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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的老家在山东威海,那是一个习武之乡,对发扬光大民族传统武术有着悠久的传统。爷爷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太爷,因家乡闹旱灾,带着爷爷逃出了山东,过山海关的时候,太爷染上了病,太爷带着病在爷爷的搀扶下继续往前赶,走了三天三夜,来到奉天郊外的一个地方,太爷就不行了,爷爷眼睁睁看着太爷倒完最后一口气,闭上眼睛,爷爷用双手在土里扒了一个坑,便把太爷埋葬了。埋葬了太爷,爷爷又继续往前走,最后来到了大兴安岭下,爷爷举目无亲,便做了周家的长工。
冬天那一天的早晨,爷爷为了在周家太太小凤面前维护一个二十岁长工的尊严,抡圆了铁锹,把周家少爷打倒在雪地里。他想,那一锹一定打死了周家少爷,欠债还债,杀人偿命,爷爷牢牢记着中国这条古训,为了保住自己的命一口气跑到了大兴安岭的山上。
大兴安岭白茫茫一片,树木繁杂,别说藏一个人就是藏下个千军万马也不容易被人找到。爷爷跑到山脚下时,就清醒过来,他知道,无论如何也回不去周家了,在这方圆的屯子里也不会再容下一个二十岁的他了。在这种时候,只有进山了。爷爷在进山时,用提着的那把铁锹把自己的脚印铲平了。在以后的日子里,爷爷在山上过了一段近似野人的生活,那把铁锹无疑成了爷爷的重要工具,打猎、剥皮都派上了用场。当时爷爷提着那把铁锹,并没想到一把铁锹会在他的以后生活中派上这么大的用场,当时完全是因为紧张,他忘了扔掉手中的那把铁锹,于是那把铁锹就随他进了山里。
爷爷狼狈地走在荒无人烟的大兴安岭山脉上,刚开始,他有些为自己轻率的举动后悔,可他一想到小凤那双眼睛,还有那笑,他又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爷爷终于在一个山凹里找到了一个猎人用的窝棚。这个窝棚是春秋时节猎人狩猎住过的,窝棚呈“大”字型,用木格楞搭成,又用草盖着,窝棚里排着一层粗细均匀的木头,用来当床,爷爷发现了这个窝棚,无疑遇到了救星般亲切。他三步并成两步奔过去,惊飞了一群野鸡。爷爷在窝棚里看到了猎人留下的打火石和引火的绒线。爷爷清理完窝棚,就拣来一些干树枝为自己升起了一堆轰轰烈烈的大火来。大火烤着爷爷,烤着雪地,爷爷就饿了。爷爷想到了野鸡,他提起铁锹走了出去。那时节大兴安岭的山上,野鸡很多,天冷,野鸡都挤在树丛里,树丛里浓密的树枝给野鸡们挡住了风寒,野鸡飞不起,只能在树丛里乱窜,爷爷便挥起铁锹,不费吹灰之力就拍死了几只野鸡。爷爷把野鸡们放到火上烤,不一会儿,野鸡的香味便散发了出来。爷爷吃完野鸡,躺在温暖的窝棚里,一时间爷爷心里很空落,此时爷爷前所未有地开始思念起周少爷的太太小凤来。
小凤嫁给周少爷前后也不过才几个月的时间,爷爷从看到小凤的第一眼起,就知道,这辈子再也忘不下小凤了。
小凤是天津卫一个盐商的女儿,周大牙在天津卫有买卖,而且买卖做得又很红火。周少爷几岁时便被周大牙接到天津卫读私塾。那时节,周少爷每年回来一次有时两次。读完私塾的周少爷,又在天津卫读中学,那时父亲已经来到周家做长工了。周少爷比爷爷小一岁。天津卫开放的程度比东北早,北面就是北平,那时节已经公开鼓励男女同校了,周少爷就和小凤在同一个学校里读书。读书的少男少女在新思想、新观念的感召下,就开始偷偷地恋爱了。周少爷的一张脸长的白白净净,细长的眉毛,笑起来脸上还有两个酒窝。周大牙做着一笔买卖,他供养着独生子周少爷念书不惜重金。周少爷那时穿长衫、戴瓜皮帽,那时是很风流很潇洒的。
