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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岁月是一条河
二〇〇二年晚秋时节，母校洛泉大学邀请我去参加一个会议，我得到了重返革命圣地洛泉的机会。我之所以接受邀请，很大程度上是想借此机会到崤阳县张家河乡马家崾岘去看望吴克勤。
我从来没有乘坐飞机去过洛泉，但是现在，那里已经有了到北京的航线。从现代化的首都机场坐上飞机，我不禁感叹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虽然难以遏制频繁发生的矿难，难以阻挡用矿工的生命和鲜血换取来巨大财富的矿主们动辄出手几千万元在北京购置房产；虽然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止权力和资本结合形成为某种空前强大的政治力量，在改革的旗号下进行野蛮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把本属于人民的国有资产转变为个人资产，把原本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几乎不用付出任何代价掠夺过来，用这些土地通过房地产的形式转变为这些人的财富大厦；虽然每天都听到专家学者在痛心疾首呼吁社会公平，要求改变农村和城市的二元结构，把属于农民的还给农民，将国家社会保障覆盖到农村；虽然国家领导人在各种场合都强调说我们国家幅员广大，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必须注意稳定，保持和谐，要创造一个全社会和谐发展的新格局；虽然经常能够听到国外学者对于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种种预测，有的甚至认为在政治、经济发展严重的不协调中，总有一天会出现全面的崩溃；尽管老百姓在猖獗的腐败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面前已经几近于愤怒但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就社会发展状况来说，我们在往前走，我们的确在世界舞台上创造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奇迹，这种奇迹，甚至能够从社会生活的很多细节中体会出来，尤其是在经济发展较快的东、中部地区。
我想到将近四十年前的交通状况。凡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交通不便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简直是灾难性的。以我们在洛泉地区谷庄驿公社樱桃园大队插队一年以后回家探亲为例。
我们先用一天时间从樱桃园出发，走六十里山路，赶到崤阳县西北五里地的茶坊（这是公路边上一个很大的镇子，只有这里才有从洛泉发来的开往湎川的长途汽车）到长途汽车站去排队等候。
候车室里面挤满了如同今天的民工一样的北京知青，当时正是隆冬时节，天气异常寒冷，这些无法无天的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弄来了很多木柴，在候车室里烧起一堆大火。就像年轻人干的很多事情一样，往往做得很过头——这些从燃烧大火中得到很多乐趣的家伙竟然把候车室烧得如同炼钢炉前一样灼热，烤得脸上几乎要起燎泡，隔一会儿就得到外面凉快一下，而外面正大雪纷飞，整个世界都在严寒中瑟缩着，连狗的叫声都听不到。
早晨六点钟左右就会有从洛泉开来的过路车停在候车室外面的马路上，这些车一般都会为在茶坊上车的旅客预留一些座位，多的七八个，少的三四个。也有司机拉了熟人或者接受了什么人的贿赂，从洛泉出来的时候车上就满满当当了，因此也就不在茶坊停留，呼啸而去。
顺便说一下，在那个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司机的经济特权和社会地位并不亚于现在电信、石油、银行等国有垄断部门的官员，因为他们可以利用汽车从大城市搞来当地奇缺的白面、大米、猪肉、香烟甚至于肥皂、食糖、洗衣粉等紧俏商品。特权在社会层面往往体现为人的价值。那个年代，如果谁家的姑娘找了司机做丈夫，通常会引起周围人很大的艳羡，就像今天我们听说谁家姑娘嫁给了腰缠万贯的老板或者掌握审批权的政府官员一样。
有特权的人周围总是围绕着很多巴结奉承的人，这在任何社会都一样。巴结奉承特权人物的人在我们插队的那个年代除了想得到购买物品的便利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交换内容，这就是整个社会比商品更为紧缺的服务（其实这也是一种商品），譬如说乘坐车、船的便利，比如说不用拿号排队就能买来小笼包子的便利，等等。
