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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炒地，每次见面，他一坐下来就从包里拿出书来给我讲。后来，这个老板卷款逃到南美，然后诈死。所谓诈死，就是自己发个传真给公安局说自己死了。公安局一看，说这活儿做得不专业，他怎么知道我们公安局的传真号呢？另外，人都死了，怎么还能发传真？早期，民营企业的很多老板都幻想自己要成为毛泽东。
去美国的次数多了以后，我就觉得，如果能做华盛顿，也不错。华盛顿给美国留下了什么呢？第一，一个价值观，就是自由民主；第二，一部宪法，这部宪法200多年来都没什么大的变化；第三，自己率先确定一套继任的游戏规则，干完就退。所以，美国现在经历了四十几任总统，它的社会一直非常稳定，价值观也没有改变，并且不断地创新。它的价值观顽强到什么程度？“9·11”事件之后，在世贸中心旧址上重建的最高的摩天大楼叫作自由塔，我们万通就是在这栋楼上建中国中心。美国人顽强地坚持他们的价值观，他们认为，对抗恐怖主义要用美国的自由精神。自由塔的螺旋尖顶象征着自由女神手中的火炬。另外，为世贸遗址重建项目发行的债券叫作“自由债券”。可见，美国人是非常强调他们的价值观的。这种价值观还表现在很多方面，我发现，美国是插国旗插得最多的一个国家。我到过很多国家，没看到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插了那么多国旗。在美国，没有人规定你必须插国旗，但他们的国旗插得非常多。这也体现了美国人对自由精神的热爱。
其次是制度，再有就是有效的继承制度。
所以，科学治理民营企业要做到三个方面：第一，要在公司里建立一个价值观；第二，要有一个很好的制度；第三，自己带头去执行这个制度。作为老板，如果你想潇洒，想省心，那你就要当华盛顿。为什么呢？很简单，你用制度来选拔人、管理人，比你天天去找人谈话要省心多了。
大家知道，王石第二次登珠峰已经60岁了，从南坡上，从北坡下，下来后在珠峰大本营一待就是两个月。他的企业连续三年成为全球最大的住宅公司，一年交付六万套住宅。很多民营地产公司的老板，包括很多和明星有绯闻的老板，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但王石可以花很多精力做公益、登山，甚至在登山的过程中也不忘做公益。他第二次登珠峰的行动叫作“零公里行动”，就是在登珠峰的过程中做环保，连自己拉的大便都一起带下山，还捡了很多氧气瓶下来。从创业开始，他一直把公司治理得非常好。我们万通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学习万科的经验。什么是有效的公司治理？就是要科学治理，吸收各方面的先进的东西，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良好的治理结构，并且老板自己带头去践行。
董事会管脖子以上的事，总经理管脖子以下的事
关于治理结构，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大道理MBA的课程里已经讲得够多了，我讲一些技术问题，比如怎样开董事会，就很有意思。
因为我一直做职业董事长，所以我天天研究这件事。我们每次开董事会都在不同的地方开。当然，我们不是像榜爷那样为了安全，主要是为了让董事们学习。我们在李宁的公司开过董事会，让大家学习究竟怎样做品牌，请张志勇给我们讲。我们到华贸中心的新光天地开过董事会，让大家看看当时新兴的商业综合体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在北京的星美电影院里开过董事会，让大家知道消费的形式发生了改变，开完会就带着家属看电影。我们还去廊坊的新奥公司开过董事会，去学习新能源。如果你老在同一间会议室里开会，有时候大家就请假不来；如果你不断地换地方，董事们就会有新鲜感，参加的比例就提高了。比如我们在廊坊开会，泰达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董事单位。泰达的总经理正好跟新奥有过一些业务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很喜欢来。
另外，我们每次开董事会都找人来做培训。我们的控股公司是非公开发行的公众公司，有1000多个股东，我们就找中国证监会的人来给我们讲非公开发行的公众公司怎样流通，怎样管理。经过培训，我们的人学习了，对方对你的公司也了解了，进而有了好感，今后万一你找他们办事，审批可能会顺利点儿。我们把未来可能要找的一些部门的人都请来给我们培训，老师对学生总是宽容的，这其实起到了公关的作用。比如，我们请泰达的领导来给我们做培训，结果促成了我们和泰达的合作。所以，董事会可以开得很生动。