小凤是被公认的校花,小凤不梳辫子,而是齐耳短发,圆圆的白里透红的脸上,似用笔画出的弯弯细细的眉毛,大大含水的眼睛。说起话来笑语莺声。
一对少男少女在校园里自由地相爱了,起初小凤的父亲盐商反对这门婚事,当周少爷向盐商求婚时,遭到了拒绝,后来盐商很武断地把小凤关到了家里,小凤不从父命,毅然地从家里逃了出来,重新返回了校园。那时校园已经放假了,周少爷为了等待小凤而没有走。小凤找到周少爷时,两个人便公开在校园里同居了。被迫到学校来的盐商抓住了,盐商非常恼火,状告了那时的教育司,学校自然不敢得罪当地这些名商富贾,他们还要靠这些人吃饭。当下便决定开除周少爷和小凤的学籍。那一年,周少爷十八岁,小凤十六岁。开除学籍也并没有能扑灭这对痴情男女的爱情之火。两个人依然常来常往,盐商后来见闹到这种程度,且自己的女儿已经和人家生米做成了熟饭,也就默认了这门亲事,但发誓自己决不和周家往来。其实当时盐商不同意这门亲事,是因为盐商瞧不起周家发财的行业。
东北大兴安岭角下靠山屯的人们并不知道周家在干什么买卖,周大牙每次回来也闭口不提。自己的买卖。真实的情况是,周大牙在天津卫开了一家妓院,周家是做的皮肉生意。做买卖的商人中,地位低下得让人瞧不起的无疑是妓院老板,盐商出于自己的良知,才不肯答应这门亲事。
盐商和周家拒绝来往,周少爷没滋没味地在天津卫住了一段时间后,那年冬天回到了靠山屯。
周少爷领着少奶奶走近周家大院时,正在往粮仓里装粮食的我爷爷,看见了随在周少爷身后走进来的小凤。小凤穿了一件裘皮大衣,那大衣穿在小凤身上该凹的凹,该凸的凸。小凤读过书,识文断字,思想又很解放,一双顾盼流莹的眼睛望人望景的时候,很有内容,一点也不空荡。小凤望见了周家高高的粮仓,我爷爷当时扛了一麻袋玉米,走在颤悠悠的跳板上,正准备把一麻袋粮食倒进粮仓里。小凤看见那有二层楼房高的粮仓就惊呼一声:“天哪!真高!”我爷爷被那一声惊叹震得倒吸一口气,爷爷转过身,就看见了小凤那一张仰起的脸,爷爷站在高商的跳板上,不仅看清了那画儿似的眉眼,还看清了裘皮大衣下那粉嫩丰腴的脖颈,爷爷看到这些,浑身仿佛突然被电击了一下,差一点从高高的跳板上摔了下来。
从那一刻,爷爷在心里也惊叫一声:“老天爷呀!”爷爷忘不了周家少奶奶小凤了。
在以后的时间里,爷爷经常看见周少爷陪着小凤在院子里散步,踩着积雪“吱吱嘎嘎”一路轻盈地走过去。小凤很会笑,笑声也好听。小凤笑的时候,先在脸上漾起两个小小的酒窝,那酒窝似投在湖水里的第一圈涟漪,随着笑声,那涟漪一圈圈在整个周家大院里飘荡,在靠山屯里飘荡。
晚上,爷爷和余钱躺在西偏房的炕上,爷爷和余钱都睡不着,两个人都有心地去听上房里周少奶奶传出来的每一丝响动。
“周家少奶奶简直不是人托生的,你看人家是咋长的!”余钱在半夜有时候自言自语地说。
爷爷望着漆黑的夜,嗓子眼一阵发干。
“咦,你说怪不,周家少奶奶上茅房用挺大的一块纸,还是红的,你说怪不?”余钱睁大眼睛,蹬着黑暗中的爷爷。二十岁的爷爷觉得此时自己都快爆炸了。他趁余钱睡着的时候,他去了一次茅房,他在月光下看见了那块小凤的月经纸,那是用稻草做的草纸,草纸中央有一朵暗红的印迹,爷爷在那一晚飞快地把那块小凤的月经纸掩在怀里,后来又放到了枕下。梦中,爷爷嗅到了一股奇异的香气。
那些日子,爷爷总觉得自己有一股无名火无处发泄。那天下雪的早晨,周少爷当着小凤的面踢了他一脚,他便再也忍不住了。
爷爷躺在猎人窝棚里思念小凤,日子转眼过去了几天。
那一天,他坐在窝棚里望着满山的雪时,他看见有二个黑点正在一点点向这里靠近。爷爷一下子缩紧了身子,他无声地摸起了身边的铁锹。
十三岁的父亲,盯着那人腰间的那块红绸布,一拐一拐地随着那人走去。走到山脚下,父亲回了一次头,他模糊地看见爷爷仍坐在山坡上,他看不清爷爷的目光。父亲用劲地又咽了一口唾沫,一股高粱粥余香在他嘴里飘绕。