司机掌握的是出售出行服务（商品）的特权——同样的座位，他当然更愿意提供给与他有特殊关系的人（比如同学、老乡、亲戚）。所谓“走后门”者，在当时指的往往是这种非原则的交换关系，而不是今天人们深恶痛绝的卖官鬻爵、贪污腐化之类。所以，那个时候尽管一些人掌握着一定的特权，但是真正把它作为资源来使用，用它作为利益交换手段的人，并不像今天这样普遍。我就曾经通过一个同学走司机的后门，坐车返回北京过春节，那位司机给了这个照顾，却没有向我和我那个同学索要任何好处。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今天，简直匪夷所思——现在即使傻瓜也在琢磨怎样利用特权换取利益。换一句话说，在那个贫困但是相对来说极为朴实的年代，尽管想得到额外好处的人有时候也贿赂司机，但那还不是社会运行的通行规则，也正因为这样，我们这些拥挤在茶坊长途汽车站的知青，虽然饱受路途劳顿之苦，最后也都能够如愿以偿地坐上汽车回家，没有什么人来借助权力来寻租，也没有什么人来进行敲诈勒索，这是我们那代人可幸运之处。
每次马路上响起刺耳的刹车声，候车室里的长队都会兴奋地悸动起来，就像一条粗大的蛇被惊扰了一样，来回摆动着调整姿势。售票窗口准时打开，开始售票。拿到车票的人满头大汗地从售票窗口前的人群中挤出来，在嫉妒和艳羡的目光中走向长途汽车。
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顺当，据说临近春节的时候，经常有人要连续排两三天队才能够买上车票。那一年我们走得早，因此没有经受那样的周折，第一天就幸运地买到车票，坐上了开往湎川的汽车。
崤阳到著名的煤城湎川二百三十公里，依照现在汽车在高速公路上的行驶速度，不过两个多小时的车程，但那时候的长途汽车却要走整整一天。
这条著名的公路还是国民党k省政府公路局三十年代投资勘察设计并动员公路两侧人民修建的，基本上沿用了清代从事货品运输的脚夫踩出的路线，翻山越岭，险峻无比。我插队的那个年代，经常就会看到翻覆到深沟里的货运卡车。那时候的长途客车都是清一色的解放牌，动力性极差，虽然都上了防滑链，也经常发生从陡峭的结冰了的路面滑到深谷里去的惨剧，所以，坐在这样的车上，你的小命实际上就等于攥在死神手里，不一定什么时候你就被拉过去了。
晚上五六点钟，长途汽车哼哼唧唧到达湎川火车站。这里离省会龙翔还有一百六十公里。这时候你有两个选择：一是乘坐两个小时以后开往省城龙翔的慢车，这意味着你将要在这列不紧不慢的火车上度过可怕的六个小时（请读者不要怀疑我这里给出的数字，那时候火车慢车的速度就是这样）。
为什么要用“可怕”这两个字来形容这个旅程呢？因为，如果你的运气不好，很有可能被安排坐到拉运牲口或者货物的铁闷子车厢里。这样的车厢里边什么都没有，人就坐在车厢地板上，凉得能够让屁股失去知觉。车厢就像单间监狱一样一个挨一个挤满了人，并且按照单间监狱那样的思路，在一个角落遮掩出一块地方用来解决排泄问题，因此你不难想象车厢里的气味。
于是，人们尽量不去坐这趟慢车，而是等候第二天早晨八点半开行的普通快车。普通快车尽管锈迹斑斑，但那正儿巴经是拉人的东西，并且十分奢侈地设置了座椅，厕所也不在车厢里。这样，普通快车简直就成了天堂——谁不愿意在天堂呆上几个小时呢？所以尽管票价比慢车贵三分之一，仍然有很多人都等着坐快车。这样，快车的车票就紧张了，你仍然会面临在崤阳县茶坊镇面临的问题，很有可能因为买不到车票上不了火车，所以，仍然有人冒着生命危险钻到铁闷子车里面，用毛巾把嘴堵起来，苦熬漫长的六个小时时光。
现在让我们假设一切顺利，坐上了第二天的普通快车，到省会龙翔的时间应当是中午十二点或者下午一点或者两点，这是因为火车到达的准确时间是很难确定的。
古城龙翔在铁路交会点上，发往北京的火车——始发车或者过路车——很多，在时间安排上你就自由一些，幸运的话，你几乎不做停留就可以上另一列火车，当然，这通常意味着你没有座位。我就曾经两次从龙翔站到北京，经过漫漫三十个小时的颠簸，在亲爱得就像母亲一样的北京站下车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竟然连牙齿都松动了，两条腿肿得通明透亮。那时候我才十八岁到二十岁，正在生命的巅峰时刻，如果放到现在，我估计是死定了——或者死在车厢与车厢的连接处，或者死在有座位旅客的座位底下，或者死在堆满了粪便的厕所里，当然，也有可能死在北京站站台上。
这就是将近四十年以前从北京到崤阳或者说从崤阳到北京的旅程。
但是现在，美国出产的波音737客机用不到四十分钟就能够把我从北京拉运到洛泉。坐在飞机舒适的座椅上，品呷着漂亮的航空小姐殷勤地递过来的咖啡，回想四十年前那种骇人听闻的旅程，恍如隔世。
在飞机上，我第一次从空中看到了黄河。
