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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宁萱的信
廷生，我全身心爱着的人：
世界上还真有你这样的人，用这种方式来写情书。你的生活是激扬、善良、鲜活的生活，你的所有观点几乎都"于我心有戚戚焉"。圣经中说：
全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加拉太书5：14)
我知道这片土地在你心中的分量，我再也不会像第一次跟你通电话时那样劝说你离开了。
我已经知道，如果你离开了，你"安全"了，你的心灵将陷入更加痛楚和惶惑的状态。
农民们历来就是统治者们"理所当然"地牺牲掉的一群人。很少有人心疼他们。某些本来是出身自农家的孩子，在跨入"高等人"的圈子之后，反而会变本加厉地剥夺农民——在我身边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这个时代，由于竞争、由于战争、由于欲望，人们的心不再柔软如花，而变得坚硬如铁。
艺术也彻底地堕落了。我听说，有一个所谓的"行为艺术家"，为了引起西方世界的注意，想出了这样一个"行为艺术"：他到农村里去用很低廉的价钱买了一个刚刚死去的婴儿。然后通知西方媒体的记者和艺术界的人士，说他有一个重大的作品要展示。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杰作呢？他将婴孩的尸体放在蒸笼里蒸熟，然后吃掉！
没有信仰、没有爱，艺术也就成了屠杀和犯罪。
冷酷真的很美吗？这个时代究竟出了什么毛病，非得以"酷"为美？
我记得泰戈尔曾经感叹说："我对这些农民——我们的佃户——上天的高大、孤弱、幼稚的孩子，怀有深深的怜悯；必须把事物径直送到他们的嘴里，否则他们就完了。当大地母亲的乳房干瘪了的时候，他们不知所措，只会哭喊。然而，饥肠刚一填平，他们就会忘记自己过去的所有苦难。"印度跟我们一样，也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印度的农民也在一片广大的黄土地上苦苦挣扎着。
泰戈尔还说："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必须有苦难存在，那就让它存在吧；但总应该留下一线光明，至少留下一点希望的闪光，以促进人类中较高尚的部分，怀着希望，不停地奋斗，以减轻这种苦难。"印度的农民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他们有像甘地、泰戈尔、特蕾莎修女这样一些与他们一同承担苦难的心灵。
我们国家的农民呢？梁漱溟和晏阳初曾经发起"乡村建设运动"，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我又想起你在底层体验与体验底层一文中写到的一段话："在年轻的专业人员都一心向上爬，而关注社会的积极性正日益消亡的时代，居然有一批人，放弃自己在广告界、医学界、法律界、金融界和戏剧界等部门的高收入、高地位和受人尊敬的工作，终日为穷人、无家可归者、失业者和被剥夺公权的人四处奔走，尽管他们为数不多，但确实令人惊讶！"
你指的是一批美国的年轻人。
而我，也要做这样令人惊讶的人，我不惮于为数不多，因为我知道有你，就已足矣。
你明白我的勇气与决心吗？
爸爸妈妈看了你的书，一方面很欣赏，另一方面却又很担心。他们说，要是再来一次"反右"和"文革"之类的政治运动，你一定会有牢狱之灾的。原来，他们希望我能够找到一个学理工科的男朋友，这样可能会"安全"一点。
可是，我对他们说："爷爷不也是学生物的吗？他照样没有能够逃过劫难。"我想，有的东西是我们必须去承担的，想躲也躲不掉。我深深地知道，做你的妻子，不是来分享你的荣誉，而是来与你相互搀扶着走过漫长的、没有尽头的坎坷之路。