这回,他再次转回头的时候,满眼里只剩下那块火红的红绸子了。
走了一段,那人停下脚步,转过身望着父亲,父亲也停下脚步望着他。那人说:“你不怕打仗?”父亲盯着那人腰间的枪,又咽口唾液,这次他觉得嘴里有些苦。父亲茫然地摇一摇头,那人向前走了两步,伸出手扶住父亲的肩头,用劲地捏了一下,父亲咧咧嘴,那人说:“走吧。”父亲就随着那人一拐一拐地走了。
那人是东北自治联军的肖大队长。那一年,东北抗联被日本人打垮了,后来又整编了一支抗日的队伍,取名叫自治联军。
肖大队长的母亲死了,他回家去奔丧,回来的路上,他又困又累,遇上了父亲,父亲随着他参加了自治联军。
那时父亲坚信,有一支枪就会有白米饭和猪肉吃。
肖大队长把父亲带回驻扎在山里的自治联军营地,营地是自治联军临时搭起的棚子,十几个人挤在一个棚子里睡,那棚子长长的有一溜。父亲随肖大队长来到自治联军营地,没有像预料中那样得到一把枪,而是得到了一条皮带,肖大队长让他扎上,他就扎上了。扎上皮带的父亲就是自治联军的战士了。父亲没有像那么多人挤在棚子里睡,他和肖大队长、教导员睡在一个棚子里。肖大队长和教导员向每个小队发通知,就让父亲一个棚子接一个棚子去通知。父亲成了大队部的勤务兵。
父亲没有得到枪,赤着手一趟趟地在山岭间奔跑着送通知,他那被狗咬伤的腿,让肖大队长找到卫生员上了些药很快就好了。没有枪的父亲没能吃上白米饭;更没吃上猪肉,父亲就很遗憾,他发现那些有枪的人也没能吃上白米饭,但他仍坚信,只要有一支枪,白米饭迟早会吃上的。
肖大队长有时带着一群自治联军在雪岭上操练,人们趴在雪地上,怀里都端着枪。父亲就站在一旁看。一天他忍不住趴在肖大队长身边,瞅着肖大队长长满胡子的脸说:“我要有支枪。”第一遍他说的声音很小,不知是不是肖大队长没听见,肖大队长没反应,举着手里的枪瞄山坡上一棵有鸟巢的树。父亲又大声地说了一遍:“我想有支枪。”这次肖大队长回过了头,站起身,父亲也站起身。肖大队长喊过一个正趴在雪地上练习射击的战士,让那战士把一支三八枪递到父亲的手里,父亲抱了一下,没抱住,枪掉在了雪地上。肖大队长笑了,那个战士也笑了。肖大队长走上前,拾起那枪,往父亲腰边一戳,枪筒高出父亲半头,肖大队长拍一拍父亲瘦弱的肩头说:“你还小呢。”
父亲没能要到枪。但他仍坚信自己要有一支枪。
肖大队长三天两头要擦他那把驳壳枪,刚开始肖大队长自己擦,每次擦枪时,父亲就站在一旁看肖大队长把枪拆得七零八落,然后仔细擦好后,又重新装上。每次擦枪时,肖大队长都说:“枪不擦,打不准。”几次以后,肖大队长每次摘下枪后,父亲就接过枪,很熟练地拆开,又装上,肖大队长就拍一拍父亲的肩头。
山下十几里外有一个大屯镇,那里住着日本兵。大屯镇有个伪镇长,姓刘,外号叫刘大肚子。刘大肚子给日本人干,也给自治联军干。山下大屯镇日军有什么情报都是刘大肚子提供。自治联军有什么指示也通过人送给刘大肚子。
父亲来后,和伪镇长刘大肚子联系的任务就落到父亲的身上,人们考虑到他是个孩子,没有人会注意他。
那一次,肖大队长派父亲给刘大肚子去送一封信,信藏在父亲的鞋里。
父亲来到镇政府时,看到一队日本人从镇政府里走出来。父亲的喉咙就紧了紧,他看见日本人身上都背着枪,日本兵还唱着歌,他听不懂那歌。他在镇政府门口张望几次之后,就壮起胆子往里走,没走几步,便被一个很瘦的当差的叫住,当差的骂:“妈的个x,不看是啥地方,找死?!”父亲望那当差的一眼说:“我找刘镇长,我是他堂侄。”这些话都是肖大队长教过的。那人听说是找刘镇长的,便把父亲领到一间屋子里,一个大肚子五十来岁的男人坐在屋子里吸水烟,他瞄了一眼进来的父亲,父亲就说:“肖堂弟让我来找你。”刘大肚子一听马上放下水烟枪,挥挥手把当差的打发走了。
