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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想法，我认为没有必要去制止，它们也许会生根发芽，还可能结出果子来。
罗切斯特先生离家已经两周多了，这时候邮差送来了一封给费尔法克斯太太的信。
“是老爷写来的，”她看了看姓名地址说，“我想现在可以知道能不能盼他回来了。”
她在拆开封口仔细看信时，我继续喝我的咖啡（我们在吃早饭）。咖啡很热，我把脸上突然泛起的红晕看做是它的缘故。不过，我的手为什么抖个不停，为什么我不由自主地把半杯咖啡溢到了碟子上，我就不想去考虑了。
“嗨，有时候我总认为太冷清，现在可有机会够我们忙了，至少得忙一会儿。”费尔法克斯太太说，仍然把信纸举着放在眼镜前面。
我没有立即提出要求解释，而是系好了阿黛勒碰巧松开的围嘴，哄她又吃了个小面包，把她的杯子再倒满牛奶，随后淡然问道：
“我猜想罗切斯特先生不会马上回来吧？”
“说真的，他要回来了——他说三天以后到，也就是下星期四，而且不光是他一个人。我不知道在里斯的贵人们有多少位同他一起来。他吩咐准备好最好的卧室，图书室与客厅都要清扫干净。我还要从米尔科特的乔治旅店和能弄到人的随便什么地方，再叫些厨工来。而且女士们都带女仆，男士们都带随从。这样我们满屋子都是人了。”费尔法克斯太太匆匆咽下早饭，急急忙忙去准备了。
果然被她说中了，这三天确实够忙的。我本以为桑菲尔德的所有房子都纤尘不染，收拾得很好。但看来我错了。他们雇了三个女人来帮忙。擦呀，刷呀，冲洗漆具呀，敲打地毯呀，把画拿下又挂上呀，擦拭镜子和枝形吊灯呀，在卧室生火呀，把床单和羽绒褥垫晾在炉边呀，这种情景无论是从前还是以后，我都没有见过。在一片忙乱之中，阿黛勒发了疯。准备接客，盼着他们到来，似乎使她欣喜若狂。她会让索菲娅把她称之为外衣的所有toi-lettes都查看一下，把那些passess都翻新，把新的晾一晾放好。她自己呢，什么也不干，只不过在前房跳来奔去，在床架上蹿上蹿下，在呼呼直蹿烟囱的熊熊炉火前，躺到床垫上和叠起的枕垫、枕头上。她的功课已全给免掉，因为费尔法克斯太太拉我做了帮手。我整天呆在储藏室，给她和厨师帮忙（或者说增添麻烦），学做牛奶蛋糊、乳酪饼和法国糕点，捆扎野味，装饰甜点心。
这批客人预计星期四下午到达，赶上六点钟吃晚饭。在等待期间我没有工夫去胡思乱想了。我想我跟其他人一样忙碌，一样高兴——阿黛勒除外。不过我时时会感到扫兴，情不自禁地回想起那些疑惑、凶兆和不祥的猜测。那就是当我偶尔看到三楼楼梯的门慢悠悠地打开（近来常常锁着），格雷斯·普尔戴着整洁的帽子，系着围裙，揣着手帕，从那里经过时。我瞧着她溜过走廊，穿着布拖鞋，脚步声减低到很轻很轻。我看见她往闹哄哄乱糟糟的卧房里瞧了一瞧，只不过说一两句话，也许是给打杂女工们交代恰当的清扫方法：如何擦炉栅，如何清理大理石壁炉架，要不就是如何从糊了墙纸的墙上把缎子取下。说完便又往前走了。她一天下楼到厨房里走一次，来吃饭，在炉边有节制地吸一斗烟，随后就返回，带上一罐黑啤酒，在楼上阴暗的巢穴里独自消遣。一天二十四小时中，她只有一小时同楼下别的佣人呆在一起，其余时间是在三层楼上某个橡木卧室低矮的天花板下度过的。她坐在那里做着针线活——也许还兀自凄楚地大笑起来，像监狱里的犯人一样无人做伴。
最奇怪的是，除了我，房子里没有人注意到她的习惯，或者似乎为此感到诧异。没有人谈论过她的地位或工作，没有人可怜她的孤独冷清。说真的我一次偶尔听到了莉娅和一个打杂女工之间关于格雷斯的一段对话，莉娅先是说了什么话，我没听清楚，而打杂女工回答道：
“估计她的薪金很高。”
“是呀，”莉娅说，“但愿我的薪金也这么高。并不是说我的值得抱怨——在桑菲尔德谈不上吝啬，不过我拿的薪金还不到普尔太太的五分之一。她还在存钱呢，一季度要去一次米尔科特的银行。我一点不怀疑她要是想走的话，积下的钱够她自立了。不过我想她在这儿已经呆惯了，更何况她还不到四十岁，身强力壮，干什么都还行，放弃差事是太早些了。”
“我猜想她是个干活的好手。”打杂女工说。
“呵——她明白自己该干什么，没有人比得过她，”莉娅意味深长地回答说，“不是谁都干得了她的活的，就是给了同她一样多的钱也干不了。”
