个人，亲自把爸爸找去谈了话，还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就值夜班吧，老何。你值夜班我吃得饱，也睡得着。拜托你守住厂门，就像卡恩守住德国的大门一样。厂长还很年轻，高大、结实，声如洪钟，大热天也穿西装、系领带，而且是出了名的足球迷。可怜我的爸爸，他根本不知道卡恩是谁，他从前只知道守仓库，现在只知道守厂门。厂长的话，把他的脸都涨红了。他站起来，立正，哆哆嗦嗦敬了一个军礼，他说，请首长放心吧。
厂长笑笑，再拍拍我的爸爸的肩膀，说，稍息，请稍息吧。
当天晚上，爸爸在厂门口堵住一个扛着砂轮出去的工人。他说，把东西放回去。那工人是个络腮胡子，光着上身，在路灯下，胸脯上的汗珠就跟猪油一样闪闪发光。父亲边说边拿警棍指着他肩膀上的砂轮，很温和地补充道，放回去你就没事了。
络腮胡子闷声闷气，我可以把砂轮放回去，我女儿的学杂费你来给我出？
爸爸说，我没有钱给你出，我女儿也要交学杂费。
络腮胡子说，那你就让开，当心砸了你的脚背啊。
但是爸爸不让，还拿警棍有节奏地敲着他肩上的砂轮。砂轮当当地响着，比他们说话的声音好听多了。而且是在又湿又热的晚上，立刻就有许多闲人围了过来，都是厂里的工人和家属，都在脸上挂了笑，要看怎么个收场。
络腮胡子就侧着身子撞了爸爸一下，他那么魁梧，又带着砂轮的重量，爸爸哪里经得起，他摇摇晃晃一阵，总算没有摔倒。他把警棍横起来，在络腮胡子的胸脯上戳了一戳。络腮胡子的胸脯上长着一片卷曲的毛，被黑油油的汗水浸泡着，像野猪鬃一样可怕。警棍在上面一戳就滑了开去，好象一个没有站稳的小脚老太太，围观的人群哈哈笑起来。络腮胡子很不高兴，就把砂轮小心翼翼地搁在地上，他说，妈的x，你多管闲事！他虎地一拳打在我爸爸的肚子上。我爸爸捂住肚子，很艰难地跪了下去。他说，妈的x，厂长不管要你管！又提起脚来，蹬在我爸爸的头发斑白的头顶上，我爸爸就慢慢地仰天倒下了。
人群嗡嗡地闹起来，一个老婆婆刚刚还在露着牙梗笑呢，这一会儿气得脸都发青了，她冲进来一把抓住络腮胡子的手臂，说，没有王法了！你来打我嘛！你来打我嘛！络腮胡子一甩手，老婆婆的手就被甩脱了。她又叫，打电话，给110打电话！不要让他跑脱了！
那络腮胡子也不跑，长长地唉了一声，在树影里蹲下来，点燃一根烟，闷头闷脑抽起来。
爸爸爬起来，一头的灰，一头的泥，他说，不要报警，不要报警。让他走吧，他再不会做这种事了，对吧？
络腮胡子拿拇指把烟头摁熄，直起身来就走了。围观者一片寂静，没一个人吭声。
爸爸给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非常的平静。他抽着烟，坐在屋子中央那把苍老的藤椅上，让风扇呜呜地吹着他。我一直都弄不懂，这把藤椅为什么总是放在中央呢？而爸爸只有在家里才抽烟，一支接着一支地抽。我说，爸爸，这是部队上的习惯吗？爸爸笑了笑，说，是我的习惯。
我又问他，那个络腮胡子怎么处理呢？爸爸说，处理什么呢？谁去处理呢？不会有什么处理的。
我忽然觉得，爸爸很伟大。他什么事情不知道？厂长听说爸爸护厂受伤后，打了手机来慰问，是我接的电话。隔着话筒，我都能嗅到刺鼻的酒精味。我说，他没什么，他喝酒去了，喝完酒去唱歌，唱完歌还要泡桑拿。谢谢你总是想着他。我就把电话挂了。父亲就坐在苍老的藤椅上抽烟，一言不发。
我们已经很长时间不去谈到妈妈了。因为我们一谈到妈妈，就会觉得她更加遥远。她开始给家里汇款，一般是一个月，可有时候是半个月，还有一段时间是三天两头。她不打电话了，也不写信了，汇款的节奏就好象她的心情一样，一阵平静，一阵折腾。汇款单从来没有去支取过，爸爸把它们放在一只铝制的饭盒里，搁在枕头边。我也从不问有多少钱，问过一次，爸爸说，你要花钱就自己去取，不要让我看见。
噢，你说，我还能再问什么呢？