父亲完成了任务,刘大肚子没让父亲马上走,让当差的领父亲去伙房吃饭。父亲那天终于吃上了白米饭,菜是猪肉炖粉条子。父亲第一次吃到白米饭,那一天他吃了很多,吃得他再也吃不下时,他放下了碗。当差的陪了他一会儿,便走了,伙房里剩下几个厨子在忙着给日本人做饭,没有人注意他。
父亲吃完饭,兴致未尽,他真不愿意离开这里,不是留恋伪政府,而是留恋那白米饭,父亲看天色尚早,他想过一会儿,再吃一次白米饭再走,但他又不能呆在伙房里,也不能去刘大肚子那里,他想去找个地方歇一歇。他窜过伙房来到了后院,后院有一排房子很清静,他看见一间房门半掩着,他顺门缝里看过去,里面没有人,有一张宽大的床,床上花被子叠得很整齐,还有一张八仙桌。父亲就走进去,吃完饭的父亲,因为吃得过饱,浑身的血液都去消化胃肠里的食物了,走了十几里山路,此时父亲又困又累,他又不敢躺到床上去睡,想了想钻到床下,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床,床下也很干爽,床上的花床单正好挡住他,他只想躺一会儿,没想到却睡着了。
父亲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夜晚了,他被一个女人的说话声吵醒。
那女人娇声娇气地说:“太君,你慢一点。”说完划火点燃了八仙桌上的马灯。
父亲有些后悔,后悔自己一不小心睡了这么长时间,晚上的白米饭没吃上不说,还被人家关到了屋里。父亲紧张地想着这一切时,他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酒气,灯影里,他从床单缝里看到了一双穿皮鞋的脚就站在他头顶,他的目光越过那双皮鞋,看到了一双穿绣花鞋的脚正款款地向床前走来。父亲惊出了一身冷汗,那双穿绣花鞋的脚停在床边不动了。他又听到了一个女人的说话声:“太君,时间不早了,我们睡吧。”女人说完,他又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嬉笑声,两人缠在了一起,然后床地动山摇地响了一声,少顷又听到那个女人妖里妖气的尖叫声:“哟,太君,你的枪磕疼了我,你睡觉还背枪么?”
枪的字眼,很快地占据了父亲的脑际。他又想到了白米饭,刘大肚子家里有枪就有白米饭吃,还有猪肉炖粉条子。这时父亲忘记了害怕,他大胆地掀开床单一角,看到了一个醉醺醺的日本军人,嘴里流着唾液,满嘴是笑地躺在床上,一个打扮得妖里妖气的年轻女人正在帮这个日本人脱衣服。父亲终于看到了那把枪,枪在父亲的头上,心里格格地猛跳着。他又想到了插在肖大队长腰间系着红绸子的枪。那一次他勇敢地拔出了肖大队长的枪,可惜肖大队长醒了过来,就是不醒他也不会开枪。
他胡思乱想时,一双女人的光腿从床上走了下来,吹熄了灯。女人又走回到床边,女人嬉笑了一声,床“吱呀”一声,他听见那个日本人说:“哟西,哟西。”
接下来,父亲头上的床板似乎随时都要塌下来,震天动地地胡乱地响了一气,日本人哟西哟西地说着话,和女人夸张的大叫声,这一切父亲都没留下一点印象,他脑子里装的全都是枪。头顶上的床在震颤的时候,父亲感觉到悬在头顶上枪套的皮带不停地晃荡。过了好久,床不动了,只剩下男人和女人的喘息声,又过了一会儿,喘息气也平息下去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父亲听到了鼾声,此时父亲决定开始下手了。他有了上次夺肖大队长枪的经验,这次就熟练的多了,他先小心地从床下爬出来,伸出手抓住了枪套上的皮带,一用劲,枪就到了手上,也就在这时,那个日本人突然醒了,他咕噜了一声什么,伸出手在床上胡乱地抓了一下,这时似乎清醒了过来,他坐起身,这时他模糊地看见蹲在地上的父亲。父亲抓到枪后,便从枪套里利索地拿出... -->>