这些天来，我正在读捷克作家哈维尔写的一本书——狱中书简——致亲爱的奥尔嘉。这本书直接印证了摩罗所提出的一个严峻的命题"巨人何以成为巨人"。
在中国，一旦发生变故，立刻便出现"夫妻本是同命鸟，大难来时各自飞"的结果。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柏杨的妻子倪明华、李敖的妻子胡茵梦，都是在爱人最艰难的时候、最需要支持与安慰的时候，选择了冷酷无情地背叛。
于是，郁达夫远走天涯，葬身异邦；虽然熬过难关，走出牢狱，最终沐浴在解严以后的天空下，但他们精神上所受的伤害已经难以愈合了。这种伤害，直接影响到柏杨与李敖们的思想和创作，影响到他们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和判断。
我认为，柏杨和李敖晚年所犯的一系列错误，显然都与当初心灵上受到的巨大创伤有关。
他们的思想里有太多的仇恨，因为他们是受过伤害的人，仇恨是一种自我封闭和保护的颜色。
他们的行为里有太多的谋略，因为他们是受过伤害的人，谋略是一种游戏在刀刃边上的聪明。
然而，聪明绝非智慧，恨也不可能完成最终的拯救。
与他们相比，哈维尔太幸运了。哈维尔的妻子奥尔嘉一直与丈夫一起无畏地面对邪恶。她没有背弃他，相反，她给予了他最大的支持和慰藉。
哈维尔刚刚失去自由的时候，没完没了地向妻子提出请求和要求，不断地交给她许多应完成的任务和须送给他的物品的清单，他不无一丝冷嘲地管它们叫"指示"。他为他们的郊外的农舍而感到担忧，不仅因为它需要经常性的维修，而且房管部门似乎准备宣布将其没收。他催促她考虑用他们的那套公寓房去换另外一套，去买些新家具，找个工作，学会开车。他埋怨她不经常写信，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说她即使告诉他一些消息，也不够具体，以至他无法知道她每天在干些什么。
在这些唠唠叨叨的背后，人们感觉到了哈维尔在突然被割断与自己的朋友和同事圈子的联系后所感到的那种深刻的焦虑。这恰恰是伟人身上的渺小、伟人身上的真实。
除了哈维尔的律师之外，奥尔嘉是他与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的纽带。他靠她知道外面在发生些什么事情，当他敦促她"多交际"时，他是在表达他内在的需要；通过她，继续参与他那个团体生机勃勃的生活。
哈维尔直截了当地打听这些事情：地下音乐会、非官方的讨论会、新的地下出版物，那些讨论、辩论和争论，还有闲言碎语，想据此来了解那些她无法摆脱的东西。其内部情绪的每个变化，对他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
奥尔嘉谅解了焦虑的哈维尔。她知道，他不是神。她清醒地知道，哈维尔的身上也存在着庸凡之处。于是，她竭尽全力地帮助哈维尔由软弱走向坚强。
"家"在捷克语里的意思是"亲密感"。有了奥尔嘉，哈维尔即使在监狱之中，也能够体验到"家"所蕴含的"亲密感"。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当局不也许他们见面，这对于相爱的夫妻来说，无疑是残酷的折磨。这是"后极权主义时代"的统治者特有的一种偷偷摸摸的邪恶，有点类似于小孩子的恶作剧。
但是，他们在通信中保持精神上的联系。因为通信受到严格的检查，他们不得不压抑住热烈的感情，换了一种相对隐讳和冷静的表达方式，他们将感情隐藏在信纸的背后。
在狱中书简的序言中，哈维尔回忆起那段艰难的日子："奥尔嘉和我至少有两百年没有互相表白爱情了，但我们两都感到我们大概是不可分离的。的确，在我的狱中书信里，你不会看到很多专门写给我妻子的由衷的私房话。但即便如此，我想奥尔嘉也是这些书信的主角，虽然她确实是隐而不现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她的名字置于本书书名中的原因。充溢于这些信中的始终如一的目标，其本身难道不就说明了某种证实这一点的东西吗？"
