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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新闻,你一读到它,便忍不住会想,这城里怎么聚集这么多坏蛋啊?
比如,2008年11月13日发生在成都的唐福珍自焚惨剧。好端端的一个房子,说强拆就强拆了,而且闹出了人命。类似的悲剧,这些年来层出不穷。所以我说,不怕坏蛋坏,就怕坏蛋勤劳又勇敢。
2010年初,深圳警方通报发生在当地的一系列绑架富人孩子的案件。据称,虽然有些家长交纳了赎金,但他们的孩子还是被绑匪提前撕票了;而绑匪多是“半路出家”而且80%的案件均为熟人作案。由于天下不太平,深圳一些家长决定再忙也要每天亲自接送孩子。
家长接送孩子,大概也只是城里才有的景观了。为此,许多街道,一到孩子上下课的时候都会变得拥挤不堪。校门口,一堆神情焦灼的父母和他们的各式坐驾(自行车、三轮车、摩托车、汽车等等)在校门口守着,而学校通常也是戒备森严,有的地方甚至都用上了指纹识别系统,以防坏蛋混进去兴风作浪。
遥想我在乡下读小学时,谁会为这些破事担忧!从六岁开始,虽然从家里到学校也有几公里远,但是无论是上课还是下课,都是自己走。当然,那是个熟人社会,又有同村孩子作伴,走在路上倒是很少有人害怕,而且乡间道路也没有斑马线和斑马线杀手。至于绑架,更是闻所未闻。一方面,农民生活简单,平时不会与别人结下深仇大恨;另一方面,农民家贫如洗,没有什么可以勒索。谁会为了勒索几只母鸡去绑架农民的孩子?如果是这样,他何不直接去偷鸡?
这一切,到了城里就不一样了。在这里,不仅是贫富分化严重,而且豪杰林立、鱼龙混杂,急功近利者多如牛毛。像农民那样埋一粒种子到土地里“放长线钓大鱼”者少之又少;异想天开发大财,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桩桩绑票案来做的却是大有人在。
交了赎金还要撕票,绑架者之暴力加失信,真是一点职业道德也不讲了。从逻辑上说,交纳赎金者也在喂养这个绑架链,它让那些潜在的绑架者确信绑架有利可图。与此同时,撕票者之撕票,又像是过河拆桥,让将来被绑架了孩子的父母在绝望中干脆报警,以免落得人财两空。如此这般,绑架者也不要责怪有这样的前辈,毕竟你们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说到绑架,让我不由得想起一些电影来。其中有通过意识形态与仇恨实行绑架的,如库斯图里察著名的地下;有通过爱情绑架的,如捆着我,绑着我;有不要赎金而只是要让被绑架者接受其道德教育的监禁。除此之外,还有恶搞绑架者的电影,如绑架训练。
绑架训练是部韩国黑色喜剧片。主人公东哲因为炒股失败,又为高利贷所逼,决定铤而走险,于是和一位同伴做起了绑架小孩的营生。虽罪大恶极,他们还是自我安慰,所谓绑架小孩不过是暂时借用一个人家的孩子罢了。然而,第一次绑架就把这两个倒霉蛋弄得灰头土脸。按照从电影里学来的绑架流程,在绑了一个小孩后他们给孩子家打电话要求赎金。谁知道,打了108次电话家长就是不接,更别说找他们勒索钱财了。就这样,两位绑匪的恐吓无用武之地,几近崩溃,最后只好把那个毫无利用价值的孩子给放了。
影片情节没有这么简单,但是上面这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解释了绑架为什么流行与流产。
绑架和一切博弈一样,首先都是一场心理战,这也是我常说“悲观是卧底”、“恐惧是卧底”之原由。作为世上最古老的行业之一,绑匪也是深谙此理的。绑匪打电话给被绑架者的亲人,一是索要钱财,二是在他们内心植入恐惧的种子,好让他们听任绑匪的摆布,比如不许报警,必须按指定的时间地点交纳足额的赎金,等等(为此,他们会虐待人质,甚至威胁撕票)。正是这些恐惧,里应外合,帮助绑匪掌控全局,使受害者俯首贴耳,言听计从。
谁知那位家长足智多谋,假装对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以自己的沉默彻底打乱了绑匪的计划。有趣又有希望的是,在这部影片中,被绑架者父母不与恶势力谈条件,不接受他们施恶的暗示,不但让两位绑匪乱了方寸,而且还完成了对他们的反戈一击。
读到这里,一定有读者对我有意见了。需要强调的是,我写作本文,既不是为了责备那些因丢了孩子而心急如焚的父母,也不为提供一份针对被绑架孩子的营救指南。我只是强调恐惧对人类生活有着多么深远的影响,暴力是最古老的征战工具,而恐惧使我们失去自由。而且,这里说的恐惧,有的是真实存在,有的则是因为幻象。
m.沙马兰曾经拍过一部名为神秘村的电影。影片中,村民们过着19世纪的美国移民一样的生活。村子就像是一个封闭的团体,村外丛林生活着可怕的猛兽,因此人们不敢也不想离开村庄。直到电影快结束时,观众才恍然大悟:这些村民并非生活在19世纪,而是现在。他们都是现代城市暴力犯罪的受害者,因此隐居世外并建立了自己的社区。而维持这个社区完整的关键就是制造恐惧。事实上,在这部影片中,森林中的猛兽并不存在,它只是年长者创造出来以阻止年轻人离开这个社区的幻象(见史文德森著恐惧的哲学)。
这部电影让我想起了威廉?戈尔丁的小说蝇王里无处不在的神秘敌人,想起流行于世界各地的“制造敌人的艺术”想起发生在我们周身的种种不自由,想起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那句名言——“我们唯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有些新闻,你一读到它,便忍不住会想,这城里怎么聚集这么多坏蛋啊?