爷爷的老家在山东威海,那是一个习武之乡,对发扬光大民族传统武术有着悠久的传统。爷爷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太爷,因家乡闹旱灾,带着爷爷逃出了山东,过山海关的时候,太爷染上了病,太爷带着病在爷爷的搀扶下继续往前赶,走了三天三夜,来到奉天郊外的一个地方,太爷就不行了,爷爷眼睁睁看着太爷倒完最后一口气,闭上眼睛,爷爷用双手在土里扒了一个坑,便把太爷埋葬了。埋葬了太爷,爷爷又继续往前走,最后来到了大兴安岭下,爷爷举目无亲,便做了周家的长工。
冬天那一天的早晨,爷爷为了在周家太太小凤面前维护一个二十岁长工的尊严,抡圆了铁锹,把周家少爷打倒在雪地里。他想,那一锹一定打死了周家少爷,欠债还债,杀人偿命,爷爷牢牢记着中国这条古训,为了保住自己的命一口气跑到了大兴安岭的山上。
大兴安岭白茫茫一片,树木繁杂,别说藏一个人就是藏下个千军万马也不容易被人找到。爷爷跑到山脚下时,就清醒过来,他知道,无论如何也回不去周家了,在这方圆的屯子里也不会再容下一个二十岁的他了。在这种时候,只有进山了。爷爷在进山时,用提着的那把铁锹把自己的脚印铲平了。在以后的日子里,爷爷在山上过了一段近似野人的生活,那把铁锹无疑成了爷爷的重要工具,打猎、剥皮都派上了用场。当时爷爷提着那把铁锹,并没想到一把铁锹会在他的以后生活中派上这么大的用场,当时完全是因为紧张,他忘了扔掉手中的那把铁锹,于是那把铁锹就随他进了山里。
爷爷狼狈地走在荒无人烟的大兴安岭山脉上,刚开始,他有些为自己轻率的举动后悔,可他一想到小凤那双眼睛,还有那笑,他又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爷爷终于在一个山凹里找到了一个猎人用的窝棚。这个窝棚是春秋时节猎人狩猎住过的,窝棚呈“大”字型,用木格楞搭成,又用草盖着,窝棚里排着一层粗细均匀的木头,用来当床,爷爷发现了这个窝棚,无疑遇到了救星般亲切。他三步并成两步奔过去,惊飞了一群野鸡。爷爷在窝棚里看到了猎人留下的打火石和引火的绒线。爷爷清理完窝棚,就拣来一些干树枝为自己升起了一堆轰轰烈烈的大火来。大火烤着爷爷,烤着雪地,爷爷就饿了。爷爷想到了野鸡,他提起铁锹走了出去。那时节大兴安岭的山上,野鸡很多,天冷,野鸡都挤在树丛里,树丛里浓密的树枝给野鸡们挡住了风寒,野鸡飞不起,只能在树丛里乱窜,爷爷便挥起铁锹,不费吹灰之力就拍死了几只野鸡。爷爷把野鸡们放到火上烤,不一会儿,野鸡的香味便散发了出来。爷爷吃完野鸡,躺在温暖的窝棚里,一时间爷爷心里很空落,此时爷爷前所未有地开始思念起周少爷的太太小凤来。
小凤嫁给周少爷前后也不过才几个月的时间,爷爷从看到小凤的第一眼起,就知道,这辈子再也忘不下小凤了。
小凤是天津卫一个盐商的女儿,周大牙在天津卫有买卖,而且买卖做得又很红火。周少爷几岁时便被周大牙接到天津卫读私塾。那时节,周少爷每年回来一次有时两次。读完私塾的周少爷,又在天津卫读中学,那时父亲已经来到周家做长工了。周少爷比爷爷小一岁。天津卫开放的程度比东北早,北面就是北平,那时节已经公开鼓励男女同校了,周少爷就和小凤在同一个学校里读书。读书的少男少女在新思想、新观念的感召下,就开始偷偷地恋爱了。周少爷的一张脸长的白白净净,细长的眉毛,笑起来脸上还有两个酒窝。周大牙做着一笔买卖,他供养着独生子周少爷念书不惜重金。周少爷那时穿长衫、戴瓜皮帽,那时是很风流很潇洒的。
小凤是被公认的校花,小凤不梳辫子,而是齐耳短发,圆圆的白里透红的脸上,似用笔画出的弯弯细细的眉毛,大大含水的眼睛。说起话来笑语莺声。