这似乎不是一本言情的书信集，但是它字字都充满了深情。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李敖后期的书信中，从头到尾都充斥着对色情过度的渲染。这正从反面说明他在感情上受到过极大的伤害，也说明他在心灵深处是一个脆弱的人——无论他本人是否承认这一点。
这时，李敖已经不懂得"爱"了，他所谓的"爱情"不过是游戏而已。青年时代的真诚和挚爱、健康和活力，青年时代的"赤子之心"，此时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也许李敖本人并不愿意如此——是专制的权力和无情的女性将他伤害到这样不堪的地步。于是，他逐渐丧失了对丑陋与轻浮的警醒，最终将丑陋和轻浮推向"审美化"的地步。
李敖有成为巨人的潜质，而远远没能成为巨人。
与李敖的佯狂相反，哈维尔在平静的文字中，坚守着人性光辉的一面。他说："我是一个作家，我的天职令我觉得道出我赖以生存的世间真理是自己的责任。"在他的作品里，没有一句夸张和辱骂的话。他的写作风格和写作态度，也验证着他坚贞的理念——即使是在民主和人道的准则似乎已经毫无希望地丧失的时候，也不背弃这些准则。
哈维尔在现代捷克思想中占有中心地位。哈维尔的写作，代表着捷克思想和人类思想中最崇高的那一部分。正如哈维尔的老朋友、心理学家内梅茨所说："哈维尔给捷克文学带来的新事物是：他总是那么写，好像书报检查制度不存在似的。如果他不想写某种东西，他就不写；如果想写，他就只按照他认为正确的方式来写。"
这些书信，一般人读着也许会觉得太平淡。殊不知，这种平淡正是哈维尔努力追求的境界。
在一封信中，哈维尔写道："谢谢你寄来的两封命名日的问候卡，第一封目前我还保留着，我成功地用它来使我的小柜芳香好闻。把香水弄在上面真是个好主意，我认为你应该对每封信都这样处理(是什么香味？是素馨吗？它使我想起了以前的那些日日夜夜——你一定在那儿给我写过信)。你的信终于到了，不幸的是由于认为不能接受而没有给我；我只是对能够接受的内容感到诧异。等了一个月的信最后却没有收到，真是可耻。"他对卡片上的香味表现出来的关心，是真挚感人的。正是对生活细节的诗意的开掘，使得他拥有了对抗邪恶的勇气。如果有一天，他感觉不到卡片上香水的味道了，他也就临近了崩溃的边缘。
哈维尔还谈到他与妻子的一次会面。在这次会面中，他一直保持着温和、沉静的状态。
为了避免妻子认为他冷漠和无动于衷，在会面之后，他立刻给妻子写信解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整个见面表现得随和、文明，一点也没有悲剧色彩，也许那是最好的法子——忽略处境的异常性，表现得就像是早上刚看到对方，买了东西之后，又在车上见面了，以便一起乘车回家。这个时刻的兴奋、紧张、忙碌、焦虑、责任感、严肃性和奇特性，都统统消失(圣诞节的愁绪陷阱也可以理解消失了)。因而，不仅在平静中谈了更多，而且我们也可以在那个时刻以完全真实的方式在一起。缺少热情、缺少节日气氛、兴奋和催人热泪的情感也许会被人由于无知而哀叹，错误地把随和的气氛当作关系精神和心意的浅陋的征兆。但是，我们应该感到高兴，会面是正常的、直截了当、没有情绪化。因为，这毕竟是维系你、伊凡和我的整个家的正确方法。任何异常的、不自然和勉强的东西，任何演戏或抬高意义，都只会证实我们被迫分开的事实，无意中加大我们之间的距离，危及到真实感，从而把我们之间物质上的距离变成为心理上、精神上的距离。"的确，只有这种方式才能够让邪恶的力量和无耻的看客们深感失望，而他们的失望就是哈维尔与妻子的胜利。
风暴的中心往往是平静的。正是这种平静，保持了爱的完整性与新鲜度；正是这种平静，有力地抵抗了恶劣的外部环境，让监狱成为天堂。
他们的伟大是我们不可企及的，但他们对生活的基本态度，我们却可以借鉴。亲爱的廷生，如果我们有一天也陷入相同的处境之中，我希望你能够有哈维尔的智慧和勇气；而我呢，我鄙夷背叛柏杨的倪明华和背叛李敖的胡茵梦，我将仰望奥尔嘉的踪迹，做我应当做的事情。
