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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里卖吃食吧？”
“哦，”男人松了一口气“有有有，来，进来坐下。”
狭小的空间里蒸腾着热气，男人从水汽中走出来，玉兰和绍平才看出说话嗓音尖细的男人竟然方面大耳，简直是一副帝王的长相。
男人高兴地招呼他们坐下，并不问吃什么，就到灶头忙活去了。
玉兰和绍平在粗陋的桌子旁边坐了下来。原木打制的桌椅又粗又重，要挪动一下都很困难。这显然引起了绍平的好奇，他抚摸着桌椅，就像在欣赏从来没有见过的新奇器物。桌椅原本是红色，由于上面淤积了太多的污渍，已经成为纯粹的黑色。但是这里的羊肉粉汤汤浓味足，油酥烧饼也非常好，把绍平吃得满头大汗。
门口出现两个拿着梭镖的后生，站在外面向里面张望，问有没有可疑的人。掌柜的不希望自己的客人被打扰，就替玉兰解释说：“没人。就是俩走亲戚的婆姨和娃娃。”
拿梭镖的后生看看婆姨和娃娃，觉得没有必要再盘问什么，就闪身走开了。
玉兰发现绍平很冷静，他的眼睛没有转向玉兰，这说明他内心不需要求助。他一直用沉着坚定的目光看着站在门口的人，如果再发生什么事情，很有可能是他而不是玉兰去遮挡和掩饰。
玉兰不得不承认：这孩子突然长大了。
人的精神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总是处在活跃和持续不断的紧张之中，它在这个领域被缓解，又会在另外的领域紧张起来。
玉兰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回老家崤阳县谷庄驿镇石家坪村是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她用提醒绍平的话提醒自己：在如此剧烈的农民运动中，翻身农民会不会能够容忍大地主、大土匪井云飞的第三房太太和他的儿子？会不会答应让他们在那里平安地生存下来？
三年前她曾经衣锦还乡，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护送她到石家坪的竟然是父亲最为痛恨的大地主陆子仪的民团。她是十九岁离开石家坪的，算起来已经将近十五年，她没有找到小时候的玩伴，她看到的更多的是穷苦人家对于有权势的人的恐惧、嫉恨和不得不表现出来的殷勤。只是在这个时候，玉兰才明确意识到她离开这里已经多么久，距离已经多么遥远。
她曾经去看父亲石广胜亲手开垦出来的土地，那块土地现在被一个姓潘的佃户租用着，和父亲当年一样贫困和凄苦，在那个连门都没有的土窑洞里，看不到任何能够被称之为用品的东西，瘫在炕上的婆姨见了来人惊恐地钻到了一堆棉絮底下，衣衫褴褛的潘姓男人站在门口看着玉兰，目光中流露出明显的敌意，就像父亲当年面对欺辱他的官府的人那样。
你怎么能够想象你会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在他们当中愉快相处呢？即使他们真的像井云飞说的那样认为你是佃户的女儿，同意让你在那里安身，你又怎样化解几乎所有人心里的那种可怕的敌意呢？
回老家是一个好的选择吗？
玉兰并没有把这种忧虑告诉绍平。她总是对绍平说，回去就好了，绍平，回去我们就踏踏实实过庄稼人的日子，那时候就什么都好了只是在心底里，她才明确意识到这不过是没有任何把握的希望，在希望和现实之间，还隔着一个遥远的不可知区域，她不知道在那个区域中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更不知道他们母子俩的命运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掌柜的告诉玉兰，从这里到崤阳有两条路，一条是东边的大路，三十里直接到县城，另一条是小路，从崤阳县西北（也就是他们现在呆的这个方向）插过去，到县城二十里。
玉兰在假设回老家的基础上盘算了一下，走大路到县城再到谷庄驿，要八十多里。走小路不过五十多里，一天也就到了。她决定走小路。
绍平也认为应当走小路，除了玉兰盘算的那些问题以外，他还想到走小路僻静一些，不会碰到什么人，尤其是可以避免碰到农民协会或者赤卫军的人。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希望避开人，避开所有的人；同时，这个已经经历了一些事情的少年人得到了这样的人生经验：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这个世界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这差不多已经接近于一个成年人的人生看法了。但是，这个十四岁的少年眼下还没有想到母亲想到的那些问题，他的思想还没有延伸到一个陌生世界接受或者不接受他和母亲的领域。
但是他很快就会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既然现实开始了对他的教育，那么，这个诲人不倦的教师就会经常用新的课程填塞他的头脑，让他掌握新的知识，与此同时，也让他那可贵的少年精神丧失殆尽。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人在得到什么的时候必定要失去一些什么，很难说这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
