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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期，4月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总理审查同意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指出并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此后，一大批老干部又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
这年8月一个行政级别11级在延安就参加革命工作的余峥同志只身从省城西安来到了当时只有一条街的小镇杨陵，走上了西北水保所的领导岗位，担任所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那一年他已经五十六岁了。
余峥早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年轻时又在陕北参加革命，由于他长期工作和生活在那里，所以对陕北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有浓厚的感情，尤其对那里恶劣的自然环境有着极深刻的印象。来所后，他发现所里的科研工作受文革的影响停滞不前，对什么是水保看法也不尽一致，但却有一支保存完好的科技队伍；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后，他就旗帜鲜明地指出了水保所的方向任务就是做好贫困地区的水土流失防治、发展农业生产和提高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有胆识的决策。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认识无疑是正确的。
余峥平等待人，不摆领导架子，我们平时都直呼其“老余”显得很亲近。不同意见和和看法都能与他讨论、争执，他也从不因为你和他的意见和想法不同就疏远了你。例如，什么是“水保”的问题，他就有自己的主见，当时所里只保留了几个基础性研究组，他就在综合各种意见后，就直接把提高水土流失区农业生产纳入了水保的范围。
1972年秋季他就亲自组织带领全所科级以上领导和部分科技骨干乘坐着大卡车风尘仆仆的赴陕北考察选点，几经周折最后终于在1973年初把试验点定在了安塞县沿河弯公社的茶坊等三个山村。当时正值文革的混乱时期加之水保所还未回归中国科学院，只是陕西省科委属下的一个地方研究所，资金、经费又不充裕，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开始大家住在生产队腾出的两间土窑洞里，有时下点的人员多了窑洞也不够住大家只好在晚上挤在当地一所破旧的小学里，白天学生上课，晚上就把课桌拼在一起当炕埔；日常生活也很艰苦，我记得吃水要到很远的山沟里去拉，有时半个月也闻不到一丝肉香，那时给科研人员的补助费是每天一角钱，到后来情况稍好的时候也只有三角钱人民币。
1973年余峥书记把全所的主要科技力量大都放置在安塞点上，行政部们也不例外，使一大批年轻的知识分子得到了锻炼同时也促进我们这批科技工作者走向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之路。我也是在那年才把主要精力放在基点工作上的，今天我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不禁心潮起伏，余书记的可贵之处就是在当时那样的政治条件下以实际行动保护与维持了水保所科研力量的完整与延续，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当时的政策形势是大力倡导“三大革命云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践）“以阶级斗争为纲”在上面路线斗争的压力下，余书记只好带领进点的科研人员半天生产劳动、半天搞科研工作。记得有次我向他提出自己的看法：“毛主席说工人以工为主，农民以农为主，科研人员当然应当以研为主。为什么不能这样提？”他从维护我的角度说：“此话可不能在外面说，还是要以阶级斗争为钢”说完后他还朝我眨眨眼和蔼地笑了起来，言外之意就是只要不在外面说，我们仍可“以研为主”在他的默许下我们把茶坊基点基本上办成了一个生产治理点和科研... -->>
1972年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期，4月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总理审查同意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指出并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此后，一大批老干部又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
这年8月一个行政级别11级在延安就参加革命工作的余峥同志只身从省城西安来到了当时只有一条街的小镇杨陵，走上了西北水保所的领导岗位，担任所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那一年他已经五十六岁了。
余峥早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年轻时又在陕北参加革命，由于他长期工作和生活在那里，所以对陕北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有浓厚的感情，尤其对那里恶劣的自然环境有着极深刻的印象。来所后，他发现所里的科研工作受文革的影响停滞不前，对什么是水保看法也不尽一致，但却有一支保存完好的科技队伍；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后，他就旗帜鲜明地指出了水保所的方向任务就是做好贫困地区的水土流失防治、发展农业生产和提高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有胆识的决策。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认识无疑是正确的。
余峥平等待人，不摆领导架子，我们平时都直呼其“老余”显得很亲近。不同意见和和看法都能与他讨论、争执，他也从不因为你和他的意见和想法不同就疏远了你。例如，什么是“水保”的问题，他就有自己的主见，当时所里只保留了几个基础性研究组，他就在综合各种意见后，就直接把提高水土流失区农业生产纳入了水保的范围。
1972年秋季他就亲自组织带领全所科级以上领导和部分科技骨干乘坐着大卡车风尘仆仆的赴陕北考察选点，几经周折最后终于在1973年初把试验点定在了安塞县沿河弯公社的茶坊等三个山村。当时正值文革的混乱时期加之水保所还未回归中国科学院，只是陕西省科委属下的一个地方研究所，资金、经费又不充裕，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开始大家住在生产队腾出的两间土窑洞里，有时下点的人员多了窑洞也不够住大家只好在晚上挤在当地一所破旧的小学里，白天学生上课，晚上就把课桌拼在一起当炕埔；日常生活也很艰苦，我记得吃水要到很远的山沟里去拉，有时半个月也闻不到一丝肉香，那时给科研人员的补助费是每天一角钱，到后来情况稍好的时候也只有三角钱人民币。
1973年余峥书记把全所的主要科技力量大都放置在安塞点上，行政部们也不例外，使一大批年轻的知识分子得到了锻炼同时也促进我们这批科技工作者走向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之路。我也是在那年才把主要精力放在基点工作上的，今天我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不禁心潮起伏，余书记的可贵之处就是在当时那样的政治条件下以实际行动保护与维持了水保所科研力量的完整与延续，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当时的政策形势是大力倡导“三大革命云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践）“以阶级斗争为纲”在上面路线斗争的压力下，余书记只好带领进点的科研人员半天生产劳动、半天搞科研工作。记得有次我向他提出自己的看法：“毛主席说工人以工为主，农民以农为主，科研人员当然应当以研为主。为什么不能这样提？”他从维护我的角度说：“此话可不能在外面说，还是要以阶级斗争为钢”说完后他还朝我眨眨眼和蔼地笑了起来，言外之意就是只要不在外面说，我们仍可“以研为主”在他的默许下我们把茶坊基点基本上办成了一个生产治理点和科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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