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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午后，他们辞行，没走多远，背后追来满脸通红的老妪。
她孩子一样嗫嚅半晌，一句话方问出口：你们这些唱歌的人，都是靠什么活着的？
这个一生无缘踏出茫茫荒野的老人，鼓起全部的勇气发问。
她替已然年迈的自己问，替曾经年轻的自己问。
紧张的，疑惑的，胆怯的，仿佛问了一句多么大逆不道的话。
三五个汉子立在毒辣的日头底下，沉默不语，涕泪横流。
老人慌了，摆着手说：不哭不哭，好孩子……我不问了，不问了。
你我都明白，这从来就不是个公平的世界。
人们起点不同，路径不同，乃至遭遇不同，命运不同。
有人认命，有人顺命，有人抗命，有人玩命，希望和失望交错而生，倏尔一生。
是啊，不是所有的忍耐都会苦尽甘来，不是所有的努力都会换来成功。
他人随随便便就能获得的，于你而言或许只是个梦。
可是，谁说你无权做梦？
很多年前，我有几个音乐人朋友曾背着吉他、手鼓、冬不拉，一路唱游，深入西北腹地采风，路遇一老妪，歌喉吓人地漂亮。
做个不恰当的比喻：秒杀后来的各种中国好声音。
他们贪恋天籁，在土砖房子里借宿一晚，老妪烧土豆给他们吃，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连电灯也没有，大家围着柴火一首接一首地欢歌。老妪寡言，除了烧土豆就是唱歌给他们听，间隙，抚摸着他们的乐器不语，手是抖的。
老人独居，荒野上唱了一辈子的歌，第一次拥有这么多的听众，一整个晚上，激动得无所适从。
次日午后，他们辞行，没走多远，背后追来满脸通红的老妪。
她孩子一样嗫嚅半晌，一句话方问出口：你们这些唱歌的人，都是靠什么活着的？
这个一生无缘踏出茫茫荒野的老人，鼓起全部的勇气发问。
她替已然年迈的自己问，替曾经年轻的自己问。
紧张的，疑惑的，胆怯的，仿佛问了一句多么大逆不道的话。
三五个汉子立在毒辣的日头底下，沉默不语，涕泪横流。
老人慌了，摆着手说：不哭不哭，好孩子……我不问了，不问了。
走出很远，几次回头，老妪树一样立在原地，越来越小的一个黑点，倏尔不见。
他们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我又把这个故事讲给了许多歌手朋友听。
我问他们同一个问题：若当时在场的是你，你会如何去回答老人的那个问题。
“你们这些唱歌的人，都是靠什么活着的？”
一百个人有一百种回答。
个中有些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过个唱、拥有百万歌迷，有些登上过音乐节主舞台、办过全国巡演，有些驻唱在夜场酒吧，有些打拼在小乐队中，还有一些卖唱在地下通道里。
我最后一次问这个问题时，得到的回答最特殊。
（一）
临沧，滇西南的小城，位于北回归线上，此地亚热带气候，盛产茶叶、橡胶、甘蔗。
最后一个回答我那个问题的兄弟出生在那里。
他的父母文化程度不高，给他取名时并未引经据典，只是随口起了一个最常见的名字：
阿明。
短暂的童年里，阿明是个不怎么被父母疼爱的小孩儿。
没办法，世道艰辛，家境困难到对阿明无力抚养，一岁时他刚断奶，便被寄养到了外婆家。
外公外婆对阿明疼爱有加，某种意义上，几乎代替了爸爸妈妈。
阿明在外婆家长到七岁，才回到自家村寨上小学。
刚念了一个学期的书，家破了。
父亲嗜赌成性，输光了微薄的家产，母亲以死相挟，父亲死不悔改，家就这么散了。
阿明只上了半年小学便辍学了，他甚至没来得及背熟拼音字母表，便被母亲再次送回了外婆家。
外公外婆已年迈，多恙，繁重的体力活儿干不了，仰仗着两个舅舅在田间地头操持，一家人勉强谋一个温饱。屋漏偏遭连夜雨，两个无知的舅舅穷极生胆铤而走险，犯了抢劫罪，锒铛入狱。
