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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趣阁 www.bqg.la,追风筝的人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第二个星期,开学了,我如释重负。学生分到了新的笔记本,手里拿着削尖的铅笔,在操场上聚集在一起,踢起尘土,三五成群地交谈,等待班长的哨声。爸爸的车开上那条通向校门的土路。学校是座两层的古旧建筑,窗户漏风,鹅卵石砌成的门廊光线阴暗,在剥落的泥灰之间,还可以看见它原来的土黄色油漆。多数男孩走路上课,爸爸黑色的野马轿车引来的不仅仅是艳羡的眼光。本来他开车送我上学,我应该觉得很骄傲——过去的我就是这样——但如今我感到的只是有些尴尬,尴尬和空虚。爸爸连声“再见”都没说,就掉头离开。

    我没有像过去那样,跟人比较斗风筝的伤痕,而是站到队伍中去。钟声响起,我们鱼贯进入分配的教室,找座位坐好,我坐在教室后面。法尔西语老师分发课本的时候,我祈祷有做不完的作业。

    上学给了我长时间待在房间里头的借口。并且,确实有那么一阵,我忘记了冬天发生的那些事,那些我让它们发生的事。接连几个星期,我满脑子重力和动力,原子和细胞,英阿战争,不去想着哈桑,不去想他的遭遇。可是,我的思绪总是回到那条小巷。总是想到躺在砖头上的哈桑的棕色灯芯绒裤,想到那些将雪地染成暗红色、几乎是黑色的血滴。

    那年初夏,某个让人昏昏欲睡的午后,我让哈桑跟我一起去爬山。告诉他我要给他念一个刚写的故事。他当时在院子里晾衣服,他手忙脚乱把衣服晾好的样子让我看到他的期待。

    我们爬上山,稍作交谈。他问起学校的事情,问起我在学什么,我谈起那些老师,尤其是那个严厉的数学老师,他惩罚那些多话的学生,将铁棍放在他们的指缝间,然后用力捏他们的手指。哈桑吓了一跳,说希望我永远不用被惩罚。我说我到目前为止都很幸运,不过我知道那和运气没什么关系。我也在课堂上讲话,但我的爸爸很有钱,人人认识他,所以我免受铁棍的刑罚。

    我们坐在墓园低矮的围墙上,在石榴树的树影之下。再过一两个月,成片的焦黄野草会铺满山坡,但那年春天雨水绵绵,比往年持续得久,到了初夏也还不停地下着,杂草依然是绿色的,星星点点的野花散落其间。在我们下面,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的房子平顶白墙,被阳光照得闪闪发亮;院子里的晾衣线挂满衣物,在和风的吹拂中如蝴蝶般翩翩起舞。

    我们从树上摘了十来个石榴。我打开带来那本故事书,翻到第一页,然后又把书放下。我站起身来,捡起一个熟透了的跌落在地面的石榴。

    “要是我拿这个打你,你会怎么做啊?”我说,石榴在手里抛上抛下。

    哈桑的笑容枯萎了。他看起来比我记得的要大,不,不是大,是老。怎么会这样呢?皱纹爬上他那张饱经风吹日晒的脸,爬过他的眼角,他的唇边。也许那些皱纹,正是我亲手拿刀刻出来的。

    “你会怎么做呢?”我重复。

    他脸无血色。我答应要念给他听的那本故事书在他脚下,书页被微风吹得劈啪响。我朝他扔了个石榴,打中他的胸膛,爆裂出红色的果肉。哈桑又惊又痛,放声大哭。

    “还手啊!”我咆哮着。哈桑看看胸前的污渍,又看看我。

    “起来!打我!”我说。哈桑站起来了,但他只是站在那儿,露出茫然失措的表情,好比一个男人,刚才还在海滩愉快地散步,此刻却被浪花卷到大洋中间。

    我又扔出一个石榴,这次打在他的肩膀上,果汁染上他的脸。“还手!”我大喊,“还手,你这个该死的家伙!”我希望他还击。我希望他满足我的愿望,好好惩罚我,这样我晚上就能睡着了。也许到时事情就会回到我们以前那个样子。但哈桑纹丝不动,任由我一次又一次扔他。“你是个懦夫!”我说,“你什么都不是,只是个该死的懦夫!”