这里没有判断的标准。
走在绍平身后的玉兰，看到儿子正在长得挺拔舒展的腰身，看到他那黑油油的头发和美丽的大腿，同时又看到无尽的远方那黛色的山峦，山峦背阴处积雪的青色光亮以及林木硬朗的线条，看到眼前那个正在展开的可感却不可知的世界，脚步越来越迟疑。
45。原罪
去找马玉林而不回老家石家坪的决定是在一个温暖的中午做出来的。
“绍平，”玉兰对绍平说。“我这样想：我们不能到老家石家坪去。”她对他说三年前回石家坪去的那种遭人嫉恨的感觉。“谁会为我们说好话呢？他们不会为我们说好话。”
此刻他们正坐在一个向阳的坡地上，太阳温暖地抚慰着这两个不知道朝哪里走的旅人。他们的脚下是一个长了很多白桦树的山沟，能够看到在阳光照射到的地方，小溪正在苏醒，甚至有耀眼的光亮闪到这里来。山沟的那一边，突兀着一个土塬——这已经是标准的崤阳县的地貌了——在靠近土塬东面的地方有一个规模不大的村庄，袅袅的炊烟在它的上空缭绕，房屋树木历历在目，好像高声喊一声就能够喊出人来。一只个头很大的鸟儿扇动着翅膀从他们头顶上沙沙有声地飞了过去，就像炫耀一样在山沟的上方做了一个漂亮的旋转动作，沿着山沟从白桦林上空飞行过去了。从山沟底下翻卷过来的风湿润而温暖，带着浓厚的春天气息。在玉兰和绍平坐的这个土坎上，已经能够看到碧绿得像星星一样耀眼的小草和艾蒿柔嫩的芽蕾。
绍平收回目光，专注地看看母亲。
他知道母亲的话不是随便说出来的，她必定经过了深思熟虑，因此，他也就很难轻率地说可以或者不可以。
“我也在想，”绍平的声音让玉兰感觉很陌生，这完全是成人之间谈话的气氛。在他们之间，这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气氛。“真的不能到那里去。不要说没有人为我们说好话，如果我们碰上泉县遇到的那种人，会出现什么事情？”
他直视着母亲。
不知道为什么，在绍平的直视中，玉兰竟然感受到一丝羞涩，就像少女时代面对一个成熟男人的直视一样，目光不自觉地躲闪了一下。
“是啊！绍平，”玉兰把目光投向远处的那个村庄。“所以我说我们不能到那个地方去。”
“上哪儿呢？”
绍平忧郁地看着玉兰。
“绍平，你看这样行不行？”玉兰朝儿子这边挪了一下“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一个叫马玉林的生意人，在宁夏被土匪打劫了，他是崤阳县的人，回不到家乡去了。他知道我的身世，就到咱们家来找我，说是想借一点儿钱。我哪里有很多钱呢？只给了他几个大洋。他千恩万谢，甚至要给我磕头我们要是去找他呢？”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玉兰想了想，说：“五年以前。我记得当时我曾经跟你说过这件事。”
“你是说五年以前吗？”
“是啊！五年以前。”
“他来还钱了吗？”
“我并不是要他还钱的。”
“一个说还钱的人五年了都没有来还钱，这样的人可靠吗？要是一个骗子呢？”
玉兰在绍平的“成熟”面前发笑了，说：“我会看人，绍平，不管什么人，你看他的眼睛就行。他不会是骗子，他一定是一个心肠很好的人，我是看得出来的，绍平。”
绍平不怀疑母亲的这种能力。
“他是崤阳县什么地方的人呢？”
“我记住了——他跟我说，是黄河岸边一个叫马家崾岘的村子。三年前我回石家坪的时候，还向人打听过，这个马家崾岘就在我老家谷庄驿东面六十里的地方，如果我们决定到那里去，都不用经过县城，从现在开始往东南方向走就行了，那里有一个很大的镇子，叫张家河，找到张家河就一定能够找到马家崾岘。”
玉兰很兴奋，就像已经找到马家崾岘一样。
但是绍平没有这样兴奋，他又提出了很多问题，在这些问题的引领下，玉兰也向自己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譬如说那个叫马家崾岘的村子根本没有马玉林这个人咋办？即使有这个人，这个人做生意不在村子里咋办？即使他在村子里，并且活得很好，他不为他们说好话咋办？即使马玉林感念五年前的事情，为他们说好话，说玉兰是佃户的女儿，不是井云飞，但是农民协会的人不听咋办？现在到处都在打土豪分田地，谁会有耐心弄清大土匪井云飞的第三房太太是不是佃户的女儿？谁会细致区分佃户女儿和那个罪大恶极的人有什么不一样？还有绍平，他们会放过著名的大地主、大土匪井云飞的儿子吗？
在泉县看到的场面又出现在玉兰的脑海里。她又没有了主意。
“那咱们就到马家崾岘去，”反倒是绍平先拿定了主意“尔格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妈妈。”
玉兰重新确认这件事情，也最终认为这是唯一的选择。
于是，母子俩行进的方向发生了改变。
还有整整一天的路程。在这一整天里，他们有的是时间设想遇到任何情况，有的是时间设想任何应对的方法。
正如读者在本书第三章看到的那样，玉兰和绍平平安地在马家崾岘落下脚来。
让玉兰和绍平终生不能忘记的是，他们碰到了一个好人——马汉祥。
没有这个人，事情会怎样呢？每当想到这些，玉兰的心中都会产生出一种后怕的感觉，就像一个人从悬崖峭壁爬下来，终于落到平地上一样。
是马家崾岘农民协会主席马汉祥托负住了他们。