自从我一九九三年从k省省会龙翔调动工作到北京，尽管经常到外地出差，但是相对于我在k省生活的二十五年，不管实际上还是在精神生活中，离黄河的距离都是越来越远了，就像我插队的那个叫樱桃园的小山村离我的精神生活越来越远了一样。关于黄河的记忆都是既往的，我没有获得新的印象。那些记忆，正如我在本书开头描述的那样，总是凸显着某种程度的暴戾特性。在我的印象里，那是一条无情的河，一条喜怒无常的河。在我心中翻滚的是它那不动声色吞噬生命的浪花，在浪尖上闪烁的是诗意的恶，是不和谐的完全不能够被称之为音乐的喧嚣。所以，我从来不认为黄河是能够用精神享用的音乐或者诗歌，我无法在它们之间进行联结。
它是一条河。它就是一条河，一条暴戾的河。
但是这次，透过飞机的窗户，透过缓慢地从飞机下面向后掠过去的白云，我惊讶地发现黄河竟然如此平静，她像一条飘带，在广袤的原野上静静地飘拂，你甚至感觉不到她的蠕动；周围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到处都是裸露的丘陵，唯有她，孤寂地徜徉在逶逶迤迤的黄土丘陵中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和她交谈，千百年来，她就一直这样孤独地流淌，默默的，没有一天止息，也没有任何改变，她从来不做改变。
这种神奇的意味突然带给我一种启示——在某些时段内历史也许是盲目的，历史也许会像在群山中蜿蜒的河流一样充满了波折，但是，它的总体趋向又是不能够被改变的。有一些人试图改变它，但是它最终仍然没有被改变，时间最后宣告的往往是历史的胜利，而不是那些不自量力的人的胜利。和强大的历史相比，那些试图扭曲历史和改变历史发展方向的人都灰飞烟灭，最终被时间研磨成为渣滓这多少给人一种慰藉，让人相信在这个什么都可以被改变的世界里，总还是有一些东西没有被改变，历史、人性以及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没有被改变，它们仍然在，仍然用自己的整个生命支撑着人类脆弱的灵魂，它们安慰人说：“你看，有一些东西是不能被改变的，那些什么都想改变的人并不能让一条长达几千公里的河流变得笔直。河流就是河流。”
是啊！河流就是河流，你不可能把河流改变成为另外的什么东西。她是不会被改变的。于是我就想，在这条被我们称之为母亲河的河流之中，在她的涛声里，蕴涵着多少故事？如果她能够发言，她会怎样向人们叙说那些故事？
在飞机轻柔的轰鸣声中，我的心灵世界像雾一样漫过伤感，一种想亲近黄河——就像亲近白发苍苍的母亲那样——的愿望，油然而生。
过去我和她交谈得太少。一个还不懂得母亲的心的人，总是认为母亲的讲述过于絮叨，你不能理解她用灵魂向你诉说的那些故事。等到你经历了人生，知道了母亲的絮叨包含着深刻的哲理，那是对你最无微不至的呵护，你才会想到应当聆听她，应当和她多进行交谈。
这当然和年龄有关，和岁月有关。岁月使人宽容，岁月也使人温柔。岁月使人看人看事的角度发生变化。岁月也许会消磨人的激情，但是它会使人更富于理性。
然而，在被岁月捶打了的我们重新回到母亲身边的时候，母亲还会不会和我们进行许多年以前的那种交谈？母亲的身体还能够支撑她讲述那些久远的故事吗？母亲会不会因为我们深刻地伤了她的心而拒绝我们的请求？她会不会什么都不说，只是在心底里伤心地责怨我们的任性？
我突然想到“博士”吴克勤二十多年前给我讲述的故事，那个关于母亲的故事。我靠在座椅上沉思，原封不动地把故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我从灵魂深处感觉到了一种呼应，但是我说不出来那到底是什么。我总觉得我从这个故事中了解的要远远少于它所蕴涵着的东西。这或许也正是我这么多年以来尽管写了很多小说，却从来没有敢碰这个故事的原因。
在这个世界上，善良和友谊如果不经意为之，常常会滑落为无情。自从在北京听说吴克勤一家遭受磨难的事情以后，我一直在谴责自己：为什么在一九七八年那次见面之后，就粗暴地把吴克勤放到了“怪异”的人群中，在内心消失了对他的关心和敬重？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没有和他进行任何形式的联系？既然你能够分析他的心灵，能够把这些东西写成一本小说，你为什么不能够像兄弟一样去看他，去和他商量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情？更为严重的是，他在北京穷困潦倒之际，正是你借助于他的故事收获稿费之时你为什么没有想到这笔钱基本上与你无关？这是一个人的青春和一腔热血，你无权动用。
我坚定了这个念头：一定要应当利用这次开会的机会，到崤阳县张家河镇马家崾岘村去看望一下吴克勤。
56。崤阳散记
萧川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小伙子。