一对少男少女在校园里自由地相爱了,起初小凤的父亲盐商反对这门婚事,当周少爷向盐商求婚时,遭到了拒绝,后来盐商很武断地把小凤关到了家里,小凤不从父命,毅然地从家里逃了出来,重新返回了校园。那时校园已经放假了,周少爷为了等待小凤而没有走。小凤找到周少爷时,两个人便公开在校园里同居了。被迫到学校来的盐商抓住了,盐商非常恼火,状告了那时的教育司,学校自然不敢得罪当地这些名商富贾,他们还要靠这些人吃饭。当下便决定开除周少爷和小凤的学籍。那一年,周少爷十八岁,小凤十六岁。开除学籍也并没有能扑灭这对痴情男女的爱情之火。两个人依然常来常往,盐商后来见闹到这种程度,且自己的女儿已经和人家生米做成了熟饭,也就默认了这门亲事,但发誓自己决不和周家往来。其实当时盐商不同意这门亲事,是因为盐商瞧不起周家发财的行业。
东北大兴安岭角下靠山屯的人们并不知道周家在干什么买卖,周大牙每次回来也闭口不提。自己的买卖。真实的情况是,周大牙在天津卫开了一家妓院,周家是做的皮肉生意。做买卖的商人中,地位低下得让人瞧不起的无疑是妓院老板,盐商出于自己的良知,才不肯答应这门亲事。
盐商和周家拒绝来往,周少爷没滋没味地在天津卫住了一段时间后,那年冬天回到了靠山屯。
周少爷领着少奶奶走近周家大院时,正在往粮仓里装粮食的我爷爷,看见了随在周少爷身后走进来的小凤。小凤穿了一件裘皮大衣,那大衣穿在小凤身上该凹的凹,该凸的凸。小凤读过书,识文断字,思想又很解放,一双顾盼流莹的眼睛望人望景的时候,很有内容,一点也不空荡。小凤望见了周家高高的粮仓,我爷爷当时扛了一麻袋玉米,走在颤悠悠的跳板上,正准备把一麻袋粮食倒进粮仓里。小凤看见那有二层楼房高的粮仓就惊呼一声:“天哪!真高!”我爷爷被那一声惊叹震得倒吸一口气,爷爷转过身,就看见了小凤那一张仰起的脸,爷爷站在高商的跳板上,不仅看清了那画儿似的眉眼,还看清了裘皮大衣下那粉嫩丰腴的脖颈,爷爷看到这些,浑身仿佛突然被电击了一下,差一点从高高的跳板上摔了下来。
从那一刻,爷爷在心里也惊叫一声:“老天爷呀!”爷爷忘不了周家少奶奶小凤了。
在以后的时间里,爷爷经常看见周少爷陪着小凤在院子里散步,踩着积雪“吱吱嘎嘎”一路轻盈地走过去。小凤很会笑,笑声也好听。小凤笑的时候,先在脸上漾起两个小小的酒窝,那酒窝似投在湖水里的第一圈涟漪,随着笑声,那涟漪一圈圈在整个周家大院里飘荡,在靠山屯里飘荡。
晚上,爷爷和余钱躺在西偏房的炕上,爷爷和余钱都睡不着,两个人都有心地去听上房里周少奶奶传出来的每一丝响动。
“周家少奶奶简直不是人托生的,你看人家是咋长的!”余钱在半夜有时候自言自语地说。
爷爷望着漆黑的夜,嗓子眼一阵发干。
“咦,你说怪不,周家少奶奶上茅房用挺大的一块纸,还是红的,你说怪不?”余钱睁大眼睛,蹬着黑暗中的爷爷。二十岁的爷爷觉得此时自己都快爆炸了。他趁余钱睡着的时候,他去了一次茅房,他在月光下看见了那块小凤的月经纸,那是用稻草做的草纸,草纸中央有一朵暗红的印迹,爷爷在那一晚飞快地把那块小凤的月经纸掩在怀里,后来又放到了枕下。梦中,爷爷嗅到了一股奇异的香气。
那些日子,爷爷总觉得自己有一股无名火无处发泄。那天下雪的早晨,周少爷当着小凤的面踢了他一脚,他便再也忍不住了。
爷爷躺在猎人窝棚里思念小凤,日子转眼过去了几天。
那一天,他坐在窝棚里望着满山的雪时,他看见有二个黑点正在一点点向这里靠近。爷爷一下子缩紧了身子,他无声地摸起了身边的铁锹。
十三岁的父亲,盯着那人腰间的那块红绸布,一拐一拐地随着那人走去。走到山脚下,父亲回了一次头,他模糊地看见爷爷仍坐在山坡上,他看不清爷爷的目光。父亲用劲地又咽了一口唾沫,一股高粱粥余香在他嘴里飘绕。
这回,他再次转回头的时候,满眼里只剩下那块火红的红绸子了。