哈维尔曾经谈到什么样的女性适合自己，他说："我是在一个威严的母亲的爱意融融和坚实可靠的怀抱里长大的，我需要一个充满活力的女人在我身边，可以征询意见，但又令我敬畏"
他对奥尔嘉有这样的一番描述："奥尔嘉跟我是非常不同的。我是一个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而且一直是个缺乏自信地知识分子，奥尔嘉则是个出身劳动阶级的姑娘，质朴、清醒、不够多愁善感，她可能甚至有点饶舌和招人烦；换句话说，就像我们说的，你不可能让她喝得酩酊大醉。"
虽然两人的生活背景、个性爱好等有很大的不同，但哈维尔指出："我发现，奥尔嘉正是我所需要的那种人：一个全随我自己的内心动荡而忧而乐，对我比较狂放的思想提出冷静的批评，对我公开的危险活动给予个人的支持的人。在我的一生中，我做的任何事都同她商量过，爱打趣的人说她甚至连伤害到她的那些过错都像征询过她的意见，而且，我还就那些心血来潮的问题征求她的意见，我不管写了什么，她通常都是第一个读者，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在评判它的时候，她也一定是我的主要权威。"
哈维尔是一个幸运者。廷生，我的爱人，我也要通过我的努力，让你意识到你自己也是一个幸运者。
用全部的心灵来爱你的小萱儿
两千年六月二十九日
四、廷生的信
小萱儿，我的海伦：
谢谢你向我谈了哈维尔的经历。
如果说二十世纪亚洲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是甘地的话，那么欧洲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就是哈维尔。他们就像廊柱一样，支撑着一片清朗明净的天空。
中国，我们的中国，什么时候才会出现这样高耸入云的廊柱呢？
哈维尔的一位作家朋友，在一封信中这样评价狱中书简——致亲爱的奥尔嘉："这是一本具有净化作用的书。你对自己的要求，你的赤诚和忠恳迫使人们通过眼睛去观察，看人们是否沉醉于自己的生活，看他们涉及别人别事时会不会相互欺骗说谎。然后，你好像突然之间获得了洞察力，你的观察变得越来越仔细，越来越有成效。你的一切思想似乎突然都围绕着生活和视野的真谛在旋转。这本书很重要。每当我想到它将与那些充满血腥以及伤风败俗的小说并排而立，人们不再用那些小说来刺激自己冷却了的感情，而是在思考中开始对自己的拯救，那么世界至少还存在着一丝希望。"
有一天，假如我遭遇到迎面而来的厄运，我也将坚持这样的写作——在外部的伤害中让自己健全起来的写作，在仇恨和谎言中传播爱和真实的写作。亲爱的宁萱，我相信，我会获得你永远的支持。
今天，我们在百年纪念讲堂里举行毕业典礼。当我穿上硕士服装的时候，千般滋味涌上心头。典礼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把硕士帽上的帽穗从这一边拔到另一边。这轻轻的一拔，真算得上是"二两拔千金"。六年的小学、六年的中学、一年的军校、四年的本科、三年的研究生，整整二十年的校园生涯，顿时就结束了。古人说"十年寒窗"，而我付出的是多了一倍的时间。
尤其是要离开北大。说了许久的离开，等到离开真的到来时，终究还是有些不舍得。突然间，有点羡慕继续上博士的那几个同学了。他们还能够留下来，至少三年。
我跟几个同学穿着长袖飘飘的硕士服装，在校园里转了一圈，挑选了几处景点拍照留念。今天的校园里到处是穿着硕士和博士服装的毕业生。有的毕业生全家都来了。
在中文系的门口的时候，正好遇到了系主任费振刚先生。
这几年来，费先生对我的关心，如同"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当压力和非难一起侵袭而来的时候，是费先生来出面帮助我排解和消除，而且他从来不告诉我。... -->>