马汉祥不是马家崾岘人，他的祖籍在靖州，生在省城龙翔。马汉祥也不是天生的农民造反者，他父亲是龙翔的一个杂货铺老板，父亲对他的期望是把杂货铺的生意继承下去，有朝一日把杂货铺发展成为一家像样的商铺，就像那些日子殷实的小康人家那样。
正在读书的马汉祥对此无异议，于是就中断了学业，跟父亲一道打理杂货铺的事情。当时正是二十世纪之初，社会很混乱，人们在安排自己的生活时，都不愿意做长远打算，因此，我们也不能责备马汉祥的父亲短视。实际上，马汉祥的父亲是很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的，他的弟弟和妹妹都被送进了私塾，并没有中断学业。
谁让马汉祥是长子呢？长子自然要比别人早一些担负起家庭的责任。
马汉祥跟着父亲兢兢业业地经营杂货铺，杂货铺生意日渐兴隆，看样子实现父亲的理想只是时间问题。这个家庭到处都是欣欣向荣的景象——马汉祥娶了一个漂亮的妻子，妻子又生了孩子（这个孩子就是读者已经熟悉的喜子）；弟弟到了做事的年龄，到武汉学习机械制造去了，妹妹则嫁到一个从事长途贩运生意的商贾人家，日子过得也很滋润。
民国以后，从时间上推算，当是在玉兰被抢劫到靖州前后，马汉祥的家在龙翔遭受了兵燹之灾：马汉祥的杂货铺遭到一伙兵匪抢劫，住在杂货铺后院的父亲、母亲和妻子奋力保护，均被杀害，房产店铺被付之一炬，雇用的两个伙计逃之夭夭。
是喜子救了马汉祥一命：那天这个孩子发烧，马汉祥带着他到城东一家医馆去看病，不想就在这个时节发生了如此大祸。
面对一片废墟，马汉祥欲哭无泪，只好暂时栖身在妹妹家。妹夫是一个心胸狭窄之人，起初尚抹不开面子，好言好语，后来面色上就带出了厌烦，这使得马汉祥不得不想何去何从的问题。妹妹试图说服丈夫让马汉祥参与贩运生意，妹夫严词拒绝。为了不让妹妹为难，马汉祥把身上仅有的银钱留给妹妹，让他帮助照看喜子，只身一人离开龙翔，到外地谋生去了。
马汉祥走了很多地方，到处给人打短工挣钱，内心里盼着老天的眷顾，有朝一日再能够弄起一个杂货铺来。靖州是他的祖籍，好像被什么东西招引一样，他来到了这个从来没有来过的地方，先是给一家店铺当伙计，后来又到井云飞家打工，老天仍然没有眷顾他，他又走山西、陕西，最后回到了龙翔。这时候喜子已经十二岁了，尽管有姑姑的呵护，也饱尝了人间冷暖，见到父亲，大哭不止，说什么也不愿意再分开。
马汉祥只好带着儿子再次离开龙翔，几乎沿着以前走过的路，又返回到洛州地面上去了，最后落脚在马家崾岘，给地主马占鳌扛长工。
遭遇了这样多的折磨，马汉祥当然会受到革命的招引。这期间，他遇到了在这里搞农民运动的共产党人，马汉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最坚定的农民运动积极分子，在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中以坚定的立场和不同于当地农民的眼光和智慧，从贫苦农民中脱颖而出，成为张家河地区农民运动的中坚力量。
农民革命运动如火如荼，阶级斗争异常激烈，马汉祥曾经带领农民赤卫军杀死敢于违抗农民运动的地主，他自己也曾经数次遭受土匪武装的堵截追杀，但是，在掌握政策方面，马汉祥显示出一个共产党人作为农民领袖的智慧和襟怀，这突出体现在对地主马占鳌问题的处理上。
相对于那些鱼肉乡里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三十年前还给别人当佃户的地主马占鳌并不是一个让人痛恨到非杀不可的人。经历过战火洗礼的赤卫军已经不把死亡看得那样残酷，相当一些人主张把马占鳌镇压掉，尽管狗日的把全部家产土地都交了出来，他们说他那是装熊哩！马汉祥不同意。他说党的政策并不是把所有地主都杀掉，他说上级领导说过，可杀可不杀的地主可以不杀。
马汉祥作为农民协会主席、赤卫军队长在马家崾岘的地位无人能够替代，他的意见成为农民协会和赤卫军的意见，结果，马汉祥向县上说明了马占鳌的情况，尽管也把马占鳌押送到了崤阳县的镇压大会上去——在那次大会上，有十七个罪大恶极的地主、土匪遭到了镇压——但是马占鳌一家保住了性命。
这件事受到中共崤阳县委的表彰，因为刚刚在洛州地区建立政权的共产党人已经开始制止滥杀无辜的现象。马汉祥就像曾经因为毫不留情打击土豪劣绅而出名那样，这次则因为保护了不该杀的地主而出了名。有一段时间，上级甚至想把他调到县上去工作，不知道为什么，被他谢绝了。
马汉祥在张家河地区以至于整个崤阳县都声名显赫，他既是农民运动首领，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工作者。他的意志既是党的意志又是农民的意志，它们相辅相成。
马汉祥正确地把走投无路来到马家崾岘的石玉兰母子俩接纳下来，正确地按照白旭县长的指示带领他们参加崤阳县的镇压大会，正确地让他们在现场接受教育，正确地要求白旭县长亲自接见他们，正确地按照白旭县长的要求，经常叮嘱他们好好改造，重新做人在这一系列事件发生的过程中，石玉兰怎么会不发生变化呢？这是一个熔炼的过程。
在被熔炼了的石玉兰面前，马汉祥就像是一尊高耸入云的雕像，看上去既神圣又庄严，既大度又慈祥，就像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那样。试想，如果他们母子俩从天龙寨逃到马家崾岘碰到的不是马汉祥会是什么情景？如果碰到一个粗糙的不讲究政策和策略的人，动了杀机，呼哨一声唤出几十个赤卫军，把他们杀死在马家崾岘街心，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发生过。