照料外公外婆的义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阿明身上，他当时刚刚高过桌子。
家里最重要的财产是一头牛、一头猪和十来只鸡鸭。
每天早上七八点钟阿明起床，早饭后他会把牛赶到很远的山坡上去放，牛在山坡上四处觅草吃的时候，阿明钻到潮湿的山坳里寻找喂猪的野草。
家里养的鸡鸭不能吃，蛋也不能吃，要用来换油盐钱，阿明心疼外公外婆没肉吃，常常在打完猪草后跑到梯田里套水鸟。
套水鸟不麻烦，将马尾拴在木棍上制成一个小陷阱，放在水鸟经常出没的地方，待君入套即可。麻烦的是设置机关和寻找水鸟经常出没的路线，这常会耗去大半天的时间，阿明往往直到天黑后才返家，常被外婆责骂，骂完了，外婆抱着他，一动不动的。
水鸟肉少，煺毛开膛后，能吃的不过是两根翅膀两只鸟腿，筷子夹来夹去，从外公外婆的碗里夹到阿明的碗里，又被夹回去。
昏黄的灯光下，三口人推来让去，不怎么说话。
家境很多年里都没有得到改善，阿明也再没回到学校，放牛、喂猪、打水鸟，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他一年一年长高，憨憨的，懵懵懂懂的。
山谷寂静，虫鸣鸟鸣，阿明没有玩伴，早早学会了自己和自己说话。
他自己给自己唱歌听。瞎哼哼，很多民间小调无师自通，越唱越大声。
野地无人，牛静静地吃草，是唯一的听众，阿明七唱八唱，唱出了一副好嗓子。
15岁时，阿明基本有了一米七的身高，他和外公外婆去帮寨子里一户农家插秧。傍晚收工时，第一次拿到了五元的工钱，旁人发给他的是成年人的工钱，不再把他当个孩子了。
他高兴之余，猛然意识到：终于长大了。
意识到这一点的还有赌鬼父亲，他来探望阿明，嘴里喊“儿子”，眼里看的是一个结结实实的劳动力。一番软磨硬泡后，阿明从外公外婆家被拽回了父亲的家。
他身量虽高，心智却小，进门后看着凋敝的四壁，破旧不堪的家具，心中一片迷茫，不知是该悲还是该喜。趴在地上写作业的弟弟抬起头来，陌生的兄弟俩盯着对方，沉默无语。
弟弟走过来，手伸进他衣服口袋里掏吃的东西，阿明傻站着，任凭他掏。
傍晚，一个灰头土脸的青年走进家里，是刚刚从工地下班回来的哥哥。
哥哥不用正眼看他，喊了一声他的名字，就再没什么话了，阿明使劲回忆，他吓了一跳，哥哥的名字为何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和外公外婆家不同，没人往他碗里夹菜，筷子伸得稍慢一点儿，菜盘子就见了底。阿明想到自己离开后外公外婆再没水鸟肉吃，心里狠狠被揉搓了一下。
席间，父亲一直和哥哥探讨着阿明工作的问题，他们不避讳，也不在乎阿明是否有选择的权利，理念朴素得很：你是这家的人，你既已长大，挣钱养家就是天经地义。
几天后，父亲和哥哥开始带着阿明到建筑工地干零活儿。搬砖筛沙不需要什么技术，只需要体力，阿明小，还没学会如何偷工省力，他肯下力气，工资从一天5元涨到了15元，一干就是半年，手上一层茧。
2000年元旦的夜里，建筑工地赶工，加班加点，阿明站在脚手架间迎来了新千年。
哥哥和一群工友走过来，把嘴上叼着的烟摘下来递给他，说：过节了，新世纪了呢……
阿明只上过半年小学，并不明白什么叫作新世纪。
远处有礼花，有炸开的鞭炮在一明一暗，建筑工地上噪音大，远处的声音听不见。阿明忽然兴奋了起来，他说：过节了，我给你们唱个歌吧。
工友们奇怪地看着他，没人搭腔，哥哥哂笑了一下，越过他，走开了。
阿明看着他们的背影，张嘴唱了一句，水泥车轰隆隆地响，迅速把他的声音吞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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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午后，他们辞行，没走多远，背后追来满脸通红的老妪。