“的确干不了！”对方回答，“不知道老爷——”
打杂女工还想往下说，但这时莉娅回过头来，看到了我，便立即用肘子顶了顶她的伙伴。
“她知道了吗？”我听见那女人悄悄说。
莉娅摇了摇头，于是谈话就中止了。我从这里所能猜测到的就是这么回事：在桑菲尔德有一个秘密，而我被故意排除在这个秘密之外了。
星期四到了，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在前一个晚上完成。地毯铺开了，床幔挂上了彩条，白得炫目的床罩铺好了，梳妆台已经安排停当，家具都擦拭得干干净净，花瓶里插满了鲜花。卧室和客厅都已尽人工所能，拾掇得焕然一新；大厅也已经擦洗过，巨大的木雕钟、楼梯的台阶和栏杆都已擦得像玻璃一般闪闪发光。在餐室里，餐具柜里的盘子光亮夺目；在客厅和起居室内，一瓶瓶异国鲜花，在四周灿然开放。
到了下午，费尔法克斯太太穿上了她最好的黑缎袍子，戴了手套和金表，因为要由她来接待客人——把女士们领到各自的房间里去等等。阿黛勒也要打扮一番，尽管至少在那天，我想不大会有机会让她见客。但为了使她高兴，我让索菲娅给她穿上了一件宽松的麻纱短上衣。至于我自己，是没有必要换装的，不会把我从作为我私室的读书室里叫出去，这私室现在已经属于我，成了“患难时愉快的避难所”。
这是个温煦宁静的春日，三月末四月初的那种日子，阳光普照预示着夏天就要到来。这时已近日暮，但黄昏时更加暖和，我坐在读书室里工作，敞开着窗子。
“时候不早了，”费尔法克斯太太浑身叮当作响，进了房间说，“幸亏我订的饭菜比罗切斯特先生说的时间晚一个小时，现在已经过了六点了。我已派约翰到大门口去，看看路上有没有动静。从那儿往米尔科特的方向望去，可以看得很远。”她朝窗子走去。“他来了！”她说，“嗨，约翰，（探出身子）有消息吗？”
“他们来了，夫人，”对方回答道，“十分钟后就到。”
阿黛勒朝窗子飞奔过去。我跟在后面，小心地靠一边站立，让窗帘遮掩着，使我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却不被人看见。
这些想法，我认为没有必要去制止，它们也许会生根发芽，还可能结出果子来。
罗切斯特先生离家已经两周多了，这时候邮差送来了一封给费尔法克斯太太的信。
“是老爷写来的，”她看了看姓名地址说，“我想现在可以知道能不能盼他回来了。”
她在拆开封口仔细看信时，我继续喝我的咖啡（我们在吃早饭）。咖啡很热，我把脸上突然泛起的红晕看做是它的缘故。不过，我的手为什么抖个不停，为什么我不由自主地把半杯咖啡溢到了碟子上，我就不想去考虑了。
“嗨，有时候我总认为太冷清，现在可有机会够我们忙了，至少得忙一会儿。”费尔法克斯太太说，仍然把信纸举着放在眼镜前面。
我没有立即提出要求解释，而是系好了阿黛勒碰巧松开的围嘴，哄她又吃了个小面包，把她的杯子再倒满牛奶，随后淡然问道：
“我猜想罗切斯特先生不会马上回来吧？”
“说真的，他要回来了——他说三天以后到，也就是下星期四，而且不光是他一个人。我不知道在里斯的贵人们有多少位同他一起来。他吩咐准备好最好的卧室，图书室与客厅都要清扫干净。我还要从米尔科特的乔治旅店和能弄到人的随便什么地方，再叫些厨工来。而且女士们都带女仆，男士们都带随从。这样我们满屋子都是人了。”费尔法克斯太太匆匆咽下早饭，急急忙忙去准备了。
果然被她说中了，这三天确实够忙的。我本以为桑菲尔德的所有房子都纤尘不染，收拾得很好。但看来我错了。他们雇了三个女人来帮忙。擦呀，刷呀，冲洗漆具呀，敲打地毯呀，把画拿下又挂上呀，擦拭镜子和枝形吊灯呀，在卧室生火呀，把床单和羽绒褥垫晾在炉边呀，这种情景无论是从前还是以后，我都没有见过。在一片忙乱之中，阿黛勒发了疯。准备接客，盼着他们到来，似乎使她欣喜若狂。她会让索菲娅把她称之为外衣的所有toi-lettes都查看一下，把那些passess都翻新，把新的晾一晾放好。她自己呢，什么也不干，只不过在前房跳来奔去，在床架上蹿上蹿下，在呼呼直蹿烟囱的熊熊炉火前，躺到床垫上和叠起的枕垫、枕头上。她的功课已全给免掉，因为费尔法克斯太太拉我做了帮手。我整天呆在储藏室，给她和厨师帮忙（或者说增添麻烦），学做牛奶蛋糊、乳酪饼和法国糕点，捆扎野味，装饰甜点心。