开会期间，他以我的崇拜者的身份想方设法接近我，和我聊天，向我请教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发现很多和这个年轻的文学爱好者意想不到的缘分：萧川也是洛泉大学中文系毕业生——这就是说，我们是校友；毕业以后，萧川被分配到了洛泉市文联工作，编辑在我手里创刊的那份洛泉文学——他的这段履历与我几乎完全相同；他目前也正处在我那个时候的情境之中——狂热地喜爱上了文学创作，丝毫也不怀疑自己会成为作家；他目前也正要写关于商子舟题材的文学作品——就像我当年准备用这类题材的作品敲开文学大门一样。还有，更加让人惊奇的是，萧川竟然就是我插队的崤阳县谷庄驿公社樱桃园村的人！他的父亲叫萧振林，是一个眼睛很大，但是笑起来却又把两只眼睛眯缝成两条细线的小伙子，他比我们这些北京知青要小几岁，当时成天跟在我们屁股后面，成了我们插队期间最重要的伙伴。
真的是日月如梭呀！令人愉快的萧振林竟然有了这么大一个令人愉快的儿子！
萧川很英俊，就像他父亲萧振林那样。在洛泉地区，即使在我插队的那个艰苦年代，你也会常常惊叹在这样一块贫瘠的土地上何以会有这么多漂亮的女子和后生。萧川匀称的身材和脸上的线条有古希腊雕塑艺术品的风味。他那双大大的眼睛瞳仁漆黑，眼白鲜嫩，看人的时候总带着幻想的神态，就好像他是在和另一个你进行交谈——这是富于想象力的人才会有的特征，所以我一直认为他会实现他的文学理想。
他陶醉在我对他的欣赏和夸耀之中，对我非常尊敬，总是想方设法给我提供一些便利，照顾得异常周到。
萧川说：“苏北老师，这次你一定回樱桃园去看看，我爸想你们哩！”
通过萧川，我已经了解到，改革开放以后，那个曾经撒下我们的青春和汗水的地方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人们已经不再挨饿了，有的人因为务育
苹果和栽种药材还发了大财。眼下，那里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地质调查，说是在夕梦山林区下面埋藏着一个巨大的煤矿，当地人都在期望煤炭开采成为现实，迫不及待地想去当矿工，因为这是脱离开土地获取金钱的唯一通道。
当然，我当然要回去看看，我说以后我会专门抽出时间到那里看一看。我向萧川询问黄河岸边的马家崾岘的情况，问他知道不知道吴克勤？
他知道。
马家崾岘重新接纳了吴克勤一家人——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总是像辽阔厚重的黄土高原那样，以宽广的襟怀和淳朴的乡风呵护着任何遇到难处的人。
现在，马家崾岘村长是民办教师马双泉。马双泉是马家崾岘唯一的大学毕业生（洛泉大学数学系），毕业以后，按照洛泉报上一篇文章的说法，怀着建设家乡的情怀，又回到了马家崾岘村。
当时吴克勤还在村里当大队党支部书记。作为地方大学，当时的洛泉大学负有为当地培养人材的责任，在洛北招收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回去也不改变身份，当民办教师，到一定年头以后才能够转成公家人。但是，为了摆脱世代农民的身份，尽快吃上公家饭，人们都会想方设法留在洛泉市，真正回到家乡的反倒是少数。所以，党支部书记吴克勤才反复叮嘱马双泉说：“你可是要想好，你可要想好哦！”他说他想好了。就这样，他回来了。他回来以后人们才发现，原来这个被宣传为志向高远的年轻人完全不是因为什么“怀着建设家乡的情怀”才回到这个地方的，他有另外的情怀——他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村上最漂亮的女子巧凤。
考上大学临走的那一天晚上，在村边大杜梨树下面，这个热血沸腾的年轻人第一次亲吻了巧凤。这是他第一次触摸女娃娃的肉体，他就像被寒冷袭击了那样浑身颤栗着，要把手伸向她的胸部。她也是第一次被男娃娃触摸，也颤栗着，但是她没有失去理智，在颤栗中制止了那只贪馋的手。
“不不”
“为啥？”他把嘴从她的嘴上移开“巧凤，为啥么？”
巧凤在黑暗中仰起头，眼睛里颤动着光亮，看着亲爱的马双泉，问了一句马双泉终生都不会忘记的话：“你永远跟我好么？”
“永远跟你好。”
“你毕了业也跟我好么？”
“我啥时候都跟你好。”
巧凤就搂紧他，喃喃着：“那那我就等你等你回来，我都给你我把啥都给你”所以马双泉就回来了。回来就结婚，就生孩子，这个人并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还是吴克勤亲自到公社为他跑来了民办教师名额。马双泉到什么时候都念吴克勤的好哩！现在已经是两个娃娃父亲的马双泉虽然是村长，却仍然给小学带着课，在马家崾岘很有威望。
在马双泉的带领下，马家崾岘的乡亲们拥挤在村头，迎接被他们认为是自己同类的人，从他们身上抢夺随身携带的全部家当。吴克勤脸上绽放着快乐的光芒，说话的声音出奇的洪亮；虎生已经认不出拉扯着他手臂的人了，有些忸怩，但他是高兴的，尤其是发现相熟的同伴的时候；秀梅则哭了起来，表情难看地一边抹眼泪一边说笑。
在此之前，马双泉已经为吴克勤重新划拨了承包土地，土地上还有等于是村民们捐助的正在挂果的苹果树。经过村民讨论，村委会拿出一千五百元，粉刷了吴克勤去北京以后废弃了... -->>
