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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划经济盛行的时代，中国人多生活在单位文化里。陌生人见面，或是办点什么大事小情，难免会被问及“是什么单位的”单位无所不在，正因为此，当刘震云将单位文化描述成“一地鸡毛”时，引起无数人的共鸣。
我曾说，一人即一国，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疆土，它区别于自己所属的疆土。同样，区别于“你属于某个单位”每个人更应该回答的是“自己是什么单位”“人是什么单位”
最近，我在思想国网站就此提问并得到一些答案。
有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单位之中”“因为我们担心不被别人承认和赞赏，担心自己在别人的眼里成为一个失败者，害怕自己脱离单位之后就会成为一株无所依靠的小草，甚至连生存也难以为继，我们都需要可以乘凉的大树。”
有说：“我是思考的单位”“我思故我在，思考创造社会价值，一切的人类智慧成果都是从思考中得来，没有思考，人类就不会进步，没有思考，人类也无法继续生存。”
前者“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单位之中”道出了人类的困境或者人性的弱点。我曾经论述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会制造并更换工具。之所以要更换工具，是因为任何工具在被交付使用时，同样会通过“具体使用方法”“奴役”人。比如说，汽车的方向盘发明了，司机的手就被绑在方向盘上，不可能一边开车，一边翻看猫和老鼠。单位同样是人类制造出来的工具，在意识到单位可以并可能像工具般更换以前，人所受到的这种“奴役”几乎是一辈子的事。
后者“人是思考的单位”这也是民主得以实现的前提。正因为人人都能思考，都在思考，都“各怀鬼胎”民主作为利益协调器才成为可能和必要。
然而，以上回答仍停留于从政治学或社会学意义上阐述人的功用，而没有从哲学意义上触摸到人的本质。我以为，一个人若要真正解放自己的心灵，就必须在时间与空间上对人之内涵拨云见日。故而我关于“人是什么单位”的回答是“人是时间单位”、“人是时间的尺度”
为什么“人是时间单位”？且不说“时间就是生命”这样的陈词滥调，我们不妨找些其他论据。比如，为什么我们介绍“思想家胡适”时，会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一段时间——胡适（1891-1962）？道理很简单，人是生命，有生卒年月，人归根到底是一段时间。没有时间，就没有生命。我们在时间中获得生命。
那么，胡适是不是地理（空间）单位呢？不是。胡适生于绩溪，长在上海，学在美国，死在台湾。显然，我们不能在“思想家胡适”后面加上“绩溪—上海—美国—台北”这样一条地理尾巴。因为这些标注既不完整也不正确。一方面，它会遗漏其他许多地理信息；另一方面，任何地方都不属于胡适。真正属于他的，只是他曾经生活过的71年。如丹东临死前所哀叹，没有谁可以把祖国放在鞋底上带走。然而，即使我们被送到月球上去，我们同样能够带走属于自己的时间。
理解人是时间单位，而非空间单位，非“属于某个单位”的单位十分重要。即使你穷尽有生之年仍不能像凡高那样获得死后的哀名，或者像华盛顿一样收获永恒的荣耀，但是，它至少可以使你不至于沦为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或只知按部就班被动奉献（工作）的螺丝钉。“我是单位”“我是时间单位”“我是时间的尺度”在此基础上，我们关于生命意义的挖掘，并非忠诚于地理与环境，而是忠诚于我们自己的一生（这段时间）——正是通过这段时间我们参与并见证一个时代。所以，一个写作者，应该站在自己的生命本身，站在一个时代的立场上表达自己的心声，而非生在中国便只为中国人表达，到了美国便只为美国人说话。正因为此，历史上那些真正留下丰功伟绩并值得后世怀念的人，其所创造的，多是“划时代意义”而非“划地理意义”或“划种族意义”“划单位意义”那些真正推动人类进步者，因为将自己归属于时间并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他们站在时间而不是空间的维度，做一个世界公民，辛勤劳动、实现一生。在此意义上，那些即使如中国某院士所言“不幸生在中国”者，亦没有理由为自己所处的空间感到羞耻，每个人只对自己的时间负责，并因其拥有的时间创造荣耀。
人应该爱时间，而不是爱空间。时间之爱是面向个体的，是绝对的，那是我们惟一的存在；而空间之爱则是相对的，是面向公众的，是通过物质或精神的契约才得以实现的。一个人，如果生于猪圈，便说自己“热爱猪圈”这种“爱猪圈主义”显然不是一种高尚情操。必要时，我们甚至可以断定这是一种“以地理限制或屠杀时间”、灭绝人类未来与希望的庸俗情感。正因为此，我愿意以更广阔的视角将我所热爱之国视为时间之国，一种立于时间维度上的精神与思想之国，而绝非空间意义上逆来顺受的，或与生俱来的“嫁鸡随鸡”式的地理与政治之热爱。
所以我说，人应该为时间耕耘，而非为空间奔命；一个人无论占有多少疆土，如果不能在时间上做自己的主人，其所拥有的仍不过是贫困一生。真正壮美的生命，是做时间之王，而非做空间之王（或者奴仆）。以生命与时间的名义，每个人作为其所生息的时代中的一员，不应该停留于寻找地理意义上的与生俱来的归属，而应忠诚于自己一生的光阴，不断创造并享有属于自己的幸福时光。
