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回忆录2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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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铃!’我叫道,‘按什么铃?’
“‘你办公室里有人按铃。’
“我的心顿时凉透了。有人正在办公室里,而那份协定就放在桌子上。我疯了似地跑回办公室,在走廊里我没有碰到一个人。福尔摩斯先生,屋子里和我离开的时候一样没有人,只是那份协定的原本不见了,那个抄本倒是还留在那里。”
我朋友显然对这个案子很有兴趣。“你那时候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呢?”他低语道。
“我马上想到盗贼必定是从旁门上来的,他要是从正门上来的话,我就碰上他了。”
“说不定他一直躲在屋内或走廊中?刚才你说过那里的灯光很暗。”
“绝对不可能。不管室内还是走廊,连一只耗子也无处藏身。”
“谢谢你,请继续说。”
“看门人跟着我上了楼,看到我脸色如土,他知道出了某种可怕的事。我们顺着走廊奔向那个通向旁门的楼梯,下了楼梯看到旁门关着,但没有上锁。推开门,我们冲了出去。这时,钟敲了三下,正是九点三刻。”
“这是很重要的。”福尔摩斯一边说一边在他的衬衫袖口上记了下来。
“那晚天很黑,外面下着小雨,查尔斯街上一个人也没有,但尽头的白厅路上还是跟往常一样车来人往。我们沿人行道一直跑过去,在右拐角处,有一个警察站在那儿。
“我气喘吁吁地说道,‘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丢了。有人经过这条路吗?’
“‘先生,我才站了一小会儿,’警察说,‘仅仅有一个高个子老妇人经过,戴一条佩兹利披巾。’
“‘哎,那是我老婆,’看门人大声叫道,‘难道就没别的人了吗?’
“‘没有别人。’
“‘那么,窃贼一定从左边的拐角逃跑了。’他拽着我的袖子喊道。
“我可不信,他是企图引开我。我对他老婆的怀疑就更大了。
“‘她往哪边走了?’
“‘不知道,先生,只见她走过去,她好像走得非常急。’
“‘有多长时间了?’
“‘大概几分钟。’
“‘不过五分钟?’
“‘是的,没有五分钟。’
“‘别再浪费时间了,先生,’看门人高声喊道,‘请相信我,我老婆决不会干这种事的,快往左边追吧。你不去我去。’说着,他向左边追去。
“可是我一下子拽住了他的衣袖。
“‘你住在哪儿?’我问他。
“‘布里克斯顿街的艾维巷十六号,’他答道,‘可别让假线索给迷惑了,费尔普斯先生。我们最好去左边打听一下。’
“他的建议也对,所以我们还有那个警察迅速往左边跑,只看见街上熙熙攘攘,哪还有人顾得上告诉我们有谁从此走过呢。
“我们又返回了外交部,检查了一遍楼梯和走廊,没有什么结果。走廊上铺着一种米色漆布,可是没找到一点儿痕迹。”
“那晚一直下雨吗?”
“从七点左右开始下的。”
“约在九点钟左右那个女人到室内,怎么可能不留下脚印呢?因为她是穿着带泥的靴子的。”
“当时我也这么想,可这个杂役女工有个习惯,在看门人房里她会脱掉靴子,换上布拖鞋。”
“知道了,也就是说,当时虽然下着雨,却没有看见脚印,是不是?这些都很重要。你们接着又做了些什么呢?”
“我们搜查了一遍房子。窗户从里面插上了。地板上铺了地毯,天花板是普通白灰刷的。偷了文件只能由房门逃掉,这我敢发誓。”
“说一下壁炉。”
“屋里根本没有壁炉,只有一个火炉。电铃就装在我写字台的右边。但他为什么按铃?真叫人奇怪。”
“这的确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接着你们又干了点儿什么呢?我想你们是检查过了房间,看看他留下了什么,如烟头、落下的手套、发卡或者其它小东西,是吗?”
“都没发现。”
“有没有什么气味?”
“当时未想到。”
“唉,像这样的案子,哪怕有一点儿烟草气味对我们都是很有用的。”
“我从不吸烟,屋里如果有烟味,我肯定能闻出来。千真万确,一点儿烟味也没有。惟一可疑的便是那个叫坦盖的看门人的老婆,她是从那里慌忙走出来的,看门人对此说不清楚。我和警察都认为,那个女人要是的确有那个文件,那么要尽快在她未脱手前就抓住她。
“苏格兰场的福布斯侦探立即赶到了现场,接手此案。我们到了看门人的家,一个年轻女子开了门,那是他们的长女。她让我们在前厅等候,因为她母亲还没有回家。
“十分钟后,传来了敲门声。我们错过了一次机会,当时没有自己开门,去开门的是她的女儿。我们听她说,‘妈妈,家里有两个人来了,正等着见你。’接着我们听到一阵快速走进过道的脚步声。侦探猛地把门推开,我们进了厨房,可那女人抢先走了进去。她带着敌意盯着我们。后来,我被认了出来,一种十分诧异的表情表现在她的脸上。
“‘啊,这不是部里的费尔普斯先生么!’她大声说道。
“‘喂,喂,你为什么要躲开我们?’警官福布斯问道。
“‘我还以为你们是旧货商,’她说,‘我们和一个商人有点儿私事。’
“‘这不是一个充分的借口,’福布斯回答说,‘有证据说明一份重要文件被你从外交部拿回家。你只好跟我们到苏格兰场去接受质询。’
“她抗议着,抵抗着,但都没用。我们喊来了一辆四轮马车,走之前,我们想看看她是否把文件给烧了。可是,一点儿碎屑或灰烬的痕迹都没有找到。到了苏格兰场,我们把她交给了一个女检查员。可是女检查员送来了报告,没有提起文件。
“‘按铃!’我叫道,‘按什么铃?’