这批客人预计星期四下午到达，赶上六点钟吃晚饭。在等待期间我没有工夫去胡思乱想了。我想我跟其他人一样忙碌，一样高兴——阿黛勒除外。不过我时时会感到扫兴，情不自禁地回想起那些疑惑、凶兆和不祥的猜测。那就是当我偶尔看到三楼楼梯的门慢悠悠地打开（近来常常锁着），格雷斯·普尔戴着整洁的帽子，系着围裙，揣着手帕，从那里经过时。我瞧着她溜过走廊，穿着布拖鞋，脚步声减低到很轻很轻。我看见她往闹哄哄乱糟糟的卧房里瞧了一瞧，只不过说一两句话，也许是给打杂女工们交代恰当的清扫方法：如何擦炉栅，如何清理大理石壁炉架，要不就是如何从糊了墙纸的墙上把缎子取下。说完便又往前走了。她一天下楼到厨房里走一次，来吃饭，在炉边有节制地吸一斗烟，随后就返回，带上一罐黑啤酒，在楼上阴暗的巢穴里独自消遣。一天二十四小时中，她只有一小时同楼下别的佣人呆在一起，其余时间是在三层楼上某个橡木卧室低矮的天花板下度过的。她坐在那里做着针线活——也许还兀自凄楚地大笑起来，像监狱里的犯人一样无人做伴。
最奇怪的是，除了我，房子里没有人注意到她的习惯，或者似乎为此感到诧异。没有人谈论过她的地位或工作，没有人可怜她的孤独冷清。说真的我一次偶尔听到了莉娅和一个打杂女工之间关于格雷斯的一段对话，莉娅先是说了什么话，我没听清楚，而打杂女工回答道：
“估计她的薪金很高。”
“是呀，”莉娅说，“但愿我的薪金也这么高。并不是说我的值得抱怨——在桑菲尔德谈不上吝啬，不过我拿的薪金还不到普尔太太的五分之一。她还在存钱呢，一季度要去一次米尔科特的银行。我一点不怀疑她要是想走的话，积下的钱够她自立了。不过我想她在这儿已经呆惯了，更何况她还不到四十岁，身强力壮，干什么都还行，放弃差事是太早些了。”
“我猜想她是个干活的好手。”打杂女工说。
“呵——她明白自己该干什么，没有人比得过她，”莉娅意味深长地回答说，“不是谁都干得了她的活的，就是给了同她一样多的钱也干不了。”
“的确干不了！”对方回答，“不知道老爷——”
打杂女工还想往下说，但这时莉娅回过头来，看到了我，便立即用肘子顶了顶她的伙伴。
“她知道了吗？”我听见那女人悄悄说。
莉娅摇了摇头，于是谈话就中止了。我从这里所能猜测到的就是这么回事：在桑菲尔德有一个秘密，而我被故意排除在这个秘密之外了。
星期四到了，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在前一个晚上完成。地毯铺开了，床幔挂上了彩条，白得炫目的床罩铺好了，梳妆台已经安排停当，家具都擦拭得干干净净，花瓶里插满了鲜花。卧室和客厅都已尽人工所能，拾掇得焕然一新；大厅也已经擦洗过，巨大的木雕钟、楼梯的台阶和栏杆都已擦得像玻璃一般闪闪发光。在餐室里，餐具柜里的盘子光亮夺目；在客厅和起居室内，一瓶瓶异国鲜花，在四周灿然开放。
到了下午，费尔法克斯太太穿上了她最好的黑缎袍子，戴了手套和金表，因为要由她来接待客人——把女士们领到各自的房间里去等等。阿黛勒也要打扮一番，尽管至少在那天，我想不大会有机会让她见客。但为了使她高兴，我让索菲娅给她穿上了一件宽松的麻纱短上衣。至于我自己，是没有必要换装的，不会把我从作为我私室的读书室里叫出去，这私室现在已经属于我，成了“患难时愉快的避难所”。
这是个温煦宁静的春日，三月末四月初的那种日子，阳光普照预示着夏天就要到来。这时已近日暮，但黄昏时更加暖和，我坐在读书室里工作，敞开着窗子。
“时候不早了，”费尔法克斯太太浑身叮当作响，进了房间说，“幸亏我订的饭菜比罗切斯特先生说的时间晚一个小时，现在已经过了六点了。我已派约翰到大门口去，看看路上有没有动静。从那儿往米尔科特的方向望去，可以看得很远。”她朝窗子走去。“他来了！”她说，“嗨，约翰，（探出身子）有消息吗？”
“他们来了，夫人，”对方回答道，“十分钟后就到。”
阿黛勒朝窗子飞奔过去。我跟在后面，小心地靠一边站立，让窗帘遮掩着，使我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却不被人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