三、宁萱的信
廷生，我全身心爱着的人：
世界上还真有你这样的人，用这种方式来写情书。你的生活是激扬、善良、鲜活的生活，你的所有观点几乎都"于我心有戚戚焉"。圣经中说：
全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加拉太书5：14)
我知道这片土地在你心中的分量，我再也不会像第一次跟你通电话时那样劝说你离开了。
我已经知道，如果你离开了，你"安全"了，你的心灵将陷入更加痛楚和惶惑的状态。
农民们历来就是统治者们"理所当然"地牺牲掉的一群人。很少有人心疼他们。某些本来是出身自农家的孩子，在跨入"高等人"的圈子之后，反而会变本加厉地剥夺农民——在我身边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这个时代，由于竞争、由于战争、由于欲望，人们的心不再柔软如花，而变得坚硬如铁。
艺术也彻底地堕落了。我听说，有一个所谓的"行为艺术家"，为了引起西方世界的注意，想出了这样一个"行为艺术"：他到农村里去用很低廉的价钱买了一个刚刚死去的婴儿。然后通知西方媒体的记者和艺术界的人士，说他有一个重大的作品要展示。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杰作呢？他将婴孩的尸体放在蒸笼里蒸熟，然后吃掉！
没有信仰、没有爱，艺术也就成了屠杀和犯罪。
冷酷真的很美吗？这个时代究竟出了什么毛病，非得以"酷"为美？
我记得泰戈尔曾经感叹说："我对这些农民——我们的佃户——上天的高大、孤弱、幼稚的孩子，怀有深深的怜悯；必须把事物径直送到他们的嘴里，否则他们就完了。当大地母亲的乳房干瘪了的时候，他们不知所措，只会哭喊。然而，饥肠刚一填平，他们就会忘记自己过去的所有苦难。"印度跟我们一样，也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印度的农民也在一片广大的黄土地上苦苦挣扎着。
泰戈尔还说："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必须有苦难存在，那就让它存在吧；但总应该留下一线光明，至少留下一点希望的闪光，以促进人类中较高尚的部分，怀着希望，不停地奋斗，以减轻这种苦难。"印度的农民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他们有像甘地、泰戈尔、特蕾莎修女这样一些与他们一同承担苦难的心灵。
我们国家的农民呢？梁漱溟和晏阳初曾经发起"乡村建设运动"，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我又想起你在底层体验与体验底层一文中写到的一段话："在年轻的专业人员都一心向上爬，而关注社会的积极性正日益消亡的时代，居然有一批人，放弃自己在广告界、医学界、法律界、金融界和戏剧界等部门的高收入、高地位和受人尊敬的工作，终日为穷人、无家可归者、失业者和被剥夺公权的人四处奔走，尽管他们为数不多，但确实令人惊讶！"
你指的是一批美国的年轻人。
而我，也要做这样令人惊讶的人，我不惮于为数不多，因为我知道有你，就已足矣。
你明白我的勇气与决心吗？
爸爸妈妈看了你的书，一方面很欣赏，另一方面却又很担心。他们说，要是再来一次"反右"和"文革"之类的政治运动，你一定会有牢狱之灾的。原来，他们希望我能够找到一个学理工科的男朋友，这样可能会"安全"一点。
可是，我对他们说："爷爷不也是学生物的吗？他照样没有能够逃过劫难。"我想，有的东西是我们必须去承担的，想躲也躲不掉。我深深地知道，做你的妻子，不是来分享你的荣誉，而是来与你相互搀扶着走过漫长的、没有尽头的坎坷之路。
这些天来，我正在读捷克作家哈维尔写的一本书——狱中书简——致亲爱的奥尔嘉。这本书直接印证了摩罗所提出的一个严峻的命题"巨人何以成为巨人"。