那天晚上，我把包京生和阿利的事情讲给爸爸听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给他讲，大概是我们在一起总得讲点什么吧。他讲了他挨打的事情，而我似乎就在回报他一样。我讲着讲着，就看见爸爸把头吊在胸前，跟睡着了一样，只有风扇还在呜呜地吹。我犹豫了一下，是不是还要讲下去，爸爸却唔了一声，说，讲啊。我就接着讲，讲完了，我说，爸爸，包京生会没事吧？这一问，连我都觉得莫名其妙。我问爸爸，爸爸知道什么呢？
爸爸抬起眼皮，手指里夹的香烟都全烧成灰了，扭成了一条弯曲的灰虫，细细的烟灰在慢慢地飘落。他看看烟灰，并不弹掉它。爸爸说了一句粗话，这是部队里经常说的口头禅，所以也就不算是粗话了。他说，该死x朝天！
我觉得爸爸真的很伟大。
*第十一部分
阿利其实已经不是阿利了，因为他身上穿的不再是lee了，是我们根本不认识的牌子，他看起来好象更加随便，却反而让我们觉得生疏了。他衣服上的洋码就连宋小豆也不懂，有一回她虚了眼，凝视着那些字码，动了动嘴唇，试图要把它们读出来，却一直都没有能成功。她很难得地笑了一下，她说，不是英国货，也不是美国货。阿利，你更阔了啊？
的报道。我们每天都在晚报和商报上寻找，我们要找的东西却没有一点蛛丝马迹。这给我们有一种清风鸦静的感觉，静得让人不舒服。这的确很奇怪，在这个夏天，闷热、潮湿、烦躁和安静居然是同时到来的。肥大的泡桐树叶在热风中翻卷着，柏油马路踩上去，都要留下深深浅浅的坑。朱朱说，谢天谢地，包京生可能要逃过这一劫了。
我对朱朱的话不以为然。逃过是什么意思，好象他是本应受到惩罚的，却侥幸过了这一关。我相信阿利的话，包京生是无罪的。晚上我常常被热得睡不着觉，就坐起来望着窗外发傻，就好像在等待一口清风吹来。当然，我什么也等不到。我想起包京生，我已经很少很少在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想起他了。我努力不去想他现在的模样，他睡在哪里，吃的什么，穿的什么，我只是去想他从前跟我说过的话，可是这些话没一句是让我难忘的。后来，我想到了他热腾腾的气息，这种气息是真实的，好像他还把我圈在他的怀中，我身上被他咬过、啃过的地方，在轻轻地发辣，发痛。包京生啊，我想，你在怎么熬啊。
爸爸的保卫工作从白天转到了晚上，因为厂子在一天天垮掉，就像一个臃肿的人在一点点地死去。总有人乘着夜色从车间里搬走工具、零件，或者割走几十米电缆，灰狗子们呢，他们睁着眼睛呼呼大睡，等于告诉他们平安无事。而且灰狗子也越来越少了，厂里养不起这么多能把品碗吞下去的大嘴巴。厂长，就是爸爸口口声声尊为首长的那个人，亲自把爸爸找去谈了话，还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就值夜班吧，老何。你值夜班我吃得饱，也睡得着。拜托你守住厂门，就像卡恩守住德国的大门一样。厂长还很年轻，高大、结实，声如洪钟，大热天也穿西装、系领带，而且是出了名的足球迷。可怜我的爸爸，他根本不知道卡恩是谁，他从前只知道守仓库，现在只知道守厂门。厂长的话，把他的脸都涨红了。他站起来，立正，哆哆嗦嗦敬了一个军礼，他说，请首长放心吧。
厂长笑笑，再拍拍我的爸爸的肩膀，说，稍息，请稍息吧。
当天晚上，爸爸在厂门口堵住一个扛着砂轮出去的工人。他说，把东西放回去。那工人是个络腮胡子，光着上身，在路灯下，胸脯上的汗珠就跟猪油一样闪闪发光。父亲边说边拿警棍指着他肩膀上的砂轮，很温和地补充道，放回去你就没事了。
络腮胡子闷声闷气，我可以把砂轮放回去，我女儿的学杂费你来给我出？
爸爸说，我没有钱给你出，我女儿也要交学杂费。
络腮胡子说，那你就让开，当心砸了你的脚背啊。
但是爸爸不让，还拿警棍有节奏地敲着他肩上的砂轮。砂轮当当地响着，比他们说话的声音好听多了。而且是在又湿又热的晚上，立刻就有许多闲人围了过来，都是厂里的工人和家属，都在脸上挂了笑，要看怎么个收场。