走了一段,那人停下脚步,转过身望着父亲,父亲也停下脚步望着他。那人说:“你不怕打仗?”父亲盯着那人腰间的枪,又咽口唾液,这次他觉得嘴里有些苦。父亲茫然地摇一摇头,那人向前走了两步,伸出手扶住父亲的肩头,用劲地捏了一下,父亲咧咧嘴,那人说:“走吧。”父亲就随着那人一拐一拐地走了。
那人是东北自治联军的肖大队长。那一年,东北抗联被日本人打垮了,后来又整编了一支抗日的队伍,取名叫自治联军。
肖大队长的母亲死了,他回家去奔丧,回来的路上,他又困又累,遇上了父亲,父亲随着他参加了自治联军。
那时父亲坚信,有一支枪就会有白米饭和猪肉吃。
肖大队长把父亲带回驻扎在山里的自治联军营地,营地是自治联军临时搭起的棚子,十几个人挤在一个棚子里睡,那棚子长长的有一溜。父亲随肖大队长来到自治联军营地,没有像预料中那样得到一把枪,而是得到了一条皮带,肖大队长让他扎上,他就扎上了。扎上皮带的父亲就是自治联军的战士了。父亲没有像那么多人挤在棚子里睡,他和肖大队长、教导员睡在一个棚子里。肖大队长和教导员向每个小队发通知,就让父亲一个棚子接一个棚子去通知。父亲成了大队部的勤务兵。
父亲没有得到枪,赤着手一趟趟地在山岭间奔跑着送通知,他那被狗咬伤的腿,让肖大队长找到卫生员上了些药很快就好了。没有枪的父亲没能吃上白米饭;更没吃上猪肉,父亲就很遗憾,他发现那些有枪的人也没能吃上白米饭,但他仍坚信,只要有一支枪,白米饭迟早会吃上的。
肖大队长有时带着一群自治联军在雪岭上操练,人们趴在雪地上,怀里都端着枪。父亲就站在一旁看。一天他忍不住趴在肖大队长身边,瞅着肖大队长长满胡子的脸说:“我要有支枪。”第一遍他说的声音很小,不知是不是肖大队长没听见,肖大队长没反应,举着手里的枪瞄山坡上一棵有鸟巢的树。父亲又大声地说了一遍:“我想有支枪。”这次肖大队长回过了头,站起身,父亲也站起身。肖大队长喊过一个正趴在雪地上练习射击的战士,让那战士把一支三八枪递到父亲的手里,父亲抱了一下,没抱住,枪掉在了雪地上。肖大队长笑了,那个战士也笑了。肖大队长走上前,拾起那枪,往父亲腰边一戳,枪筒高出父亲半头,肖大队长拍一拍父亲瘦弱的肩头说:“你还小呢。”
父亲没能要到枪。但他仍坚信自己要有一支枪。
肖大队长三天两头要擦他那把驳壳枪,刚开始肖大队长自己擦,每次擦枪时,父亲就站在一旁看肖大队长把枪拆得七零八落,然后仔细擦好后,又重新装上。每次擦枪时,肖大队长都说:“枪不擦,打不准。”几次以后,肖大队长每次摘下枪后,父亲就接过枪,很熟练地拆开,又装上,肖大队长就拍一拍父亲的肩头。
山下十几里外有一个大屯镇,那里住着日本兵。大屯镇有个伪镇长,姓刘,外号叫刘大肚子。刘大肚子给日本人干,也给自治联军干。山下大屯镇日军有什么情报都是刘大肚子提供。自治联军有什么指示也通过人送给刘大肚子。
父亲来后,和伪镇长刘大肚子联系的任务就落到父亲的身上,人们考虑到他是个孩子,没有人会注意他。
那一次,肖大队长派父亲给刘大肚子去送一封信,信藏在父亲的鞋里。
父亲来到镇政府时,看到一队日本人从镇政府里走出来。父亲的喉咙就紧了紧,他看见日本人身上都背着枪,日本兵还唱着歌,他听不懂那歌。他在镇政府门口张望几次之后,就壮起胆子往里走,没走几步,便被一个很瘦的当差的叫住,当差的骂:“妈的个x,不看是啥地方,找死?!”父亲望那当差的一眼说:“我找刘镇长,我是他堂侄。”这些话都是肖大队长教过的。那人听说是找刘镇长的,便把父亲领到一间屋子里,一个大肚子五十来岁的男人坐在屋子里吸水烟,他瞄了一眼进来的父亲,父亲就说:“肖堂弟让我来找你。”刘大肚子一听马上放下水烟枪,挥挥手把当差的打发走了。
父亲完成了任务,刘大肚子没让父亲马上走,让当差的领父亲去伙房吃饭。父亲那天终于吃上了白米饭,菜是猪肉炖粉条子。父亲第一次吃到白米饭,那一天他吃了很多,吃得他再也吃不下时,他放下了碗。当差的陪了他一会儿,便走了,伙房里剩下几个厨子在忙着给日本人做饭,没有人注意他。