有些董事会，车马费是开会的时候领的，你来了就有一个信封，你没来，这个信封就给别人了。有些董事是国有部门的，对此会很在意。让董事们来开董事会，实际上是要他们牺牲时间，贡献智慧，如果会议开得很乏味，比如每次开会都照本宣科，大家举个手表决一下就完事，那企业的治理结构就没法儿做好。所以，你要把董事会开得让每个董事都愿意来，让他们觉得受到了尊重，学到了东西。这样的董事会既和谐又能够议事，还能够决策。
这么多年来，我们不断地在研究如何把这些小事做好，让董事会开得成功。董事会开得越来越成熟以后，才能真正做到董事会和总经理分开，否则只是字面上分开，实际上还是没分开。董事会管的是脖子以上的事，比如战略、团队、价值观和投资者关系（即股东关系）。总经理管的是脖子以下的事，比如产品、生产、营销、劳动管理等。我们要让脖子以上的部分和以下的部分既分开又协调，这是很重要的。很多民营企业进入科学治理阶段，进行组织变革，都把董事会虚化了，一个老板既当总经理又当董事长。这样的话，你就不能花时间去做董事长的事情，而作为总经理，有时候你又要被迫去研究一些很长远的事情。
董事长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三件事情：看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做别人不做的事，算别人算不清的账。
看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就是看趋势、看规律、看风险、看人才。这是一件很专业的事情，你不花精力专门去看，老想忙中偷闲地顺便看一下，是不行的。上帝和他的使徒是有分工的，各干各的活儿。上帝的活儿就是在不确定中确定，在现实中看未来。所以，作为专业的董事会的领导者，我们要花很多精力去看未来。看未来就要到处跑，去和人谈，去体验。这么多年来，我几乎把全世界所有的地产公司，特别是美国的大地产公司都看遍了，而且把它们的情况搞得很熟。国外地产界这200多年来的所有故事，我大体上都知道。我们要把别人的历史当自己的未来，这样，才能知道过去人家在做什么，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海南炒地，每次见面，他一坐下来就从包里拿出书来给我讲。后来，这个老板卷款逃到南美，然后诈死。所谓诈死，就是自己发个传真给公安局说自己死了。公安局一看，说这活儿做得不专业，他怎么知道我们公安局的传真号呢？另外，人都死了，怎么还能发传真？早期，民营企业的很多老板都幻想自己要成为毛泽东。
去美国的次数多了以后，我就觉得，如果能做华盛顿，也不错。华盛顿给美国留下了什么呢？第一，一个价值观，就是自由民主；第二，一部宪法，这部宪法200多年来都没什么大的变化；第三，自己率先确定一套继任的游戏规则，干完就退。所以，美国现在经历了四十几任总统，它的社会一直非常稳定，价值观也没有改变，并且不断地创新。它的价值观顽强到什么程度？“9·11”事件之后，在世贸中心旧址上重建的最高的摩天大楼叫作自由塔，我们万通就是在这栋楼上建中国中心。美国人顽强地坚持他们的价值观，他们认为，对抗恐怖主义要用美国的自由精神。自由塔的螺旋尖顶象征着自由女神手中的火炬。另外，为世贸遗址重建项目发行的债券叫作“自由债券”。可见，美国人是非常强调他们的价值观的。这种价值观还表现在很多方面，我发现，美国是插国旗插得最多的一个国家。我到过很多国家，没看到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插了那么多国旗。在美国，没有人规定你必须插国旗，但他们的国旗插得非常多。这也体现了美国人对自由精神的热爱。
其次是制度，再有就是有效的继承制度。
所以，科学治理民营企业要做到三个方面：第一，要在公司里建立一个价值观；第二，要有一个很好的制度；第三，自己带头去执行这个制度。作为老板，如果你想潇洒，想省心，那你就要当华盛顿。为什么呢？很简单，你用制度来选拔人、管理人，比你天天去找人谈话要省心多了。