    我不知道自己击中他多少次。我所知道的是,当我终于停下来,筋疲力尽,气喘吁吁,哈桑浑身血红,仿佛被一队士兵射击过那样。我双足跪倒,疲累不堪,垂头丧气。

    然后哈桑捡起一个石榴。他朝我走来,将它掰开,在额头上磨碎。“那么,”他哽咽着,红色的石榴汁如同鲜血一样从他脸上滴下来。“你满意了吧?你觉得好受了吗?”他转过身,朝山下走去。

    我任由泪水决堤,跪在地上,身体前后摇晃。“我该拿你怎么办,哈桑?我该拿你怎么办?”但等到泪痕风干,我脚步沉重地走回家,我找到了答案。

    我的十三岁生日在1976年夏天。这是阿富汗最后一段平静的和平岁月。我和爸爸的关系再度冷却了。我想这都是因为在我们种郁金香那天我所说的那句愚蠢的话,关于请新仆人的那句话。我后悔说了那句话——真的很后悔——但我认为即使我没说,我们这段短短的快乐插曲也会告终。也许不会这么快,但终究会结束。到夏天结束的时候,勺子和叉子碰撞盘子的声音又取代了晚餐桌上的交谈,爸爸开始在晚饭后回到书房去,并把门关上。我则回去翻看哈菲兹和迦亚谟的书,咬指甲咬到见皮,写故事。我将故事放在床底的架子上,将它们保留起来,以备万一爸爸会跟我要去看,虽然我怀疑他不会。

    爸爸举办宴会的座右铭是:如果没请来全世界的人,就不算是个宴会。我记得生日之前一个星期,我看着那份邀请名单,发现在近四百人中,至少有四分之三我并不认识——包括那些将要送我生日礼物以祝贺我活过十三个年头的叔伯姑姨。然后我意识到他们并非真的因我而来。那天是我的生日,但我知道谁才是宴会上的天皇巨星。

    一连数天,屋子里挤满了爸爸请来的帮手。有个叫萨拉胡丁的屠夫拖来一头小牛和两只绵羊,拒绝收下哪怕一分钱。他亲自在院子里的白杨树下宰了那些畜生。“用血浇灌对树有好处。”我记得鲜血染红树下的青草时,他这么说。有些我不认识的男人爬上橡树,挂上成串的灯泡和长长的电线。其他人在院子里摆出几十张桌子,逐一披上桌布。盛宴开始之前一夜,爸爸的朋友德尔-穆罕默德带来几袋香料,他在沙里诺区开了一间烧烤店。跟屠夫一样,德尔-穆罕默德——爸爸管他叫“德罗”——也拒绝收钱。他说爸爸已经帮了他家里太多忙了。德罗在腌肉的时候,拉辛汗低声告诉我,德罗开餐厅的钱是爸爸借给他的,并且没有要他还钱。直到有一天,德罗开着奔驰轿车,来到我家门口,说要是爸爸不收钱他就不走,爸爸这才收下。

    我想从各个方面来说,或者至少从评价宴会的标准来说,我的生日盛宴称得上极为成功。我从来没有见到屋子里有那么多人。来宾或是手拿酒杯,在门廊聊天,或是在台阶上吸烟,或是倚着门口。他们找到空位就坐下,厨房的柜台上,门廊里面,甚至楼梯下面都坐满了人。院子里,蓝色的、红色的、绿色的灯泡在树上闪闪发光,人们在聚集在下面,四处点燃的煤油灯照亮他们的脸庞。爸爸把舞台设在俯览花园的阳台上,但扬声器布满整个院子。艾哈迈德·查希尔弹着手风琴,唱着歌,人们在舞台下面跳舞。

    我不得不逐一跟来宾打招呼——爸爸这么要求,他可不希望翌日有人乱嚼舌头,说他养了个不懂礼貌的儿子。我亲了几百个脸颊,和所有的陌生人拥抱,感谢他们的礼物。我的脸因为僵硬的微笑而发痛。

    我跟爸爸站在院子里的酒吧前面,这当头有人说:“生日快乐,阿米尔。”是阿塞夫,还有他的父母。阿塞夫的父亲马赫穆德是矮个子,又矮又瘦,皮肤黝黑,脸部狭小。他的妈妈谭雅是个小妇人,神经兮兮,脸带微笑,不停眨眼。如今阿塞夫就站在他们两个之间,咧嘴笑着,居高临下,双手搂着他们的肩膀。他带着他们走过来,好像拎着他们过来一样,似乎他才是父亲,他们是孩子。我感到一阵眩晕。爸爸对他们的莅临表示感谢。

    “我亲自给你挑选了礼物。”阿塞夫说。谭雅的脸抽动,眼光从阿塞夫身上移到我身上。她微笑着,显得有些勉强,眨着眼。我怀疑爸爸有没有看到。

    “还玩足球吗,亲爱的阿塞夫?”爸爸说,他一直希望我跟阿塞夫交朋友。

    阿塞夫微笑,他甜蜜的笑容显得纯真无瑕,真叫人不寒而栗。“当然,亲爱的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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