55。岁月是一条河
二〇〇二年晚秋时节，母校洛泉大学邀请我去参加一个会议，我得到了重返革命圣地洛泉的机会。我之所以接受邀请，很大程度上是想借此机会到崤阳县张家河乡马家崾岘去看望吴克勤。
我从来没有乘坐飞机去过洛泉，但是现在，那里已经有了到北京的航线。从现代化的首都机场坐上飞机，我不禁感叹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虽然难以遏制频繁发生的矿难，难以阻挡用矿工的生命和鲜血换取来巨大财富的矿主们动辄出手几千万元在北京购置房产；虽然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止权力和资本结合形成为某种空前强大的政治力量，在改革的旗号下进行野蛮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把本属于人民的国有资产转变为个人资产，把原本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几乎不用付出任何代价掠夺过来，用这些土地通过房地产的形式转变为这些人的财富大厦；虽然每天都听到专家学者在痛心疾首呼吁社会公平，要求改变农村和城市的二元结构，把属于农民的还给农民，将国家社会保障覆盖到农村；虽然国家领导人在各种场合都强调说我们国家幅员广大，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必须注意稳定，保持和谐，要创造一个全社会和谐发展的新格局；虽然经常能够听到国外学者对于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种种预测，有的甚至认为在政治、经济发展严重的不协调中，总有一天会出现全面的崩溃；尽管老百姓在猖獗的腐败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面前已经几近于愤怒但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就社会发展状况来说，我们在往前走，我们的确在世界舞台上创造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奇迹，这种奇迹，甚至能够从社会生活的很多细节中体会出来，尤其是在经济发展较快的东、中部地区。
我想到将近四十年前的交通状况。凡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交通不便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简直是灾难性的。以我们在洛泉地区谷庄驿公社樱桃园大队插队一年以后回家探亲为例。
我们先用一天时间从樱桃园出发，走六十里山路，赶到崤阳县西北五里地的茶坊（这是公路边上一个很大的镇子，只有这里才有从洛泉发来的开往湎川的长途汽车）到长途汽车站去排队等候。
候车室里面挤满了如同今天的民工一样的北京知青，当时正是隆冬时节，天气异常寒冷，这些无法无天的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弄来了很多木柴，在候车室里烧起一堆大火。就像年轻人干的很多事情一样，往往做得很过头——这些从燃烧大火中得到很多乐趣的家伙竟然把候车室烧得如同炼钢炉前一样灼热，烤得脸上几乎要起燎泡，隔一会儿就得到外面凉快一下，而外面正大雪纷飞，整个世界都在严寒中瑟缩着，连狗的叫声都听不到。
早晨六点钟左右就会有从洛泉开来的过路车停在候车室外面的马路上，这些车一般都会为在茶坊上车的旅客预留一些座位，多的七八个，少的三四个。也有司机拉了熟人或者接受了什么人的贿赂，从洛泉出来的时候车上就满满当当了，因此也就不在茶坊停留，呼啸而去。
顺便说一下，在那个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司机的经济特权和社会地位并不亚于现在电信、石油、银行等国有垄断部门的官员，因为他们可以利用汽车从大城市搞来当地奇缺的白面、大米、猪肉、香烟甚至于肥皂、食糖、洗衣粉等紧俏商品。特权在社会层面往往体现为人的价值。那个年代，如果谁家的姑娘找了司机做丈夫，通常会引起周围人很大的艳羡，就像今天我们听说谁家姑娘嫁给了腰缠万贯的老板或者掌握审批权的政府官员一样。
有特权的人周围总是围绕着很多巴结奉承的人，这在任何社会都一样。巴结奉承特权人物的人在我们插队的那个年代除了想得到购买物品的便利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交换内容，这就是整个社会比商品更为紧缺的服务（其实这也是一种商品），譬如说乘坐车、船的便利，比如说不用拿号排队就能买来小笼包子的便利，等等。