所以，石玉兰把马汉祥看成救命恩人，一门心思想着做什么和怎样做才能够让马汉祥高兴，并且以此向人们证明马汉祥当初留下他们是正确的，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事实上，这已经构成了石玉兰主要的人生动力，以至于马汉祥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深刻地影响着她的精神生活，并进而影响她和儿子绍平的生活马汉祥成为了石玉兰的精神主宰。
马汉祥对于玉兰的深刻影响，在马汉祥并不知道的领域缓慢延伸。现在，石玉兰已经知道，无论她还是绍平，仅仅把井云飞遗忘是不够的，远远不够，他们必须像这里的所有人那样恨他，才能够和置身其间的这个世界达到和谐。这对于绍平尤其重要，因为他还没有活人，他以后的路还很长。她有责任让他好好活人，这是她作为母亲的全部希望，同时——夜深人静的时候，石玉兰还不无恐惧地想：这也是她对那个人的承诺。
她答应过那个人。
在如何看待石玉兰、石绍平母子问题上，马家崾岘人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现在，他们就像当初看到马汉祥不杀马占鳌是正确的那样，看到了马汉祥对待石玉兰母子的态度也是正确的，他们当然会正确地对待他们。
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发生过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
马家崾岘人一向正确看待、从来没有被人为难的地主马占鳌，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令人不解地用杀猪刀子杀死了婆姨和四个儿女，然后把自己的肚子捅了个稀烂，一家人干净彻底地在同一时间离开了这个世界。
现场极为血腥，六口人的鲜血几乎把一个狭小的窑洞淹没，炕上，灶台上，门板上，地上，院子里到处都是鲜血。打开院门的时候，人们看到一只阴鸷的黑猫正在舔舐窑门口淤积的鲜血；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窑里窑外，好像发生过剧烈的打斗；几乎所有尸体上都有贯通伤，也就是说，能够一刀致命，但是所有尸体都不止被捅了一刀；马占鳌大儿子的肢体与躯干几乎完全断离，大腿和头部并拢在一起，看上去显得很奇异。即使站在院子外边，也能够闻到弥漫在空气中的令人作呕的血腥气味，就像在战场上闻到的气味那样，唯一的区别是这里没有硝烟，所有的一切都是在静谧中发生和完成的。
马汉祥和其他乡政府干部在静谧中观看现场，在静谧中把死者收拢到一起就连站在院子周围的村民也显得极为静谧，整个场景就像无声电影一样，缓慢地安静地延展着。
这件事在整个崤阳县都引起了轰动，白旭县长亲自带人来调查马家崾岘人对马占鳌一家人是否有歧视和虐待行为。
没有，绝对没有歧视，更没有虐待，几年来，村上的乡亲们对这一家人没有任何敌视，倒是他们自己把自己孤立于人群之外，像某种小动物一样瑟缩在村头那个土窑里，尽量躲避人们的目光，尽量不和任何人交谈。实在躲避不开，即使像马占鳌这样见多识广的人也紧张得发抖，想方设法把话说得让对方高兴，哪怕对方是一个不懂事的娃娃；他们都想让人们相信他们很幸福，并且非常清楚是什么人给了他们这种幸福，他们准备用这个家庭里的所有成员的余生感谢这种恩情。
有人还证实说，出事的前一天晚上，马占鳌还参加了乡政府召集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表彰了村子里交售军粮最多的人家，有人亲耳听到马占鳌说：“等我家娃娃长大了，把土地种好了，我家也能交好多好多军粮”当时马占鳌的眼睛眯缝着，流露着地地道道的对于未来幸福生活的憧憬，他怎么就会在当天晚上干出这样惨绝人寰的事情呢？
谁都无法理解怎么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无法理解马占鳌的疯狂行为，就连白旭县长都无法理解——白旭县长在走访过马家崾岘的很多人以后，合上草纸记事本，喃喃地说：“这真正叫活见鬼。”
无论白旭县长、马汉祥乡长还是马家崾岘的普通村民，都认为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孤立事件。
读者可能会说：这怎么会是孤立的事件呢？这不是孤立的事件，它不是孤立的，故事中的所有人都应当为这个事件的发生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且慢。
你不能指望生活中的人都是哲学家，尽管我们可以说直觉有的时候比理性更接近真理，但是，在一个完全被理性支配的环境，直觉和理性之间常常会形成为某种强固的阻隔，这时候你是不能指望直觉去知觉真理的——真理也许就在面前，也许仅仅隔着一层薄纸，但是，你就是不能接近它。在这种情形下，直觉事实上已经理性化了，它丧失了自己独有的感觉方式，它无力到达原本能够到达的地方，它行止于理性。
因此，马占鳌事件实际上并没有影响和改变人们对石玉兰和石绍平的看法，人们继续按照白旭县长的要求，按照马汉祥乡长的正确态度对待他们，把他们看成是和自己一样的人。