她孩子一样嗫嚅半晌，一句话方问出口：你们这些唱歌的人，都是靠什么活着的？
这个一生无缘踏出茫茫荒野的老人，鼓起全部的勇气发问。
她替已然年迈的自己问，替曾经年轻的自己问。
紧张的，疑惑的，胆怯的，仿佛问了一句多么大逆不道的话。
三五个汉子立在毒辣的日头底下，沉默不语，涕泪横流。
老人慌了，摆着手说：不哭不哭，好孩子……我不问了，不问了。
你我都明白，这从来就不是个公平的世界。
人们起点不同，路径不同，乃至遭遇不同，命运不同。
有人认命，有人顺命，有人抗命，有人玩命，希望和失望交错而生，倏尔一生。
是啊，不是所有的忍耐都会苦尽甘来，不是所有的努力都会换来成功。
他人随随便便就能获得的，于你而言或许只是个梦。
可是，谁说你无权做梦？
很多年前，我有几个音乐人朋友曾背着吉他、手鼓、冬不拉，一路唱游，深入西北腹地采风，路遇一老妪，歌喉吓人地漂亮。
做个不恰当的比喻：秒杀后来的各种中国好声音。
他们贪恋天籁，在土砖房子里借宿一晚，老妪烧土豆给他们吃，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连电灯也没有，大家围着柴火一首接一首地欢歌。老妪寡言，除了烧土豆就是唱歌给他们听，间隙，抚摸着他们的乐器不语，手是抖的。
老人独居，荒野上唱了一辈子的歌，第一次拥有这么多的听众，一整个晚上，激动得无所适从。
次日午后，他们辞行，没走多远，背后追来满脸通红的老妪。
她孩子一样嗫嚅半晌，一句话方问出口：你们这些唱歌的人，都是靠什么活着的？
这个一生无缘踏出茫茫荒野的老人，鼓起全部的勇气发问。
她替已然年迈的自己问，替曾经年轻的自己问。
紧张的，疑惑的，胆怯的，仿佛问了一句多么大逆不道的话。
三五个汉子立在毒辣的日头底下，沉默不语，涕泪横流。
老人慌了，摆着手说：不哭不哭，好孩子……我不问了，不问了。
走出很远，几次回头，老妪树一样立在原地，越来越小的一个黑点，倏尔不见。
他们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我又把这个故事讲给了许多歌手朋友听。
我问他们同一个问题：若当时在场的是你，你会如何去回答老人的那个问题。
“你们这些唱歌的人，都是靠什么活着的？”
一百个人有一百种回答。
个中有些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过个唱、拥有百万歌迷，有些登上过音乐节主舞台、办过全国巡演，有些驻唱在夜场酒吧，有些打拼在小乐队中，还有一些卖唱在地下通道里。
我最后一次问这个问题时，得到的回答最特殊。
（一）
临沧，滇西南的小城，位于北回归线上，此地亚热带气候，盛产茶叶、橡胶、甘蔗。
最后一个回答我那个问题的兄弟出生在那里。
他的父母文化程度不高，给他取名时并未引经据典，只是随口起了一个最常见的名字：
阿明。
短暂的童年里，阿明是个不怎么被父母疼爱的小孩儿。
没办法，世道艰辛，家境困难到对阿明无力抚养，一岁时他刚断奶，便被寄养到了外婆家。
外公外婆对阿明疼爱有加，某种意义上，几乎代替了爸爸妈妈。
阿明在外婆家长到七岁，才回到自家村寨上小学。
刚念了一个学期的书，家破了。
父亲嗜赌成性，输光了微薄的家产，母亲以死相挟，父亲死不悔改，家就这么散了。
阿明只上了半年小学便辍学了，他甚至没来得及背熟拼音字母表，便被母亲再次送回了外婆家。
外公外婆已年迈，多恙，繁重的体力活儿干不了，仰仗着两个舅舅在田间地头操持，一家人勉强谋一个温饱。屋漏偏遭连夜雨，两个无知的舅舅穷极生胆铤而走险，犯了抢劫罪，锒铛入狱。