司机掌握的是出售出行服务（商品）的特权——同样的座位，他当然更愿意提供给与他有特殊关系的人（比如同学、老乡、亲戚）。所谓“走后门”者，在当时指的往往是这种非原则的交换关系，而不是今天人们深恶痛绝的卖官鬻爵、贪污腐化之类。所以，那个时候尽管一些人掌握着一定的特权，但是真正把它作为资源来使用，用它作为利益交换手段的人，并不像今天这样普遍。我就曾经通过一个同学走司机的后门，坐车返回北京过春节，那位司机给了这个照顾，却没有向我和我那个同学索要任何好处。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今天，简直匪夷所思——现在即使傻瓜也在琢磨怎样利用特权换取利益。换一句话说，在那个贫困但是相对来说极为朴实的年代，尽管想得到额外好处的人有时候也贿赂司机，但那还不是社会运行的通行规则，也正因为这样，我们这些拥挤在茶坊长途汽车站的知青，虽然饱受路途劳顿之苦，最后也都能够如愿以偿地坐上汽车回家，没有什么人来借助权力来寻租，也没有什么人来进行敲诈勒索，这是我们那代人可幸运之处。
每次马路上响起刺耳的刹车声，候车室里的长队都会兴奋地悸动起来，就像一条粗大的蛇被惊扰了一样，来回摆动着调整姿势。售票窗口准时打开，开始售票。拿到车票的人满头大汗地从售票窗口前的人群中挤出来，在嫉妒和艳羡的目光中走向长途汽车。
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顺当，据说临近春节的时候，经常有人要连续排两三天队才能够买上车票。那一年我们走得早，因此没有经受那样的周折，第一天就幸运地买到车票，坐上了开往湎川的汽车。
崤阳到著名的煤城湎川二百三十公里，依照现在汽车在高速公路上的行驶速度，不过两个多小时的车程，但那时候的长途汽车却要走整整一天。
这条著名的公路还是国民党k省政府公路局三十年代投资勘察设计并动员公路两侧人民修建的，基本上沿用了清代从事货品运输的脚夫踩出的路线，翻山越岭，险峻无比。我插队的那个年代，经常就会看到翻覆到深沟里的货运卡车。那时候的长途客车都是清一色的解放牌，动力性极差，虽然都上了防滑链，也经常发生从陡峭的结冰了的路面滑到深谷里去的惨剧，所以，坐在这样的车上，你的小命实际上就等于攥在死神手里，不一定什么时候你就被拉过去了。
晚上五六点钟，长途汽车哼哼唧唧到达湎川火车站。这里离省会龙翔还有一百六十公里。这时候你有两个选择：一是乘坐两个小时以后开往省城龙翔的慢车，这意味着你将要在这列不紧不慢的火车上度过可怕的六个小时（请读者不要怀疑我这里给出的数字，那时候火车慢车的速度就是这样）。
为什么要用“可怕”这两个字来形容这个旅程呢？因为，如果你的运气不好，很有可能被安排坐到拉运牲口或者货物的铁闷子车厢里。这样的车厢里边什么都没有，人就坐在车厢地板上，凉得能够让屁股失去知觉。车厢就像单间监狱一样一个挨一个挤满了人，并且按照单间监狱那样的思路，在一个角落遮掩出一块地方用来解决排泄问题，因此你不难想象车厢里的气味。
于是，人们尽量不去坐这趟慢车，而是等候第二天早晨八点半开行的普通快车。普通快车尽管锈迹斑斑，但那正儿巴经是拉人的东西，并且十分奢侈地设置了座椅，厕所也不在车厢里。这样，普通快车简直就成了天堂——谁不愿意在天堂呆上几个小时呢？所以尽管票价比慢车贵三分之一，仍然有很多人都等着坐快车。这样，快车的车票就紧张了，你仍然会面临在崤阳县茶坊镇面临的问题，很有可能因为买不到车票上不了火车，所以，仍然有人冒着生命危险钻到铁闷子车里面，用毛巾把嘴堵起来，苦熬漫长的六个小时时光。
现在让我们假设一切顺利，坐上了第二天的普通快车，到省会龙翔的时间应当是中午十二点或者下午一点或者两点，这是因为火车到达的准确时间是很难确定的。
古城龙翔在铁路交会点上，发往北京的火车——始发车或者过路车——很多，在时间安排上你就自由一些，幸运的话，你几乎不做停留就可以上另一列火车，当然，这通常意味着你没有座位。我就曾经两次从龙翔站到北京，经过漫漫三十个小时的颠簸，在亲爱得就像母亲一样的北京站下车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竟然连牙齿都松动了，两条腿肿得通明透亮。那时候我才十八岁到二十岁，正在生命的巅峰时刻，如果放到现在，我估计是死定了——或者死在车厢与车厢的连接处，或者死在有座位旅客的座位底下，或者死在堆满了粪便的厕所里，当然，也有可能死在北京站站台上。
这就是将近四十年以前从北京到崤阳或者说从崤阳到北京的旅程。
但是现在，美国出产的波音737客机用不到四十分钟就能够把我从北京拉运到洛泉。坐在飞机舒适的座椅上，品呷着漂亮的航空小姐殷勤地递过来的咖啡，回想四十年前那种骇人听闻的旅程，恍如隔世。
在飞机上，我第一次从空中看到了黄河。
自从我一九九三年从k省省会龙翔调动工作到北京，尽管经常到外地出差，但是相对于我在k省生活的二十五年，不管实际上还是在精神生活中，离黄河的距离都是越来越远了，就像我插队的那个叫樱桃园的小山村离我的精神生活越来越远了一样。关于黄河的记忆都是既往的，我没有获得新的印象。那些记忆，正如我在本书开头描述的那样，总是凸显着某种程度的暴戾特性。在我的印象里，那是一条无情的河，一条喜怒无常的河。在我心中翻滚的是它那不动声色吞噬生命的浪花，在浪尖上闪烁的是诗意的恶，是不和谐的完全不能够被称之为音乐的喧嚣。所以，我从来不认为黄河是能够用精神享用的音乐或者诗歌，我无法在它们之间进行联结。