遇到具体事情，马家崾岘人甚至还经常理性地提醒自己说——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说：“这里卖吃食吧？”
“哦，”男人松了一口气“有有有，来，进来坐下。”
狭小的空间里蒸腾着热气，男人从水汽中走出来，玉兰和绍平才看出说话嗓音尖细的男人竟然方面大耳，简直是一副帝王的长相。
男人高兴地招呼他们坐下，并不问吃什么，就到灶头忙活去了。
玉兰和绍平在粗陋的桌子旁边坐了下来。原木打制的桌椅又粗又重，要挪动一下都很困难。这显然引起了绍平的好奇，他抚摸着桌椅，就像在欣赏从来没有见过的新奇器物。桌椅原本是红色，由于上面淤积了太多的污渍，已经成为纯粹的黑色。但是这里的羊肉粉汤汤浓味足，油酥烧饼也非常好，把绍平吃得满头大汗。
门口出现两个拿着梭镖的后生，站在外面向里面张望，问有没有可疑的人。掌柜的不希望自己的客人被打扰，就替玉兰解释说：“没人。就是俩走亲戚的婆姨和娃娃。”
拿梭镖的后生看看婆姨和娃娃，觉得没有必要再盘问什么，就闪身走开了。
玉兰发现绍平很冷静，他的眼睛没有转向玉兰，这说明他内心不需要求助。他一直用沉着坚定的目光看着站在门口的人，如果再发生什么事情，很有可能是他而不是玉兰去遮挡和掩饰。
玉兰不得不承认：这孩子突然长大了。
人的精神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总是处在活跃和持续不断的紧张之中，它在这个领域被缓解，又会在另外的领域紧张起来。
玉兰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回老家崤阳县谷庄驿镇石家坪村是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她用提醒绍平的话提醒自己：在如此剧烈的农民运动中，翻身农民会不会能够容忍大地主、大土匪井云飞的第三房太太和他的儿子？会不会答应让他们在那里平安地生存下来？
三年前她曾经衣锦还乡，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护送她到石家坪的竟然是父亲最为痛恨的大地主陆子仪的民团。她是十九岁离开石家坪的，算起来已经将近十五年，她没有找到小时候的玩伴，她看到的更多的是穷苦人家对于有权势的人的恐惧、嫉恨和不得不表现出来的殷勤。只是在这个时候，玉兰才明确意识到她离开这里已经多么久，距离已经多么遥远。
她曾经去看父亲石广胜亲手开垦出来的土地，那块土地现在被一个姓潘的佃户租用着，和父亲当年一样贫困和凄苦，在那个连门都没有的土窑洞里，看不到任何能够被称之为用品的东西，瘫在炕上的婆姨见了来人惊恐地钻到了一堆棉絮底下，衣衫褴褛的潘姓男人站在门口看着玉兰，目光中流露出明显的敌意，就像父亲当年面对欺辱他的官府的人那样。
你怎么能够想象你会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在他们当中愉快相处呢？即使他们真的像井云飞说的那样认为你是佃户的女儿，同意让你在那里安身，你又怎样化解几乎所有人心里的那种可怕的敌意呢？
回老家是一个好的选择吗？
玉兰并没有把这种忧虑告诉绍平。她总是对绍平说，回去就好了，绍平，回去我们就踏踏实实过庄稼人的日子，那时候就什么都好了只是在心底里，她才明确意识到这不过是没有任何把握的希望，在希望和现实之间，还隔着一个遥远的不可知区域，她不知道在那个区域中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更不知道他们母子俩的命运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掌柜的告诉玉兰，从这里到崤阳有两条路，一条是东边的大路，三十里直接到县城，另一条是小路，从崤阳县西北（也就是他们现在呆的这个方向）插过去，到县城二十里。
玉兰在假设回老家的基础上盘算了一下，走大路到县城再到谷庄驿，要八十多里。走小路不过五十多里，一天也就到了。她决定走小路。
绍平也认为应当走小路，除了玉兰盘算的那些问题以外，他还想到走小路僻静一些，不会碰到什么人，尤其是可以避免碰到农民协会或者赤卫军的人。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希望避开人，避开所有的人；同时，这个已经经历了一些事情的少年人得到了这样的人生经验：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这个世界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这差不多已经接近于一个成年人的人生看法了。但是，这个十四岁的少年眼下还没有想到母亲想到的那些问题，他的思想还没有延伸到一个陌生世界接受或者不接受他和母亲的领域。
但是他很快就会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既然现实开始了对他的教育，那么，这个诲人不倦的教师就会经常用新的课程填塞他的头脑，让他掌握新的知识，与此同时，也让他那可贵的少年精神丧失殆尽。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人在得到什么的时候必定要失去一些什么，很难说这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