比如,2008年11月13日发生在成都的唐福珍自焚惨剧。好端端的一个房子,说强拆就强拆了,而且闹出了人命。类似的悲剧,这些年来层出不穷。所以我说,不怕坏蛋坏,就怕坏蛋勤劳又勇敢。
2010年初,深圳警方通报发生在当地的一系列绑架富人孩子的案件。据称,虽然有些家长交纳了赎金,但他们的孩子还是被绑匪提前撕票了;而绑匪多是“半路出家”而且80%的案件均为熟人作案。由于天下不太平,深圳一些家长决定再忙也要每天亲自接送孩子。
家长接送孩子,大概也只是城里才有的景观了。为此,许多街道,一到孩子上下课的时候都会变得拥挤不堪。校门口,一堆神情焦灼的父母和他们的各式坐驾(自行车、三轮车、摩托车、汽车等等)在校门口守着,而学校通常也是戒备森严,有的地方甚至都用上了指纹识别系统,以防坏蛋混进去兴风作浪。
遥想我在乡下读小学时,谁会为这些破事担忧!从六岁开始,虽然从家里到学校也有几公里远,但是无论是上课还是下课,都是自己走。当然,那是个熟人社会,又有同村孩子作伴,走在路上倒是很少有人害怕,而且乡间道路也没有斑马线和斑马线杀手。至于绑架,更是闻所未闻。一方面,农民生活简单,平时不会与别人结下深仇大恨;另一方面,农民家贫如洗,没有什么可以勒索。谁会为了勒索几只母鸡去绑架农民的孩子?如果是这样,他何不直接去偷鸡?
这一切,到了城里就不一样了。在这里,不仅是贫富分化严重,而且豪杰林立、鱼龙混杂,急功近利者多如牛毛。像农民那样埋一粒种子到土地里“放长线钓大鱼”者少之又少;异想天开发大财,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桩桩绑票案来做的却是大有人在。
交了赎金还要撕票,绑架者之暴力加失信,真是一点职业道德也不讲了。从逻辑上说,交纳赎金者也在喂养这个绑架链,它让那些潜在的绑架者确信绑架有利可图。与此同时,撕票者之撕票,又像是过河拆桥,让将来被绑架了孩子的父母在绝望中干脆报警,以免落得人财两空。如此这般,绑架者也不要责怪有这样的前辈,毕竟你们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说到绑架,让我不由得想起一些电影来。其中有通过意识形态与仇恨实行绑架的,如库斯图里察著名的地下;有通过爱情绑架的,如捆着我,绑着我;有不要赎金而只是要让被绑架者接受其道德教育的监禁。除此之外,还有恶搞绑架者的电影,如绑架训练。
绑架训练是部韩国黑色喜剧片。主人公东哲因为炒股失败,又为高利贷所逼,决定铤而走险,于是和一位同伴做起了绑架小孩的营生。虽罪大恶极,他们还是自我安慰,所谓绑架小孩不过是暂时借用一个人家的孩子罢了。然而,第一次绑架就把这两个倒霉蛋弄得灰头土脸。按照从电影里学来的绑架流程,在绑了一个小孩后他们给孩子家打电话要求赎金。谁知道,打了108次电话家长就是不接,更别说找他们勒索钱财了。就这样,两位绑匪的恐吓无用武之地,几近崩溃,最后只好把那个毫无利用价值的孩子给放了。
影片情节没有这么简单,但是上面这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解释了绑架为什么流行与流产。
绑架和一切博弈一样,首先都是一场心理战,这也是我常说“悲观是卧底”、“恐惧是卧底”之原由。作为世上最古老的行业之一,绑匪也是深谙此理的。绑匪打电话给被绑架者的亲人,一是索要钱财,二是在他们内心植入恐惧的种子,好让他们听任绑匪的摆布,比如不许报警,必须按指定的时间地点交纳足额的赎金,等等(为此,他们会虐待人质,甚至威胁撕票)。正是这些恐惧,里应外合,帮助绑匪掌控全局,使受害者俯首贴耳,言听计从。
谁知那位家长足智多谋,假装对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以自己的沉默彻底打乱了绑匪的计划。有趣又有希望的是,在这部影片中,被绑架者父母不与恶势力谈条件,不接受他们施恶的暗示,不但让两位绑匪乱了方寸,而且还完成了对他们的反戈一击。
读到这里,一定有读者对我有意见了。需要强调的是,我写作本文,既不是为了责备那些因丢了孩子而心急如焚的父母,也不为提供一份针对被绑架孩子的营救指南。我只是强调恐惧对人类生活有着多么深远的影响,暴力是最古老的征战工具,而恐惧使我们失去自由。而且,这里说的恐惧,有的是真实存在,有的则是因为幻象。
m.沙马兰曾经拍过一部名为神秘村的电影。影片中,村民们过着19世纪的美国移民一样的生活。村子就像是一个封闭的团体,村外丛林生活着可怕的猛兽,因此人们不敢也不想离开村庄。直到电影快结束时,观众才恍然大悟:这些村民并非生活在19世纪,而是现在。他们都是现代城市暴力犯罪的受害者,因此隐居世外并建立了自己的社区。而维持这个社区完整的关键就是制造恐惧。事实上,在这部影片中,森林中的猛兽并不存在,它只是年长者创造出来以阻止年轻人离开这个社区的幻象(见史文德森著恐惧的哲学)。
这部电影让我想起了威廉?戈尔丁的小说蝇王里无处不在的神秘敌人,想起流行于世界各地的“制造敌人的艺术”想起发生在我们周身的种种不自由,想起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那句名言——“我们唯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