照料外公外婆的义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阿明身上，他当时刚刚高过桌子。
家里最重要的财产是一头牛、一头猪和十来只鸡鸭。
每天早上七八点钟阿明起床，早饭后他会把牛赶到很远的山坡上去放，牛在山坡上四处觅草吃的时候，阿明钻到潮湿的山坳里寻找喂猪的野草。
家里养的鸡鸭不能吃，蛋也不能吃，要用来换油盐钱，阿明心疼外公外婆没肉吃，常常在打完猪草后跑到梯田里套水鸟。
套水鸟不麻烦，将马尾拴在木棍上制成一个小陷阱，放在水鸟经常出没的地方，待君入套即可。麻烦的是设置机关和寻找水鸟经常出没的路线，这常会耗去大半天的时间，阿明往往直到天黑后才返家，常被外婆责骂，骂完了，外婆抱着他，一动不动的。
水鸟肉少，煺毛开膛后，能吃的不过是两根翅膀两只鸟腿，筷子夹来夹去，从外公外婆的碗里夹到阿明的碗里，又被夹回去。
昏黄的灯光下，三口人推来让去，不怎么说话。
家境很多年里都没有得到改善，阿明也再没回到学校，放牛、喂猪、打水鸟，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他一年一年长高，憨憨的，懵懵懂懂的。
山谷寂静，虫鸣鸟鸣，阿明没有玩伴，早早学会了自己和自己说话。
他自己给自己唱歌听。瞎哼哼，很多民间小调无师自通，越唱越大声。
野地无人，牛静静地吃草，是唯一的听众，阿明七唱八唱，唱出了一副好嗓子。
15岁时，阿明基本有了一米七的身高，他和外公外婆去帮寨子里一户农家插秧。傍晚收工时，第一次拿到了五元的工钱，旁人发给他的是成年人的工钱，不再把他当个孩子了。
他高兴之余，猛然意识到：终于长大了。
意识到这一点的还有赌鬼父亲，他来探望阿明，嘴里喊“儿子”，眼里看的是一个结结实实的劳动力。一番软磨硬泡后，阿明从外公外婆家被拽回了父亲的家。
他身量虽高，心智却小，进门后看着凋敝的四壁，破旧不堪的家具，心中一片迷茫，不知是该悲还是该喜。趴在地上写作业的弟弟抬起头来，陌生的兄弟俩盯着对方，沉默无语。
弟弟走过来，手伸进他衣服口袋里掏吃的东西，阿明傻站着，任凭他掏。
傍晚，一个灰头土脸的青年走进家里，是刚刚从工地下班回来的哥哥。
哥哥不用正眼看他，喊了一声他的名字，就再没什么话了，阿明使劲回忆，他吓了一跳，哥哥的名字为何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和外公外婆家不同，没人往他碗里夹菜，筷子伸得稍慢一点儿，菜盘子就见了底。阿明想到自己离开后外公外婆再没水鸟肉吃，心里狠狠被揉搓了一下。
席间，父亲一直和哥哥探讨着阿明工作的问题，他们不避讳，也不在乎阿明是否有选择的权利，理念朴素得很：你是这家的人，你既已长大，挣钱养家就是天经地义。
几天后，父亲和哥哥开始带着阿明到建筑工地干零活儿。搬砖筛沙不需要什么技术，只需要体力，阿明小，还没学会如何偷工省力，他肯下力气，工资从一天5元涨到了15元，一干就是半年，手上一层茧。
2000年元旦的夜里，建筑工地赶工，加班加点，阿明站在脚手架间迎来了新千年。
哥哥和一群工友走过来，把嘴上叼着的烟摘下来递给他，说：过节了，新世纪了呢……
阿明只上过半年小学，并不明白什么叫作新世纪。
远处有礼花，有炸开的鞭炮在一明一暗，建筑工地上噪音大，远处的声音听不见。阿明忽然兴奋了起来，他说：过节了，我给你们唱个歌吧。
工友们奇怪地看着他，没人搭腔，哥哥哂笑了一下，越过他，走开了。
阿明看着他们的背影，张嘴唱了一句，水泥车轰隆隆地响，迅速把他的声音吞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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