在中国，一旦发生变故，立刻便出现"夫妻本是同命鸟，大难来时各自飞"的结果。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柏杨的妻子倪明华、李敖的妻子胡茵梦，都是在爱人最艰难的时候、最需要支持与安慰的时候，选择了冷酷无情地背叛。
于是，郁达夫远走天涯，葬身异邦；虽然熬过难关，走出牢狱，最终沐浴在解严以后的天空下，但他们精神上所受的伤害已经难以愈合了。这种伤害，直接影响到柏杨与李敖们的思想和创作，影响到他们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和判断。
我认为，柏杨和李敖晚年所犯的一系列错误，显然都与当初心灵上受到的巨大创伤有关。
他们的思想里有太多的仇恨，因为他们是受过伤害的人，仇恨是一种自我封闭和保护的颜色。
他们的行为里有太多的谋略，因为他们是受过伤害的人，谋略是一种游戏在刀刃边上的聪明。
然而，聪明绝非智慧，恨也不可能完成最终的拯救。
与他们相比，哈维尔太幸运了。哈维尔的妻子奥尔嘉一直与丈夫一起无畏地面对邪恶。她没有背弃他，相反，她给予了他最大的支持和慰藉。
哈维尔刚刚失去自由的时候，没完没了地向妻子提出请求和要求，不断地交给她许多应完成的任务和须送给他的物品的清单，他不无一丝冷嘲地管它们叫"指示"。他为他们的郊外的农舍而感到担忧，不仅因为它需要经常性的维修，而且房管部门似乎准备宣布将其没收。他催促她考虑用他们的那套公寓房去换另外一套，去买些新家具，找个工作，学会开车。他埋怨她不经常写信，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说她即使告诉他一些消息，也不够具体，以至他无法知道她每天在干些什么。
在这些唠唠叨叨的背后，人们感觉到了哈维尔在突然被割断与自己的朋友和同事圈子的联系后所感到的那种深刻的焦虑。这恰恰是伟人身上的渺小、伟人身上的真实。
除了哈维尔的律师之外，奥尔嘉是他与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的纽带。他靠她知道外面在发生些什么事情，当他敦促她"多交际"时，他是在表达他内在的需要；通过她，继续参与他那个团体生机勃勃的生活。
哈维尔直截了当地打听这些事情：地下音乐会、非官方的讨论会、新的地下出版物，那些讨论、辩论和争论，还有闲言碎语，想据此来了解那些她无法摆脱的东西。其内部情绪的每个变化，对他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
奥尔嘉谅解了焦虑的哈维尔。她知道，他不是神。她清醒地知道，哈维尔的身上也存在着庸凡之处。于是，她竭尽全力地帮助哈维尔由软弱走向坚强。
"家"在捷克语里的意思是"亲密感"。有了奥尔嘉，哈维尔即使在监狱之中，也能够体验到"家"所蕴含的"亲密感"。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当局不也许他们见面，这对于相爱的夫妻来说，无疑是残酷的折磨。这是"后极权主义时代"的统治者特有的一种偷偷摸摸的邪恶，有点类似于小孩子的恶作剧。
但是，他们在通信中保持精神上的联系。因为通信受到严格的检查，他们不得不压抑住热烈的感情，换了一种相对隐讳和冷静的表达方式，他们将感情隐藏在信纸的背后。
在狱中书简的序言中，哈维尔回忆起那段艰难的日子："奥尔嘉和我至少有两百年没有互相表白爱情了，但我们两都感到我们大概是不可分离的。的确，在我的狱中书信里，你不会看到很多专门写给我妻子的由衷的私房话。但即便如此，我想奥尔嘉也是这些书信的主角，虽然她确实是隐而不现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她的名字置于本书书名中的原因。充溢于这些信中的始终如一的目标，其本身难道不就说明了某种证实这一点的东西吗？"