这里没有判断的标准。
走在绍平身后的玉兰，看到儿子正在长得挺拔舒展的腰身，看到他那黑油油的头发和美丽的大腿，同时又看到无尽的远方那黛色的山峦，山峦背阴处积雪的青色光亮以及林木硬朗的线条，看到眼前那个正在展开的可感却不可知的世界，脚步越来越迟疑。
45。原罪
去找马玉林而不回老家石家坪的决定是在一个温暖的中午做出来的。
“绍平，”玉兰对绍平说。“我这样想：我们不能到老家石家坪去。”她对他说三年前回石家坪去的那种遭人嫉恨的感觉。“谁会为我们说好话呢？他们不会为我们说好话。”
此刻他们正坐在一个向阳的坡地上，太阳温暖地抚慰着这两个不知道朝哪里走的旅人。他们的脚下是一个长了很多白桦树的山沟，能够看到在阳光照射到的地方，小溪正在苏醒，甚至有耀眼的光亮闪到这里来。山沟的那一边，突兀着一个土塬——这已经是标准的崤阳县的地貌了——在靠近土塬东面的地方有一个规模不大的村庄，袅袅的炊烟在它的上空缭绕，房屋树木历历在目，好像高声喊一声就能够喊出人来。一只个头很大的鸟儿扇动着翅膀从他们头顶上沙沙有声地飞了过去，就像炫耀一样在山沟的上方做了一个漂亮的旋转动作，沿着山沟从白桦林上空飞行过去了。从山沟底下翻卷过来的风湿润而温暖，带着浓厚的春天气息。在玉兰和绍平坐的这个土坎上，已经能够看到碧绿得像星星一样耀眼的小草和艾蒿柔嫩的芽蕾。
绍平收回目光，专注地看看母亲。
他知道母亲的话不是随便说出来的，她必定经过了深思熟虑，因此，他也就很难轻率地说可以或者不可以。
“我也在想，”绍平的声音让玉兰感觉很陌生，这完全是成人之间谈话的气氛。在他们之间，这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气氛。“真的不能到那里去。不要说没有人为我们说好话，如果我们碰上泉县遇到的那种人，会出现什么事情？”
他直视着母亲。
不知道为什么，在绍平的直视中，玉兰竟然感受到一丝羞涩，就像少女时代面对一个成熟男人的直视一样，目光不自觉地躲闪了一下。
“是啊！绍平，”玉兰把目光投向远处的那个村庄。“所以我说我们不能到那个地方去。”
“上哪儿呢？”
绍平忧郁地看着玉兰。
“绍平，你看这样行不行？”玉兰朝儿子这边挪了一下“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一个叫马玉林的生意人，在宁夏被土匪打劫了，他是崤阳县的人，回不到家乡去了。他知道我的身世，就到咱们家来找我，说是想借一点儿钱。我哪里有很多钱呢？只给了他几个大洋。他千恩万谢，甚至要给我磕头我们要是去找他呢？”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玉兰想了想，说：“五年以前。我记得当时我曾经跟你说过这件事。”
“你是说五年以前吗？”
“是啊！五年以前。”
“他来还钱了吗？”
“我并不是要他还钱的。”
“一个说还钱的人五年了都没有来还钱，这样的人可靠吗？要是一个骗子呢？”
玉兰在绍平的“成熟”面前发笑了，说：“我会看人，绍平，不管什么人，你看他的眼睛就行。他不会是骗子，他一定是一个心肠很好的人，我是看得出来的，绍平。”
绍平不怀疑母亲的这种能力。
“他是崤阳县什么地方的人呢？”
“我记住了——他跟我说，是黄河岸边一个叫马家崾岘的村子。三年前我回石家坪的时候，还向人打听过，这个马家崾岘就在我老家谷庄驿东面六十里的地方，如果我们决定到那里去，都不用经过县城，从现在开始往东南方向走就行了，那里有一个很大的镇子，叫张家河，找到张家河就一定能够找到马家崾岘。”
玉兰很兴奋，就像已经找到马家崾岘一样。
但是绍平没有这样兴奋，他又提出了很多问题，在这些问题的引领下，玉兰也向自己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譬如说那个叫马家崾岘的村子根本没有马玉林这个人咋办？即使有这个人，这个人做生意不在村子里咋办？即使他在村子里，并且活得很好，他不为他们说好话咋办？即使马玉林感念五年前的事情，为他们说好话，说玉兰是佃户的女儿，不是井云飞，但是农民协会的人不听咋办？现在到处都在打土豪分田地，谁会有耐心弄清大土匪井云飞的第三房太太是不是佃户的女儿？谁会细致区分佃户女儿和那个罪大恶极的人有什么不一样？还有绍平，他们会放过著名的大地主、大土匪井云飞的儿子吗？
在泉县看到的场面又出现在玉兰的脑海里。她又没有了主意。
“那咱们就到马家崾岘去，”反倒是绍平先拿定了主意“尔格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妈妈。”
玉兰重新确认这件事情，也最终认为这是唯一的选择。
于是，母子俩行进的方向发生了改变。
还有整整一天的路程。在这一整天里，他们有的是时间设想遇到任何情况，有的是时间设想任何应对的方法。
正如读者在本书第三章看到的那样，玉兰和绍平平安地在马家崾岘落下脚来。
让玉兰和绍平终生不能忘记的是，他们碰到了一个好人——马汉祥。
没有这个人，事情会怎样呢？每当想到这些，玉兰的心中都会产生出一种后怕的感觉，就像一个人从悬崖峭壁爬下来，终于落到平地上一样。
是马家崾岘农民协会主席马汉祥托负住了他们。
马汉祥不是马家崾岘人，他的祖籍在靖州，生在省城龙翔。马汉祥也不是天生的农民造反者，他父亲是龙翔的一个杂货铺老板，父亲对他的期望是把杂货铺的生意继承下去，有朝一日把杂货铺发展成为一家像样的商铺，就像那些日子殷实的小康人家那样。