它是一条河。它就是一条河，一条暴戾的河。
但是这次，透过飞机的窗户，透过缓慢地从飞机下面向后掠过去的白云，我惊讶地发现黄河竟然如此平静，她像一条飘带，在广袤的原野上静静地飘拂，你甚至感觉不到她的蠕动；周围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到处都是裸露的丘陵，唯有她，孤寂地徜徉在逶逶迤迤的黄土丘陵中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和她交谈，千百年来，她就一直这样孤独地流淌，默默的，没有一天止息，也没有任何改变，她从来不做改变。
这种神奇的意味突然带给我一种启示——在某些时段内历史也许是盲目的，历史也许会像在群山中蜿蜒的河流一样充满了波折，但是，它的总体趋向又是不能够被改变的。有一些人试图改变它，但是它最终仍然没有被改变，时间最后宣告的往往是历史的胜利，而不是那些不自量力的人的胜利。和强大的历史相比，那些试图扭曲历史和改变历史发展方向的人都灰飞烟灭，最终被时间研磨成为渣滓这多少给人一种慰藉，让人相信在这个什么都可以被改变的世界里，总还是有一些东西没有被改变，历史、人性以及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没有被改变，它们仍然在，仍然用自己的整个生命支撑着人类脆弱的灵魂，它们安慰人说：“你看，有一些东西是不能被改变的，那些什么都想改变的人并不能让一条长达几千公里的河流变得笔直。河流就是河流。”
是啊！河流就是河流，你不可能把河流改变成为另外的什么东西。她是不会被改变的。于是我就想，在这条被我们称之为母亲河的河流之中，在她的涛声里，蕴涵着多少故事？如果她能够发言，她会怎样向人们叙说那些故事？
在飞机轻柔的轰鸣声中，我的心灵世界像雾一样漫过伤感，一种想亲近黄河——就像亲近白发苍苍的母亲那样——的愿望，油然而生。
过去我和她交谈得太少。一个还不懂得母亲的心的人，总是认为母亲的讲述过于絮叨，你不能理解她用灵魂向你诉说的那些故事。等到你经历了人生，知道了母亲的絮叨包含着深刻的哲理，那是对你最无微不至的呵护，你才会想到应当聆听她，应当和她多进行交谈。
这当然和年龄有关，和岁月有关。岁月使人宽容，岁月也使人温柔。岁月使人看人看事的角度发生变化。岁月也许会消磨人的激情，但是它会使人更富于理性。
然而，在被岁月捶打了的我们重新回到母亲身边的时候，母亲还会不会和我们进行许多年以前的那种交谈？母亲的身体还能够支撑她讲述那些久远的故事吗？母亲会不会因为我们深刻地伤了她的心而拒绝我们的请求？她会不会什么都不说，只是在心底里伤心地责怨我们的任性？
我突然想到“博士”吴克勤二十多年前给我讲述的故事，那个关于母亲的故事。我靠在座椅上沉思，原封不动地把故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我从灵魂深处感觉到了一种呼应，但是我说不出来那到底是什么。我总觉得我从这个故事中了解的要远远少于它所蕴涵着的东西。这或许也正是我这么多年以来尽管写了很多小说，却从来没有敢碰这个故事的原因。
在这个世界上，善良和友谊如果不经意为之，常常会滑落为无情。自从在北京听说吴克勤一家遭受磨难的事情以后，我一直在谴责自己：为什么在一九七八年那次见面之后，就粗暴地把吴克勤放到了“怪异”的人群中，在内心消失了对他的关心和敬重？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没有和他进行任何形式的联系？既然你能够分析他的心灵，能够把这些东西写成一本小说，你为什么不能够像兄弟一样去看他，去和他商量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情？更为严重的是，他在北京穷困潦倒之际，正是你借助于他的故事收获稿费之时你为什么没有想到这笔钱基本上与你无关？这是一个人的青春和一腔热血，你无权动用。
我坚定了这个念头：一定要应当利用这次开会的机会，到崤阳县张家河镇马家崾岘村去看望一下吴克勤。
56。崤阳散记
萧川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小伙子。
开会期间，他以我的崇拜者的身份想方设法接近我，和我聊天，向我请教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发现很多和这个年轻的文学爱好者意想不到的缘分：萧川也是洛泉大学中文系毕业生——这就是说，我们是校友；毕业以后，萧川被分配到了洛泉市文联工作，编辑在我手里创刊的那份洛泉文学——他的这段履历与我几乎完全相同；他目前也正处在我那个时候的情境之中——狂热地喜爱上了文学创作，丝毫也不怀疑自己会成为作家；他目前也正要写关于商子舟题材的文学作品——就像我当年准备用这类题材的作品敲开文学大门一样。还有，更加让人惊奇的是，萧川竟然就是我插队的崤阳县谷庄驿公社樱桃园村的人！他的父亲叫萧振林，是一个眼睛很大，但是笑起来却又把两只眼睛眯缝成两条细线的小伙子，他比我们这些北京知青要小几岁，当时成天跟在我们屁股后面，成了我们插队期间最重要的伙伴。