这似乎不是一本言情的书信集，但是它字字都充满了深情。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李敖后期的书信中，从头到尾都充斥着对色情过度的渲染。这正从反面说明他在感情上受到过极大的伤害，也说明他在心灵深处是一个脆弱的人——无论他本人是否承认这一点。
这时，李敖已经不懂得"爱"了，他所谓的"爱情"不过是游戏而已。青年时代的真诚和挚爱、健康和活力，青年时代的"赤子之心"，此时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也许李敖本人并不愿意如此——是专制的权力和无情的女性将他伤害到这样不堪的地步。于是，他逐渐丧失了对丑陋与轻浮的警醒，最终将丑陋和轻浮推向"审美化"的地步。
李敖有成为巨人的潜质，而远远没能成为巨人。
与李敖的佯狂相反，哈维尔在平静的文字中，坚守着人性光辉的一面。他说："我是一个作家，我的天职令我觉得道出我赖以生存的世间真理是自己的责任。"在他的作品里，没有一句夸张和辱骂的话。他的写作风格和写作态度，也验证着他坚贞的理念——即使是在民主和人道的准则似乎已经毫无希望地丧失的时候，也不背弃这些准则。
哈维尔在现代捷克思想中占有中心地位。哈维尔的写作，代表着捷克思想和人类思想中最崇高的那一部分。正如哈维尔的老朋友、心理学家内梅茨所说："哈维尔给捷克文学带来的新事物是：他总是那么写，好像书报检查制度不存在似的。如果他不想写某种东西，他就不写；如果想写，他就只按照他认为正确的方式来写。"
这些书信，一般人读着也许会觉得太平淡。殊不知，这种平淡正是哈维尔努力追求的境界。
在一封信中，哈维尔写道："谢谢你寄来的两封命名日的问候卡，第一封目前我还保留着，我成功地用它来使我的小柜芳香好闻。把香水弄在上面真是个好主意，我认为你应该对每封信都这样处理(是什么香味？是素馨吗？它使我想起了以前的那些日日夜夜——你一定在那儿给我写过信)。你的信终于到了，不幸的是由于认为不能接受而没有给我；我只是对能够接受的内容感到诧异。等了一个月的信最后却没有收到，真是可耻。"他对卡片上的香味表现出来的关心，是真挚感人的。正是对生活细节的诗意的开掘，使得他拥有了对抗邪恶的勇气。如果有一天，他感觉不到卡片上香水的味道了，他也就临近了崩溃的边缘。
哈维尔还谈到他与妻子的一次会面。在这次会面中，他一直保持着温和、沉静的状态。
为了避免妻子认为他冷漠和无动于衷，在会面之后，他立刻给妻子写信解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整个见面表现得随和、文明，一点也没有悲剧色彩，也许那是最好的法子——忽略处境的异常性，表现得就像是早上刚看到对方，买了东西之后，又在车上见面了，以便一起乘车回家。这个时刻的兴奋、紧张、忙碌、焦虑、责任感、严肃性和奇特性，都统统消失(圣诞节的愁绪陷阱也可以理解消失了)。因而，不仅在平静中谈了更多，而且我们也可以在那个时刻以完全真实的方式在一起。缺少热情、缺少节日气氛、兴奋和催人热泪的情感也许会被人由于无知而哀叹，错误地把随和的气氛当作关系精神和心意的浅陋的征兆。但是，我们应该感到高兴，会面是正常的、直截了当、没有情绪化。因为，这毕竟是维系你、伊凡和我的整个家的正确方法。任何异常的、不自然和勉强的东西，任何演戏或抬高意义，都只会证实我们被迫分开的事实，无意中加大我们之间的距离，危及到真实感，从而把我们之间物质上的距离变成为心理上、精神上的距离。"的确，只有这种方式才能够让邪恶的力量和无耻的看客们深感失望，而他们的失望就是哈维尔与妻子的胜利。
风暴的中心往往是平静的。正是这种平静，保持了爱的完整性与新鲜度；正是这种平静，有力地抵抗了恶劣的外部环境，让监狱成为天堂。
他们的伟大是我们不可企及的，但他们对生活的基本态度，我们却可以借鉴。亲爱的廷生，如果我们有一天也陷入相同的处境之中，我希望你能够有哈维尔的智慧和勇气；而我呢，我鄙夷背叛柏杨的倪明华和背叛李敖的胡茵梦，我将仰望奥尔嘉的踪迹，做我应当做的事情。
哈维尔曾经谈到什么样的女性适合自己，他说："我是在一个威严的母亲的爱意融融和坚实可靠的怀抱里长大的，我需要一个充满活力的女人在我身边，可以征询意见，但又令我敬畏"
