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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丈夫自己问自己，一摸额头便回想起来了“那是在林哈特酒家，然后是铁路王酒家，再后是卡莱思都酒家，不是科学院旁边的那一家，而是正对着码头的滨江道上的那一家，然后是铁铺酒家，再往下是波多里酒家，还有叫什么名字来着？”我丈夫在绞尽脑汁、摸着脑门子说“喏，它旁边就是铁货铺对，叫啤酒厂酒家，当然还有马利扬图画酒家，在马利奇卡对面，而在这家酒店对面则是巴索夫斯克酒家，是在哈夫利切克广场上。可是我最喜欢的还是那家拉巴罗马小酒店。常去那里的有”“我知道，”我打断了我丈夫的话“我已经听说过拉巴罗马小酒店了。士兵们常到那里去玩妞儿。”
我说过之后，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便开心地笑了，笑声大得使高层人士常去的热尼什基酒家的所有顾客都朝我看。有人从外面打开门，接着他用手撩了好半天那红色帷幕，可总也撩不起来，他只好作罢。有人从街上往这玻璃门上猛击了一拳，门前挂着的就是这块靠人手才能撩开的红丝绒帷幕我在照着图样纸绣画。而我丈夫却视我那些图画如眼中钉肉中刺。我可是最喜欢照着样子用彩线绣这些图画了。他的朋友们来我们家时，所有这些未来的顶尖人物都抱着极大的反感看待我这活儿，还带着同情的目光瞧着我丈夫。我把我那些尚未绣完的画图纸摆到他们面前，请他们出出主意，请他们帮我挑选彩色绣花线，可是这些未来的世界冠军们却耸耸肩膀，坐得离我远远的，继续讨论当前被诺维乔克和巴黎所震撼的艺术，谈论抽象的表现主义，谈论粗犷派艺术、抒情的抽象，谈论加缪、萨特，谈论爵士乐演奏家、桑德堡、弗林格蒂和凯鲁亚克，还谈到老庞德的病
我一边听着，一边继续挑选彩色线准备照着样子绣一幅布拉格宫。我丈夫的朋友走到我背后瞧看，而我故意装得非常欣喜且精力集中的样子，把紧绷在绣花框子上的麻布取出来。那上面已经绣了蓝色的布拉格宫轮廓朋友们在周围嚷嚷着：“跟毕加索比怎么样？像达里的？要不像劳申伯格的？”我仍在挑选彩线，从已显图样上的颜色来配色，将线穿进针鼻眼里，画面慢慢地、但肯定在一步步显现出来。我已学会从边上往中间绣，当画面东一下西一下颠三倒四地逐渐显现时，我觉得最有意思了；当这彩色画面还看不出是个什么东西时，我觉得它非常美
我丈夫跟他的朋友们在继续进行着他们那机敏的讨论，这都是他们从一些专题论文里看来的材料。我丈夫以为这样就能制服我、贬低我。当我拿我的绣花图案装腔作势地给这些未来的顶尖人物、这些冠军们看时，他们在我的画旁走来走去，根本没有察觉到我在蔑视他们，还一个劲儿地拿我取乐，出主意说应该把我的画剪成碎块儿来做拼画；说我该往这幅画上钉上一颗钉子拿来挂破闹钟；还说要在我这幅尚未绣完的画上挂一块怀表的表盘我把已经绣成的吕内堡的帚石南丛拿来给他们看，他们大家都捂着眼睛或堵着耳朵、跺着脚，大演其戏，说看了这幅画心里不好受，可能得挨个儿从窗口跳出去，说我们要是住在四楼上我摇着头、弹了弹太阳穴，按摩了一下眼眶，以便看清这些小丑。我就用这些画来报复我丈夫这些从来不让我对他们的讨论插一句嘴的朋友。
当我想对他们的讨论说点什么时，我丈夫甚至在我头上一挥手，大家随即打断我结结巴巴说出的几个字，禁止我发言，因为他们认为我不够格参加他们的讨论，其实他们争论的时候，谁也不听别人在说些什么，只等着让自己的观点，仅仅是仅仅是自己的观点占据这个讨论，以捍卫自己的自卑，我却清楚地看到自己一点儿也不比所有我们的这些客人差。我故意把我那张刚开始绣的画放在两个窗子之间那块上面耷拉着常青藤枝子的卧式镜子上，让它再映照出来一份。我用两个拳头做成两个观察孔欣赏着我的这作品，还后退几步，为我这双巧手感到自负，感到自我得意，因为只有我还正正经经干了件实实在在的事情。
而我丈夫的这些朋友们，仅仅仅仅掏出他们的针织运动衫，只等着他们的时运一到，便都成为第一号种子别的时候，我也把金色布拉格一书拿来给他们这帮人看，这是我丈夫给我从焦街废纸回收站带回来的。我浏览着书上的插图，为了给他们添点乱，我像打开弥撒书一样翻开这本书，将它塞到他们的眼皮底下。可我丈夫看我的那神气就像我压根儿不在这儿，就像我是透明无色的。我可不买他们的账，偏把金色布拉格摊开放在桌上，大声读起波赫达卡明茨基的诗来。大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听我读一会儿，有两人跑了出去，两人同时钻进院子里那个敞着门的厕所，同时装作在呕吐；其他人对我丈夫表示同情、慰问，我却坚持把卡明茨基的诗读完了