大家知道，王石第二次登珠峰已经60岁了，从南坡上，从北坡下，下来后在珠峰大本营一待就是两个月。他的企业连续三年成为全球最大的住宅公司，一年交付六万套住宅。很多民营地产公司的老板，包括很多和明星有绯闻的老板，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但王石可以花很多精力做公益、登山，甚至在登山的过程中也不忘做公益。他第二次登珠峰的行动叫作“零公里行动”，就是在登珠峰的过程中做环保，连自己拉的大便都一起带下山，还捡了很多氧气瓶下来。从创业开始，他一直把公司治理得非常好。我们万通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学习万科的经验。什么是有效的公司治理？就是要科学治理，吸收各方面的先进的东西，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良好的治理结构，并且老板自己带头去践行。
董事会管脖子以上的事，总经理管脖子以下的事
关于治理结构，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大道理MBA的课程里已经讲得够多了，我讲一些技术问题，比如怎样开董事会，就很有意思。
因为我一直做职业董事长，所以我天天研究这件事。我们每次开董事会都在不同的地方开。当然，我们不是像榜爷那样为了安全，主要是为了让董事们学习。我们在李宁的公司开过董事会，让大家学习究竟怎样做品牌，请张志勇给我们讲。我们到华贸中心的新光天地开过董事会，让大家看看当时新兴的商业综合体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在北京的星美电影院里开过董事会，让大家知道消费的形式发生了改变，开完会就带着家属看电影。我们还去廊坊的新奥公司开过董事会，去学习新能源。如果你老在同一间会议室里开会，有时候大家就请假不来；如果你不断地换地方，董事们就会有新鲜感，参加的比例就提高了。比如我们在廊坊开会，泰达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董事单位。泰达的总经理正好跟新奥有过一些业务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很喜欢来。
另外，我们每次开董事会都找人来做培训。我们的控股公司是非公开发行的公众公司，有1000多个股东，我们就找中国证监会的人来给我们讲非公开发行的公众公司怎样流通，怎样管理。经过培训，我们的人学习了，对方对你的公司也了解了，进而有了好感，今后万一你找他们办事，审批可能会顺利点儿。我们把未来可能要找的一些部门的人都请来给我们培训，老师对学生总是宽容的，这其实起到了公关的作用。比如，我们请泰达的领导来给我们做培训，结果促成了我们和泰达的合作。所以，董事会可以开得很生动。
有些董事会，车马费是开会的时候领的，你来了就有一个信封，你没来，这个信封就给别人了。有些董事是国有部门的，对此会很在意。让董事们来开董事会，实际上是要他们牺牲时间，贡献智慧，如果会议开得很乏味，比如每次开会都照本宣科，大家举个手表决一下就完事，那企业的治理结构就没法儿做好。所以，你要把董事会开得让每个董事都愿意来，让他们觉得受到了尊重，学到了东西。这样的董事会既和谐又能够议事，还能够决策。
这么多年来，我们不断地在研究如何把这些小事做好，让董事会开得成功。董事会开得越来越成熟以后，才能真正做到董事会和总经理分开，否则只是字面上分开，实际上还是没分开。董事会管的是脖子以上的事，比如战略、团队、价值观和投资者关系（即股东关系）。总经理管的是脖子以下的事，比如产品、生产、营销、劳动管理等。我们要让脖子以上的部分和以下的部分既分开又协调，这是很重要的。很多民营企业进入科学治理阶段，进行组织变革，都把董事会虚化了，一个老板既当总经理又当董事长。这样的话，你就不能花时间去做董事长的事情，而作为总经理，有时候你又要被迫去研究一些很长远的事情。
董事长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三件事情：看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做别人不做的事，算别人算不清的账。
看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就是看趋势、看规律、看风险、看人才。这是一件很专业的事情，你不花精力专门去看，老想忙中偷闲地顺便看一下，是不行的。上帝和他的使徒是有分工的，各干各的活儿。上帝的活儿就是在不确定中确定，在现实中看未来。所以，作为专业的董事会的领导者，我们要花很多精力去看未来。看未来就要到处跑，去和人谈，去体验。这么多年来，我几乎把全世界所有的地产公司，特别是美国的大地产公司都看遍了，而且把它们的情况搞得很熟。国外地产界这200多年来的所有故事，我大体上都知道。我们要把别人的历史当自己的未来，这样，才能知道过去人家在做什么，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