他对奥尔嘉有这样的一番描述："奥尔嘉跟我是非常不同的。我是一个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而且一直是个缺乏自信地知识分子，奥尔嘉则是个出身劳动阶级的姑娘，质朴、清醒、不够多愁善感，她可能甚至有点饶舌和招人烦；换句话说，就像我们说的，你不可能让她喝得酩酊大醉。"
虽然两人的生活背景、个性爱好等有很大的不同，但哈维尔指出："我发现，奥尔嘉正是我所需要的那种人：一个全随我自己的内心动荡而忧而乐，对我比较狂放的思想提出冷静的批评，对我公开的危险活动给予个人的支持的人。在我的一生中，我做的任何事都同她商量过，爱打趣的人说她甚至连伤害到她的那些过错都像征询过她的意见，而且，我还就那些心血来潮的问题征求她的意见，我不管写了什么，她通常都是第一个读者，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在评判它的时候，她也一定是我的主要权威。"
哈维尔是一个幸运者。廷生，我的爱人，我也要通过我的努力，让你意识到你自己也是一个幸运者。
用全部的心灵来爱你的小萱儿
两千年六月二十九日
四、廷生的信
小萱儿，我的海伦：
谢谢你向我谈了哈维尔的经历。
如果说二十世纪亚洲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是甘地的话，那么欧洲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就是哈维尔。他们就像廊柱一样，支撑着一片清朗明净的天空。
中国，我们的中国，什么时候才会出现这样高耸入云的廊柱呢？
哈维尔的一位作家朋友，在一封信中这样评价狱中书简——致亲爱的奥尔嘉："这是一本具有净化作用的书。你对自己的要求，你的赤诚和忠恳迫使人们通过眼睛去观察，看人们是否沉醉于自己的生活，看他们涉及别人别事时会不会相互欺骗说谎。然后，你好像突然之间获得了洞察力，你的观察变得越来越仔细，越来越有成效。你的一切思想似乎突然都围绕着生活和视野的真谛在旋转。这本书很重要。每当我想到它将与那些充满血腥以及伤风败俗的小说并排而立，人们不再用那些小说来刺激自己冷却了的感情，而是在思考中开始对自己的拯救，那么世界至少还存在着一丝希望。"
有一天，假如我遭遇到迎面而来的厄运，我也将坚持这样的写作——在外部的伤害中让自己健全起来的写作，在仇恨和谎言中传播爱和真实的写作。亲爱的宁萱，我相信，我会获得你永远的支持。
今天，我们在百年纪念讲堂里举行毕业典礼。当我穿上硕士服装的时候，千般滋味涌上心头。典礼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把硕士帽上的帽穗从这一边拔到另一边。这轻轻的一拔，真算得上是"二两拔千金"。六年的小学、六年的中学、一年的军校、四年的本科、三年的研究生，整整二十年的校园生涯，顿时就结束了。古人说"十年寒窗"，而我付出的是多了一倍的时间。
尤其是要离开北大。说了许久的离开，等到离开真的到来时，终究还是有些不舍得。突然间，有点羡慕继续上博士的那几个同学了。他们还能够留下来，至少三年。
我跟几个同学穿着长袖飘飘的硕士服装，在校园里转了一圈，挑选了几处景点拍照留念。今天的校园里到处是穿着硕士和博士服装的毕业生。有的毕业生全家都来了。
在中文系的门口的时候，正好遇到了系主任费振刚先生。
这几年来，费先生对我的关心，如同"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当压力和非难一起侵袭而来的时候，是费先生来出面帮助我排解和消除，而且他从来不告诉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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