当我把我结婚时的照片寄到德国我妈妈那里时，我妈妈回信开玩笑说她很高兴我嫁了一个俄国佬。她说从照片上看，我丈夫根据他那高颧骨该是乌拉尔山脉一带的人。她说对了，因为我丈夫自己也说他和他的前辈们都有一副高颧骨，说这些摩拉维亚人反正有一半是类似阿瓦尔人、鞑靼人和马扎尔人的人种。我注意到，连我丈夫的表妹米拉达也有着一副高颧骨、歪脸盘和短下颚。米拉达常常拿着一本大相册，像翻弥撒书一样一页一页地翻着，不仅将她的父母而且将她的兄弟姐妹指给我看，整个一群人都是一副目光严肃的、旧奥地利乡下人的模样，连我丈夫也弄不清谁是谁。他跟我说，他只能根据高颧骨来认出他的亲戚，因为他的那些七姑子八舅子肯定有上百人，于是我丈夫只得放弃向我介绍谁叫什么名字，谁的命运如何的念头。只有米拉达给我介绍了一些人的名字，可是到头来我还是没法将名字与面相联系起来。我只知道一点：这些照片上所有的人都庄严得跟皇后和国王们一样。从他们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生活在旧奥地利一点儿也不轻松，从这些人身上仅能看出辛勤劳动的痕迹，仅仅能看到握得紧紧的累坏的手，所有男人都显得过早地衰老，他们的眼睛仿佛都有白内障，而且两只眼一高一低，似乎总在瞅着某个遥远的地方，那些男人看什么东西时就像瞧着那永恒，连那些女人也大概如此，手里抽搐地捏着祈祷书，仿佛那天主教的歌本上的圣母歌流进了她们的灵魂和眼睛里。
当我们坐在宁城家里，外面下雨出不去时，我丈夫也拿出一本红丝绒加金粉点封面、跟米拉达那本几乎一样的相册。我婆婆像米拉达一样努力将各个家庭成员以及那些亲戚们的相片和名字联系起来告诉我，她这么一页一页地翻着，不但那些名字一过就忘，那些彼此近似的相貌也记不住。就像我丈夫说的，他使劲将这些脸、身材与名字联系起来，从十岁左右就努力记。他还特别喜欢翻阅这本外婆摆在两个窗子中间桌子上的相册。当外婆在啤酒厂仙逝，当圣母玛利亚在啤酒厂上空弯下身来将外婆拽进天堂时，就像我丈夫说的，他便上百次地翻着这本相册，可只能记住外婆和外公的脸，还有米拉达的几个亲戚。我只知道，旧世界对我丈夫来说是个可怕的东西，他说他只要回想一下旧奥地利时期这些男人的目光，恐怕就... -->>
我丈夫自己问自己，一摸额头便回想起来了“那是在林哈特酒家，然后是铁路王酒家，再后是卡莱思都酒家，不是科学院旁边的那一家，而是正对着码头的滨江道上的那一家，然后是铁铺酒家，再往下是波多里酒家，还有叫什么名字来着？”我丈夫在绞尽脑汁、摸着脑门子说“喏，它旁边就是铁货铺对，叫啤酒厂酒家，当然还有马利扬图画酒家，在马利奇卡对面，而在这家酒店对面则是巴索夫斯克酒家，是在哈夫利切克广场上。可是我最喜欢的还是那家拉巴罗马小酒店。常去那里的有”“我知道，”我打断了我丈夫的话“我已经听说过拉巴罗马小酒店了。士兵们常到那里去玩妞儿。”
我说过之后，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便开心地笑了，笑声大得使高层人士常去的热尼什基酒家的所有顾客都朝我看。有人从外面打开门，接着他用手撩了好半天那红色帷幕，可总也撩不起来，他只好作罢。有人从街上往这玻璃门上猛击了一拳，门前挂着的就是这块靠人手才能撩开的红丝绒帷幕我在照着图样纸绣画。而我丈夫却视我那些图画如眼中钉肉中刺。我可是最喜欢照着样子用彩线绣这些图画了。他的朋友们来我们家时，所有这些未来的顶尖人物都抱着极大的反感看待我这活儿，还带着同情的目光瞧着我丈夫。我把我那些尚未绣完的画图纸摆到他们面前，请他们出出主意，请他们帮我挑选彩色绣花线，可是这些未来的世界冠军们却耸耸肩膀，坐得离我远远的，继续讨论当前被诺维乔克和巴黎所震撼的艺术，谈论抽象的表现主义，谈论粗犷派艺术、抒情的抽象，谈论加缪、萨特，谈论爵士乐演奏家、桑德堡、弗林格蒂和凯鲁亚克，还谈到老庞德的病
我一边听着，一边继续挑选彩色线准备照着样子绣一幅布拉格宫。我丈夫的朋友走到我背后瞧看，而我故意装得非常欣喜且精力集中的样子，把紧绷在绣花框子上的麻布取出来。那上面已经绣了蓝色的布拉格宫轮廓朋友们在周围嚷嚷着：“跟毕加索比怎么样？像达里的？要不像劳申伯格的？”我仍在挑选彩线，从已显图样上的颜色来配色，将线穿进针鼻眼里，画面慢慢地、但肯定在一步步显现出来。我已学会从边上往中间绣，当画面东一下西一下颠三倒四地逐渐显现时，我觉得最有意思了；当这彩色画面还看不出是个什么东西时，我觉得它非常美