真的是日月如梭呀！令人愉快的萧振林竟然有了这么大一个令人愉快的儿子！
萧川很英俊，就像他父亲萧振林那样。在洛泉地区，即使在我插队的那个艰苦年代，你也会常常惊叹在这样一块贫瘠的土地上何以会有这么多漂亮的女子和后生。萧川匀称的身材和脸上的线条有古希腊雕塑艺术品的风味。他那双大大的眼睛瞳仁漆黑，眼白鲜嫩，看人的时候总带着幻想的神态，就好像他是在和另一个你进行交谈——这是富于想象力的人才会有的特征，所以我一直认为他会实现他的文学理想。
他陶醉在我对他的欣赏和夸耀之中，对我非常尊敬，总是想方设法给我提供一些便利，照顾得异常周到。
萧川说：“苏北老师，这次你一定回樱桃园去看看，我爸想你们哩！”
通过萧川，我已经了解到，改革开放以后，那个曾经撒下我们的青春和汗水的地方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人们已经不再挨饿了，有的人因为务育
苹果和栽种药材还发了大财。眼下，那里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地质调查，说是在夕梦山林区下面埋藏着一个巨大的煤矿，当地人都在期望煤炭开采成为现实，迫不及待地想去当矿工，因为这是脱离开土地获取金钱的唯一通道。
当然，我当然要回去看看，我说以后我会专门抽出时间到那里看一看。我向萧川询问黄河岸边的马家崾岘的情况，问他知道不知道吴克勤？
他知道。
马家崾岘重新接纳了吴克勤一家人——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总是像辽阔厚重的黄土高原那样，以宽广的襟怀和淳朴的乡风呵护着任何遇到难处的人。
现在，马家崾岘村长是民办教师马双泉。马双泉是马家崾岘唯一的大学毕业生（洛泉大学数学系），毕业以后，按照洛泉报上一篇文章的说法，怀着建设家乡的情怀，又回到了马家崾岘村。
当时吴克勤还在村里当大队党支部书记。作为地方大学，当时的洛泉大学负有为当地培养人材的责任，在洛北招收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回去也不改变身份，当民办教师，到一定年头以后才能够转成公家人。但是，为了摆脱世代农民的身份，尽快吃上公家饭，人们都会想方设法留在洛泉市，真正回到家乡的反倒是少数。所以，党支部书记吴克勤才反复叮嘱马双泉说：“你可是要想好，你可要想好哦！”他说他想好了。就这样，他回来了。他回来以后人们才发现，原来这个被宣传为志向高远的年轻人完全不是因为什么“怀着建设家乡的情怀”才回到这个地方的，他有另外的情怀——他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村上最漂亮的女子巧凤。
考上大学临走的那一天晚上，在村边大杜梨树下面，这个热血沸腾的年轻人第一次亲吻了巧凤。这是他第一次触摸女娃娃的肉体，他就像被寒冷袭击了那样浑身颤栗着，要把手伸向她的胸部。她也是第一次被男娃娃触摸，也颤栗着，但是她没有失去理智，在颤栗中制止了那只贪馋的手。
“不不”
“为啥？”他把嘴从她的嘴上移开“巧凤，为啥么？”
巧凤在黑暗中仰起头，眼睛里颤动着光亮，看着亲爱的马双泉，问了一句马双泉终生都不会忘记的话：“你永远跟我好么？”
“永远跟你好。”
“你毕了业也跟我好么？”
“我啥时候都跟你好。”
巧凤就搂紧他，喃喃着：“那那我就等你等你回来，我都给你我把啥都给你”所以马双泉就回来了。回来就结婚，就生孩子，这个人并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还是吴克勤亲自到公社为他跑来了民办教师名额。马双泉到什么时候都念吴克勤的好哩！现在已经是两个娃娃父亲的马双泉虽然是村长，却仍然给小学带着课，在马家崾岘很有威望。
在马双泉的带领下，马家崾岘的乡亲们拥挤在村头，迎接被他们认为是自己同类的人，从他们身上抢夺随身携带的全部家当。吴克勤脸上绽放着快乐的光芒，说话的声音出奇的洪亮；虎生已经认不出拉扯着他手臂的人了，有些忸怩，但他是高兴的，尤其是发现相熟的同伴的时候；秀梅则哭了起来，表情难看地一边抹眼泪一边说笑。
在此之前，马双泉已经为吴克勤重新划拨了承包土地，土地上还有等于是村民们捐助的正在挂果的苹果树。经过村民讨论，村委会拿出一千五百元，粉刷了吴克勤去北京以后废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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