“‘你办公室里有人按铃。’
“我的心顿时凉透了。有人正在办公室里,而那份协定就放在桌子上。我疯了似地跑回办公室,在走廊里我没有碰到一个人。福尔摩斯先生,屋子里和我离开的时候一样没有人,只是那份协定的原本不见了,那个抄本倒是还留在那里。”
我朋友显然对这个案子很有兴趣。“你那时候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呢?”他低语道。
“我马上想到盗贼必定是从旁门上来的,他要是从正门上来的话,我就碰上他了。”
“说不定他一直躲在屋内或走廊中?刚才你说过那里的灯光很暗。”
“绝对不可能。不管室内还是走廊,连一只耗子也无处藏身。”
“谢谢你,请继续说。”
“看门人跟着我上了楼,看到我脸色如土,他知道出了某种可怕的事。我们顺着走廊奔向那个通向旁门的楼梯,下了楼梯看到旁门关着,但没有上锁。推开门,我们冲了出去。这时,钟敲了三下,正是九点三刻。”
“这是很重要的。”福尔摩斯一边说一边在他的衬衫袖口上记了下来。
“那晚天很黑,外面下着小雨,查尔斯街上一个人也没有,但尽头的白厅路上还是跟往常一样车来人往。我们沿人行道一直跑过去,在右拐角处,有一个警察站在那儿。
“我气喘吁吁地说道,‘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丢了。有人经过这条路吗?’
“‘先生,我才站了一小会儿,’警察说,‘仅仅有一个高个子老妇人经过,戴一条佩兹利披巾。’
“‘哎,那是我老婆,’看门人大声叫道,‘难道就没别的人了吗?’
“‘没有别人。’
“‘那么,窃贼一定从左边的拐角逃跑了。’他拽着我的袖子喊道。
“我可不信,他是企图引开我。我对他老婆的怀疑就更大了。
“‘她往哪边走了?’
“‘不知道,先生,只见她走过去,她好像走得非常急。’
“‘有多长时间了?’
“‘大概几分钟。’
“‘不过五分钟?’
“‘是的,没有五分钟。’
“‘别再浪费时间了,先生,’看门人高声喊道,‘请相信我,我老婆决不会干这种事的,快往左边追吧。你不去我去。’说着,他向左边追去。
“可是我一下子拽住了他的衣袖。
“‘你住在哪儿?’我问他。
“‘布里克斯顿街的艾维巷十六号,’他答道,‘可别让假线索给迷惑了,费尔普斯先生。我们最好去左边打听一下。’
“他的建议也对,所以我们还有那个警察迅速往左边跑,只看见街上熙熙攘攘,哪还有人顾得上告诉我们有谁从此走过呢。
“我们又返回了外交部,检查了一遍楼梯和走廊,没有什么结果。走廊上铺着一种米色漆布,可是没找到一点儿痕迹。”
“那晚一直下雨吗?”
“从七点左右开始下的。”
“约在九点钟左右那个女人到室内,怎么可能不留下脚印呢?因为她是穿着带泥的靴子的。”
“当时我也这么想,可这个杂役女工有个习惯,在看门人房里她会脱掉靴子,换上布拖鞋。”
“知道了,也就是说,当时虽然下着雨,却没有看见脚印,是不是?这些都很重要。你们接着又做了些什么呢?”
“我们搜查了一遍房子。窗户从里面插上了。地板上铺了地毯,天花板是普通白灰刷的。偷了文件只能由房门逃掉,这我敢发誓。”
“说一下壁炉。”
“屋里根本没有壁炉,只有一个火炉。电铃就装在我写字台的右边。但他为什么按铃?真叫人奇怪。”
“这的确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接着你们又干了点儿什么呢?我想你们是检查过了房间,看看他留下了什么,如烟头、落下的手套、发卡或者其它小东西,是吗?”
“都没发现。”
“有没有什么气味?”
“当时未想到。”
“唉,像这样的案子,哪怕有一点儿烟草气味对我们都是很有用的。”
“我从不吸烟,屋里如果有烟味,我肯定能闻出来。千真万确,一点儿烟味也没有。惟一可疑的便是那个叫坦盖的看门人的老婆,她是从那里慌忙走出来的,看门人对此说不清楚。我和警察都认为,那个女人要是的确有那个文件,那么要尽快在她未脱手前就抓住她。
“苏格兰场的福布斯侦探立即赶到了现场,接手此案。我们到了看门人的家,一个年轻女子开了门,那是他们的长女。她让我们在前厅等候,因为她母亲还没有回家。
“十分钟后,传来了敲门声。我们错过了一次机会,当时没有自己开门,去开门的是她的女儿。我们听她说,‘妈妈,家里有两个人来了,正等着见你。’接着我们听到一阵快速走进过道的脚步声。侦探猛地把门推开,我们进了厨房,可那女人抢先走了进去。她带着敌意盯着我们。后来,我被认了出来,一种十分诧异的表情表现在她的脸上。
“‘啊,这不是部里的费尔普斯先生么!’她大声说道。
“‘喂,喂,你为什么要躲开我们?’警官福布斯问道。
“‘我还以为你们是旧货商,’她说,‘我们和一个商人有点儿私事。’
“‘这不是一个充分的借口,’福布斯回答说,‘有证据说明一份重要文件被你从外交部拿回家。你只好跟我们到苏格兰场去接受质询。’
“她抗议着,抵抗着,但都没用。我们喊来了一辆四轮马车,走之前,我们想看看她是否把文件给烧了。可是,一点儿碎屑或灰烬的痕迹都没有找到。到了苏格兰场,我们把她交给了一个女检查员。可是女检查员送来了报告,没有提起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