我丈夫跟他的朋友们在继续进行着他们那机敏的讨论，这都是他们从一些专题论文里看来的材料。我丈夫以为这样就能制服我、贬低我。当我拿我的绣花图案装腔作势地给这些未来的顶尖人物、这些冠军们看时，他们在我的画旁走来走去，根本没有察觉到我在蔑视他们，还一个劲儿地拿我取乐，出主意说应该把我的画剪成碎块儿来做拼画；说我该往这幅画上钉上一颗钉子拿来挂破闹钟；还说要在我这幅尚未绣完的画上挂一块怀表的表盘我把已经绣成的吕内堡的帚石南丛拿来给他们看，他们大家都捂着眼睛或堵着耳朵、跺着脚，大演其戏，说看了这幅画心里不好受，可能得挨个儿从窗口跳出去，说我们要是住在四楼上我摇着头、弹了弹太阳穴，按摩了一下眼眶，以便看清这些小丑。我就用这些画来报复我丈夫这些从来不让我对他们的讨论插一句嘴的朋友。
当我想对他们的讨论说点什么时，我丈夫甚至在我头上一挥手，大家随即打断我结结巴巴说出的几个字，禁止我发言，因为他们认为我不够格参加他们的讨论，其实他们争论的时候，谁也不听别人在说些什么，只等着让自己的观点，仅仅是仅仅是自己的观点占据这个讨论，以捍卫自己的自卑，我却清楚地看到自己一点儿也不比所有我们的这些客人差。我故意把我那张刚开始绣的画放在两个窗子之间那块上面耷拉着常青藤枝子的卧式镜子上，让它再映照出来一份。我用两个拳头做成两个观察孔欣赏着我的这作品，还后退几步，为我这双巧手感到自负，感到自我得意，因为只有我还正正经经干了件实实在在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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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把我结婚时的照片寄到德国我妈妈那里时，我妈妈回信开玩笑说她很高兴我嫁了一个俄国佬。她说从照片上看，我丈夫根据他那高颧骨该是乌拉尔山脉一带的人。她说对了，因为我丈夫自己也说他和他的前辈们都有一副高颧骨，说这些摩拉维亚人反正有一半是类似阿瓦尔人、鞑靼人和马扎尔人的人种。我注意到，连我丈夫的表妹米拉达也有着一副高颧骨、歪脸盘和短下颚。米拉达常常拿着一本大相册，像翻弥撒书一样一页一页地翻着，不仅将她的父母而且将她的兄弟姐妹指给我看，整个一群人都是一副目光严肃的、旧奥地利乡下人的模样，连我丈夫也弄不清谁是谁。他跟我说，他只能根据高颧骨来认出他的亲戚，因为他的那些七姑子八舅子肯定有上百人，于是我丈夫只得放弃向我介绍谁叫什么名字，谁的命运如何的念头。只有米拉达给我介绍了一些人的名字，可是到头来我还是没法将名字与面相联系起来。我只知道一点：这些照片上所有的人都庄严得跟皇后和国王们一样。从他们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生活在旧奥地利一点儿也不轻松，从这些人身上仅能看出辛勤劳动的痕迹，仅仅能看到握得紧紧的累坏的手，所有男人都显得过早地衰老，他们的眼睛仿佛都有白内障，而且两只眼一高一低，似乎总在瞅着某个遥远的地方，那些男人看什么东西时就像瞧着那永恒，连那些女人也大概如此，手里抽搐地捏着祈祷书，仿佛那天主教的歌本上的圣母歌流进了她们的灵魂和眼睛里。
当我们坐在宁城家里，外面下雨出不去时，我丈夫也拿出一本红丝绒加金粉点封面、跟米拉达那本几乎一样的相册。我婆婆像米拉达一样努力将各个家庭成员以及那些亲戚们的相片和名字联系起来告诉我，她这么一页一页地翻着，不但那些名字一过就忘，那些彼此近似的相貌也记不住。就像我丈夫说的，他使劲将这些脸、身材与名字联系起来，从十岁左右就努力记。他还特别喜欢翻阅这本外婆摆在两个窗子中间桌子上的相册。当外婆在啤酒厂仙逝，当圣母玛利亚在啤酒厂上空弯下身来将外婆拽进天堂时，就像我丈夫说的，他便上百次地翻着这本相册，可只能记住外婆和外公的脸，还有米拉达的几个亲戚。我只知道，旧世界对我丈夫来说是个可怕的东西，他说他只要回想一下旧奥地利时期这些男人的目光，恐怕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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