在计划经济盛行的时代，中国人多生活在单位文化里。陌生人见面，或是办点什么大事小情，难免会被问及“是什么单位的”单位无所不在，正因为此，当刘震云将单位文化描述成“一地鸡毛”时，引起无数人的共鸣。
我曾说，一人即一国，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疆土，它区别于自己所属的疆土。同样，区别于“你属于某个单位”每个人更应该回答的是“自己是什么单位”“人是什么单位”
最近，我在思想国网站就此提问并得到一些答案。
有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单位之中”“因为我们担心不被别人承认和赞赏，担心自己在别人的眼里成为一个失败者，害怕自己脱离单位之后就会成为一株无所依靠的小草，甚至连生存也难以为继，我们都需要可以乘凉的大树。”
有说：“我是思考的单位”“我思故我在，思考创造社会价值，一切的人类智慧成果都是从思考中得来，没有思考，人类就不会进步，没有思考，人类也无法继续生存。”
前者“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单位之中”道出了人类的困境或者人性的弱点。我曾经论述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会制造并更换工具。之所以要更换工具，是因为任何工具在被交付使用时，同样会通过“具体使用方法”“奴役”人。比如说，汽车的方向盘发明了，司机的手就被绑在方向盘上，不可能一边开车，一边翻看猫和老鼠。单位同样是人类制造出来的工具，在意识到单位可以并可能像工具般更换以前，人所受到的这种“奴役”几乎是一辈子的事。
后者“人是思考的单位”这也是民主得以实现的前提。正因为人人都能思考，都在思考，都“各怀鬼胎”民主作为利益协调器才成为可能和必要。
然而，以上回答仍停留于从政治学或社会学意义上阐述人的功用，而没有从哲学意义上触摸到人的本质。我以为，一个人若要真正解放自己的心灵，就必须在时间与空间上对人之内涵拨云见日。故而我关于“人是什么单位”的回答是“人是时间单位”、“人是时间的尺度”
为什么“人是时间单位”？且不说“时间就是生命”这样的陈词滥调，我们不妨找些其他论据。比如，为什么我们介绍“思想家胡适”时，会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一段时间——胡适（1891-1962）？道理很简单，人是生命，有生卒年月，人归根到底是一段时间。没有时间，就没有生命。我们在时间中获得生命。
那么，胡适是不是地理（空间）单位呢？不是。胡适生于绩溪，长在上海，学在美国，死在台湾。显然，我们不能在“思想家胡适”后面加上“绩溪—上海—美国—台北”这样一条地理尾巴。因为这些标注既不完整也不正确。一方面，它会遗漏其他许多地理信息；另一方面，任何地方都不属于胡适。真正属于他的，只是他曾经生活过的71年。如丹东临死前所哀叹，没有谁可以把祖国放在鞋底上带走。然而，即使我们被送到月球上去，我们同样能够带走属于自己的时间。
理解人是时间单位，而非空间单位，非“属于某个单位”的单位十分重要。即使你穷尽有生之年仍不能像凡高那样获得死后的哀名，或者像华盛顿一样收获永恒的荣耀，但是，它至少可以使你不至于沦为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或只知按部就班被动奉献（工作）的螺丝钉。“我是单位”“我是时间单位”“我是时间的尺度”在此基础上，我们关于生命意义的挖掘，并非忠诚于地理与环境，而是忠诚于我们自己的一生（这段时间）——正是通过这段时间我们参与并见证一个时代。所以，一个写作者，应该站在自己的生命本身，站在一个时代的立场上表达自己的心声，而非生在中国便只为中国人表达，到了美国便只为美国人说话。正因为此，历史上那些真正留下丰功伟绩并值得后世怀念的人，其所创造的，多是“划时代意义”而非“划地理意义”或“划种族意义”“划单位意义”那些真正推动人类进步者，因为将自己归属于时间并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他们站在时间而不是空间的维度，做一个世界公民，辛勤劳动、实现一生。在此意义上，那些即使如中国某院士所言“不幸生在中国”者，亦没有理由为自己所处的空间感到羞耻，每个人只对自己的时间负责，并因其拥有的时间创造荣耀。
人应该爱时间，而不是爱空间。时间之爱是面向个体的，是绝对的，那是我们惟一的存在；而空间之爱则是相对的，是面向公众的，是通过物质或精神的契约才得以实现的。一个人，如果生于猪圈，便说自己“热爱猪圈”这种“爱猪圈主义”显然不是一种高尚情操。必要时，我们甚至可以断定这是一种“以地理限制或屠杀时间”、灭绝人类未来与希望的庸俗情感。正因为此，我愿意以更广阔的视角将我所热爱之国视为时间之国，一种立于时间维度上的精神与思想之国，而绝非空间意义上逆来顺受的，或与生俱来的“嫁鸡随鸡”式的地理与政治之热爱。
所以我说，人应该为时间耕耘，而非为空间奔命；一个人无论占有多少疆土，如果不能在时间上做自己的主人，其所拥有的仍不过是贫困一生。真正壮美的生命，是做时间之王，而非做空间之王（或者奴仆）。以生命与时间的名义，每个人作为其所生息的时代中的一员，不应该停留于寻找地理意义上的与生俱来的归属，而应忠诚于自己一生的光阴，不断创造并享有属于自己的幸福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