正在读书的马汉祥对此无异议，于是就中断了学业，跟父亲一道打理杂货铺的事情。当时正是二十世纪之初，社会很混乱，人们在安排自己的生活时，都不愿意做长远打算，因此，我们也不能责备马汉祥的父亲短视。实际上，马汉祥的父亲是很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的，他的弟弟和妹妹都被送进了私塾，并没有中断学业。
谁让马汉祥是长子呢？长子自然要比别人早一些担负起家庭的责任。
马汉祥跟着父亲兢兢业业地经营杂货铺，杂货铺生意日渐兴隆，看样子实现父亲的理想只是时间问题。这个家庭到处都是欣欣向荣的景象——马汉祥娶了一个漂亮的妻子，妻子又生了孩子（这个孩子就是读者已经熟悉的喜子）；弟弟到了做事的年龄，到武汉学习机械制造去了，妹妹则嫁到一个从事长途贩运生意的商贾人家，日子过得也很滋润。
民国以后，从时间上推算，当是在玉兰被抢劫到靖州前后，马汉祥的家在龙翔遭受了兵燹之灾：马汉祥的杂货铺遭到一伙兵匪抢劫，住在杂货铺后院的父亲、母亲和妻子奋力保护，均被杀害，房产店铺被付之一炬，雇用的两个伙计逃之夭夭。
是喜子救了马汉祥一命：那天这个孩子发烧，马汉祥带着他到城东一家医馆去看病，不想就在这个时节发生了如此大祸。
面对一片废墟，马汉祥欲哭无泪，只好暂时栖身在妹妹家。妹夫是一个心胸狭窄之人，起初尚抹不开面子，好言好语，后来面色上就带出了厌烦，这使得马汉祥不得不想何去何从的问题。妹妹试图说服丈夫让马汉祥参与贩运生意，妹夫严词拒绝。为了不让妹妹为难，马汉祥把身上仅有的银钱留给妹妹，让他帮助照看喜子，只身一人离开龙翔，到外地谋生去了。
马汉祥走了很多地方，到处给人打短工挣钱，内心里盼着老天的眷顾，有朝一日再能够弄起一个杂货铺来。靖州是他的祖籍，好像被什么东西招引一样，他来到了这个从来没有来过的地方，先是给一家店铺当伙计，后来又到井云飞家打工，老天仍然没有眷顾他，他又走山西、陕西，最后回到了龙翔。这时候喜子已经十二岁了，尽管有姑姑的呵护，也饱尝了人间冷暖，见到父亲，大哭不止，说什么也不愿意再分开。
马汉祥只好带着儿子再次离开龙翔，几乎沿着以前走过的路，又返回到洛州地面上去了，最后落脚在马家崾岘，给地主马占鳌扛长工。
遭遇了这样多的折磨，马汉祥当然会受到革命的招引。这期间，他遇到了在这里搞农民运动的共产党人，马汉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最坚定的农民运动积极分子，在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中以坚定的立场和不同于当地农民的眼光和智慧，从贫苦农民中脱颖而出，成为张家河地区农民运动的中坚力量。
农民革命运动如火如荼，阶级斗争异常激烈，马汉祥曾经带领农民赤卫军杀死敢于违抗农民运动的地主，他自己也曾经数次遭受土匪武装的堵截追杀，但是，在掌握政策方面，马汉祥显示出一个共产党人作为农民领袖的智慧和襟怀，这突出体现在对地主马占鳌问题的处理上。
相对于那些鱼肉乡里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三十年前还给别人当佃户的地主马占鳌并不是一个让人痛恨到非杀不可的人。经历过战火洗礼的赤卫军已经不把死亡看得那样残酷，相当一些人主张把马占鳌镇压掉，尽管狗日的把全部家产土地都交了出来，他们说他那是装熊哩！马汉祥不同意。他说党的政策并不是把所有地主都杀掉，他说上级领导说过，可杀可不杀的地主可以不杀。
马汉祥作为农民协会主席、赤卫军队长在马家崾岘的地位无人能够替代，他的意见成为农民协会和赤卫军的意见，结果，马汉祥向县上说明了马占鳌的情况，尽管也把马占鳌押送到了崤阳县的镇压大会上去——在那次大会上，有十七个罪大恶极的地主、土匪遭到了镇压——但是马占鳌一家保住了性命。
这件事受到中共崤阳县委的表彰，因为刚刚在洛州地区建立政权的共产党人已经开始制止滥杀无辜的现象。马汉祥就像曾经因为毫不留情打击土豪劣绅而出名那样，这次则因为保护了不该杀的地主而出了名。有一段时间，上级甚至想把他调到县上去工作，不知道为什么，被他谢绝了。
马汉祥在张家河地区以至于整个崤阳县都声名显赫，他既是农民运动首领，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工作者。他的意志既是党的意志又是农民的意志，它们相辅相成。
马汉祥正确地把走投无路来到马家崾岘的石玉兰母子俩接纳下来，正确地按照白旭县长的指示带领他们参加崤阳县的镇压大会，正确地让他们在现场接受教育，正确地要求白旭县长亲自接见他们，正确地按照白旭县长的要求，经常叮嘱他们好好改造，重新做人在这一系列事件发生的过程中，石玉兰怎么会不发生变化呢？这是一个熔炼的过程。
在被熔炼了的石玉兰面前，马汉祥就像是一尊高耸入云的雕像，看上去既神圣又庄严，既大度又慈祥，就像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那样。试想，如果他们母子俩从天龙寨逃到马家崾岘碰到的不是马汉祥会是什么情景？如果碰到一个粗糙的不讲究政策和策略的人，动了杀机，呼哨一声唤出几十个赤卫军，把他们杀死在马家崾岘街心，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发生过。