父亲吃完饭,兴致未尽,他真不愿意离开这里,不是留恋伪政府,而是留恋那白米饭,父亲看天色尚早,他想过一会儿,再吃一次白米饭再走,但他又不能呆在伙房里,也不能去刘大肚子那里,他想去找个地方歇一歇。他窜过伙房来到了后院,后院有一排房子很清静,他看见一间房门半掩着,他顺门缝里看过去,里面没有人,有一张宽大的床,床上花被子叠得很整齐,还有一张八仙桌。父亲就走进去,吃完饭的父亲,因为吃得过饱,浑身的血液都去消化胃肠里的食物了,走了十几里山路,此时父亲又困又累,他又不敢躺到床上去睡,想了想钻到床下,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床,床下也很干爽,床上的花床单正好挡住他,他只想躺一会儿,没想到却睡着了。
父亲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夜晚了,他被一个女人的说话声吵醒。
那女人娇声娇气地说:“太君,你慢一点。”说完划火点燃了八仙桌上的马灯。
父亲有些后悔,后悔自己一不小心睡了这么长时间,晚上的白米饭没吃上不说,还被人家关到了屋里。父亲紧张地想着这一切时,他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酒气,灯影里,他从床单缝里看到了一双穿皮鞋的脚就站在他头顶,他的目光越过那双皮鞋,看到了一双穿绣花鞋的脚正款款地向床前走来。父亲惊出了一身冷汗,那双穿绣花鞋的脚停在床边不动了。他又听到了一个女人的说话声:“太君,时间不早了,我们睡吧。”女人说完,他又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嬉笑声,两人缠在了一起,然后床地动山摇地响了一声,少顷又听到那个女人妖里妖气的尖叫声:“哟,太君,你的枪磕疼了我,你睡觉还背枪么?”
枪的字眼,很快地占据了父亲的脑际。他又想到了白米饭,刘大肚子家里有枪就有白米饭吃,还有猪肉炖粉条子。这时父亲忘记了害怕,他大胆地掀开床单一角,看到了一个醉醺醺的日本军人,嘴里流着唾液,满嘴是笑地躺在床上,一个打扮得妖里妖气的年轻女人正在帮这个日本人脱衣服。父亲终于看到了那把枪,枪在父亲的头上,心里格格地猛跳着。他又想到了插在肖大队长腰间系着红绸子的枪。那一次他勇敢地拔出了肖大队长的枪,可惜肖大队长醒了过来,就是不醒他也不会开枪。
他胡思乱想时,一双女人的光腿从床上走了下来,吹熄了灯。女人又走回到床边,女人嬉笑了一声,床“吱呀”一声,他听见那个日本人说:“哟西,哟西。”
接下来,父亲头上的床板似乎随时都要塌下来,震天动地地胡乱地响了一气,日本人哟西哟西地说着话,和女人夸张的大叫声,这一切父亲都没留下一点印象,他脑子里装的全都是枪。头顶上的床在震颤的时候,父亲感觉到悬在头顶上枪套的皮带不停地晃荡。过了好久,床不动了,只剩下男人和女人的喘息声,又过了一会儿,喘息气也平息下去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父亲听到了鼾声,此时父亲决定开始下手了。他有了上次夺肖大队长枪的经验,这次就熟练的多了,他先小心地从床下爬出来,伸出手抓住了枪套上的皮带,一用劲,枪就到了手上,也就在这时,那个日本人突然醒了,他咕噜了一声什么,伸出手在床上胡乱地抓了一下,这时似乎清醒了过来,他坐起身,这时他模糊地看见蹲在地上的父亲。父亲抓到枪后,便从枪套里利索地拿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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