络腮胡子就侧着身子撞了爸爸一下，他那么魁梧，又带着砂轮的重量，爸爸哪里经得起，他摇摇晃晃一阵，总算没有摔倒。他把警棍横起来，在络腮胡子的胸脯上戳了一戳。络腮胡子的胸脯上长着一片卷曲的毛，被黑油油的汗水浸泡着，像野猪鬃一样可怕。警棍在上面一戳就滑了开去，好象一个没有站稳的小脚老太太，围观的人群哈哈笑起来。络腮胡子很不高兴，就把砂轮小心翼翼地搁在地上，他说，妈的x，你多管闲事！他虎地一拳打在我爸爸的肚子上。我爸爸捂住肚子，很艰难地跪了下去。他说，妈的x，厂长不管要你管！又提起脚来，蹬在我爸爸的头发斑白的头顶上，我爸爸就慢慢地仰天倒下了。
人群嗡嗡地闹起来，一个老婆婆刚刚还在露着牙梗笑呢，这一会儿气得脸都发青了，她冲进来一把抓住络腮胡子的手臂，说，没有王法了！你来打我嘛！你来打我嘛！络腮胡子一甩手，老婆婆的手就被甩脱了。她又叫，打电话，给110打电话！不要让他跑脱了！
那络腮胡子也不跑，长长地唉了一声，在树影里蹲下来，点燃一根烟，闷头闷脑抽起来。
爸爸爬起来，一头的灰，一头的泥，他说，不要报警，不要报警。让他走吧，他再不会做这种事了，对吧？
络腮胡子拿拇指把烟头摁熄，直起身来就走了。围观者一片寂静，没一个人吭声。
爸爸给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非常的平静。他抽着烟，坐在屋子中央那把苍老的藤椅上，让风扇呜呜地吹着他。我一直都弄不懂，这把藤椅为什么总是放在中央呢？而爸爸只有在家里才抽烟，一支接着一支地抽。我说，爸爸，这是部队上的习惯吗？爸爸笑了笑，说，是我的习惯。
我又问他，那个络腮胡子怎么处理呢？爸爸说，处理什么呢？谁去处理呢？不会有什么处理的。
我忽然觉得，爸爸很伟大。他什么事情不知道？厂长听说爸爸护厂受伤后，打了手机来慰问，是我接的电话。隔着话筒，我都能嗅到刺鼻的酒精味。我说，他没什么，他喝酒去了，喝完酒去唱歌，唱完歌还要泡桑拿。谢谢你总是想着他。我就把电话挂了。父亲就坐在苍老的藤椅上抽烟，一言不发。
我们已经很长时间不去谈到妈妈了。因为我们一谈到妈妈，就会觉得她更加遥远。她开始给家里汇款，一般是一个月，可有时候是半个月，还有一段时间是三天两头。她不打电话了，也不写信了，汇款的节奏就好象她的心情一样，一阵平静，一阵折腾。汇款单从来没有去支取过，爸爸把它们放在一只铝制的饭盒里，搁在枕头边。我也从不问有多少钱，问过一次，爸爸说，你要花钱就自己去取，不要让我看见。
噢，你说，我还能再问什么呢？
那天晚上，我把包京生和阿利的事情讲给爸爸听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给他讲，大概是我们在一起总得讲点什么吧。他讲了他挨打的事情，而我似乎就在回报他一样。我讲着讲着，就看见爸爸把头吊在胸前，跟睡着了一样，只有风扇还在呜呜地吹。我犹豫了一下，是不是还要讲下去，爸爸却唔了一声，说，讲啊。我就接着讲，讲完了，我说，爸爸，包京生会没事吧？这一问，连我都觉得莫名其妙。我问爸爸，爸爸知道什么呢？
爸爸抬起眼皮，手指里夹的香烟都全烧成灰了，扭成了一条弯曲的灰虫，细细的烟灰在慢慢地飘落。他看看烟灰，并不弹掉它。爸爸说了一句粗话，这是部队里经常说的口头禅，所以也就不算是粗话了。他说，该死x朝天！
我觉得爸爸真的很伟大。
*第十一部分
阿利其实已经不是阿利了，因为他身上穿的不再是lee了，是我们根本不认识的牌子，他看起来好象更加随便，却反而让我们觉得生疏了。他衣服上的洋码就连宋小豆也不懂，有一回她虚了眼，凝视着那些字码，动了动嘴唇，试图要把它们读出来，却一直都没有能成功。她很难得地笑了一下，她说，不是英国货，也不是美国货。阿利，你更阔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