所以，石玉兰把马汉祥看成救命恩人，一门心思想着做什么和怎样做才能够让马汉祥高兴，并且以此向人们证明马汉祥当初留下他们是正确的，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事实上，这已经构成了石玉兰主要的人生动力，以至于马汉祥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深刻地影响着她的精神生活，并进而影响她和儿子绍平的生活马汉祥成为了石玉兰的精神主宰。
马汉祥对于玉兰的深刻影响，在马汉祥并不知道的领域缓慢延伸。现在，石玉兰已经知道，无论她还是绍平，仅仅把井云飞遗忘是不够的，远远不够，他们必须像这里的所有人那样恨他，才能够和置身其间的这个世界达到和谐。这对于绍平尤其重要，因为他还没有活人，他以后的路还很长。她有责任让他好好活人，这是她作为母亲的全部希望，同时——夜深人静的时候，石玉兰还不无恐惧地想：这也是她对那个人的承诺。
她答应过那个人。
在如何看待石玉兰、石绍平母子问题上，马家崾岘人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现在，他们就像当初看到马汉祥不杀马占鳌是正确的那样，看到了马汉祥对待石玉兰母子的态度也是正确的，他们当然会正确地对待他们。
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发生过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
马家崾岘人一向正确看待、从来没有被人为难的地主马占鳌，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令人不解地用杀猪刀子杀死了婆姨和四个儿女，然后把自己的肚子捅了个稀烂，一家人干净彻底地在同一时间离开了这个世界。
现场极为血腥，六口人的鲜血几乎把一个狭小的窑洞淹没，炕上，灶台上，门板上，地上，院子里到处都是鲜血。打开院门的时候，人们看到一只阴鸷的黑猫正在舔舐窑门口淤积的鲜血；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窑里窑外，好像发生过剧烈的打斗；几乎所有尸体上都有贯通伤，也就是说，能够一刀致命，但是所有尸体都不止被捅了一刀；马占鳌大儿子的肢体与躯干几乎完全断离，大腿和头部并拢在一起，看上去显得很奇异。即使站在院子外边，也能够闻到弥漫在空气中的令人作呕的血腥气味，就像在战场上闻到的气味那样，唯一的区别是这里没有硝烟，所有的一切都是在静谧中发生和完成的。
马汉祥和其他乡政府干部在静谧中观看现场，在静谧中把死者收拢到一起就连站在院子周围的村民也显得极为静谧，整个场景就像无声电影一样，缓慢地安静地延展着。
这件事在整个崤阳县都引起了轰动，白旭县长亲自带人来调查马家崾岘人对马占鳌一家人是否有歧视和虐待行为。
没有，绝对没有歧视，更没有虐待，几年来，村上的乡亲们对这一家人没有任何敌视，倒是他们自己把自己孤立于人群之外，像某种小动物一样瑟缩在村头那个土窑里，尽量躲避人们的目光，尽量不和任何人交谈。实在躲避不开，即使像马占鳌这样见多识广的人也紧张得发抖，想方设法把话说得让对方高兴，哪怕对方是一个不懂事的娃娃；他们都想让人们相信他们很幸福，并且非常清楚是什么人给了他们这种幸福，他们准备用这个家庭里的所有成员的余生感谢这种恩情。
有人还证实说，出事的前一天晚上，马占鳌还参加了乡政府召集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表彰了村子里交售军粮最多的人家，有人亲耳听到马占鳌说：“等我家娃娃长大了，把土地种好了，我家也能交好多好多军粮”当时马占鳌的眼睛眯缝着，流露着地地道道的对于未来幸福生活的憧憬，他怎么就会在当天晚上干出这样惨绝人寰的事情呢？
谁都无法理解怎么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无法理解马占鳌的疯狂行为，就连白旭县长都无法理解——白旭县长在走访过马家崾岘的很多人以后，合上草纸记事本，喃喃地说：“这真正叫活见鬼。”
无论白旭县长、马汉祥乡长还是马家崾岘的普通村民，都认为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孤立事件。
读者可能会说：这怎么会是孤立的事件呢？这不是孤立的事件，它不是孤立的，故事中的所有人都应当为这个事件的发生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且慢。
你不能指望生活中的人都是哲学家，尽管我们可以说直觉有的时候比理性更接近真理，但是，在一个完全被理性支配的环境，直觉和理性之间常常会形成为某种强固的阻隔，这时候你是不能指望直觉去知觉真理的——真理也许就在面前，也许仅仅隔着一层薄纸，但是，你就是不能接近它。在这种情形下，直觉事实上已经理性化了，它丧失了自己独有的感觉方式，它无力到达原本能够到达的地方，它行止于理性。
因此，马占鳌事件实际上并没有影响和改变人们对石玉兰和石绍平的看法，人们继续按照白旭县长的要求，按照马汉祥乡长的正确态度对待他们，把他们看成是和自己一样的人。
遇到具体事情，马家崾岘人甚至还经常理性地提醒自己说——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