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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百家姓》呢，传播广度相对来说就更小了。毕竟此书成于北宋初年，乃是钱塘的一个书生编撰蒙学读物，他将常见的姓氏编成四字一句的韵文，很像一首四言诗，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但读来顺口，易学好记。由于内容与姓氏相关，《百家姓》的前几个姓氏的排列是有讲究的，如赵是指赵宋，既然是国君的姓，理应为首；其次是钱姓，钱是五代十国中吴越国王的姓氏；孙为当时国王钱的正妃之姓；李为南唐国王李氏等等。
因为成熟较晚，即便在大宋境内，《百家姓》也没有完全推广开来，更不要说扶桑了。
但这本书的价值是不用多说的，《百家姓》既是一本启蒙教材，也是一本记录华夏姓氏的书籍。其内容来源于姓氏的发展。在《百家姓》之前，有关姓氏的文字记载可以上溯至商代甲骨文。战国时有史官编著的《世本》，记载黄帝至春秋时期诸侯大夫的姓氏、世系、居邑等等，可惜到宋朝已经逐渐毁坏。这才有了《百家姓》的出现，虽然并非官方作物，但当时口传心授的方式在社会上占据主流，所以很多东西还没有失传，以至于这本书能顺利成书，并且流传下来。
最后一个成书的，应该就是《三字经》了，关于《三字经》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历代说法不一，大多数后代学者倾向的观点意见是“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即王应麟为了更好的教育本族子弟读书，于是编写了融会经史子集的三字歌诀。王应麟是南宋人，《三字经》原著中的历史部分只截至到宋朝为止。随着历史的发展，为了体现时代变迁，各朝代都有人对《三字经》不断地加以补充，清道光年间贺兴思增补的关于元、明、清三代的历史，共计二十四句话。
而如今还是北宋年间，和王应麟还不沾边呢，曹岩也专门问过山上的几个老先生，他们都说没有听到过《三字经》这样的书，既然如此，曹岩也就不藏拙了，他当年可是抱着原本《三字经》倒背如流的主，既然此书目前还没有成书，那他就顺势把书给做出来了。至于说这么做会不会有些过分，毕竟他等于是抢了人家王应麟的美名曹岩却根本懒得理会。
《三字经》一成，其他人还好说，梁山的这些个教书先生却已经双眼冒光，一个二个的，都把曹岩当作了偶像，恨不能当场拜师，几个胡子苍白的老先生，甚至激动得热泪盈眶。
不怪他们大惊小怪，而是这样一本书，真的是堪称神书了。
须知，这《三字经》可是华夏传统的儿童启蒙读物，知名度极高。古代儿童都是通过背诵《三字经》来识字知理的。《三字经》用简洁通俗的白话讲出了亘古不变的哲理，脍炙人口、广为流传；不受文字限制，用通俗的文字将经史子集等各部类的知识揉合在一起，全文用典极多，全篇充满乐观精神；在《三字经》出现之前，蒙学读物都是四个字一句，《三字经》则以三言形式出现，读起来轻松愉快，更符合儿歌特点，明朝赵南星称其“句短而易读，殊便于开蒙”，故此为蒙学第一书。
《三字经》在古代被更是被称为“小纲鉴”，可以将零散的知识贯穿起来，使读书积累的百科知识，得以纳入一个清晰知识体系。
而且更加厉害得是，原时空，从明朝开始，《三字经》就已流传至华夏以外的国家。
根据记载，世界上最早的《三字经》翻译本是拉丁文。1579年，历史上第一位研究汉学的欧洲人罗明坚，到澳门学习中文，他从1581年就开始着手翻译《三字经》，并将译文寄回意大利。1727年，沙俄政府派遣一批人士到中国学习儒家文化，首先研读的就是《三字经》。其中一位学生罗索兴将它翻译为俄文，后入选培训教材，成为俄国文化界的流行读物。
1779年，彼得堡帝俄科学院又公开出版了列昂节夫翻译的《三字经及名贤集合刊本》，因其内容与当时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推行的讲求秩序的“开明专制”等政治策略不谋而合，政府遂正式“推荐给俄国公众”并走向民间。“俄国汉学之父”俾丘林曾在北京生活14年，深谙经史，更明晓《三字经》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影响，他在1829年推出《汉俄对照三字经》，并称《三字经》是“十二世纪的百科全书”。当时俄国教育界在讨论儿童教育问题，于是《三字经》成为“俄国人阅读中文翻译本的指南”，成为当时社会流行读物。
普希金细读后，也在作序时称赞此书是“三字圣经”。普希金研读过《四书》、《五经》，但对《三字经》情有独钟，如今普希金故居还珍藏着当年他读过的《三字经》。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的东方学系都以《三字经》为初级教材，而大多数入华商团和驻华使者的培训多以《三字经》为首选教材，因而，《三字经》在俄国文化历史上留下了自己深深的印记。
高丽、扶桑等周边国家也对《三字经》也非常重视。扶桑是在江户时代已印行由华夏商船带来的各种版本的《三字经》。从江户时代到明治初年，扶桑的私塾已采用《三字经》，后更大量出现各种仿制本，如《本朝三字经》、《皇朝三字经》等，多达二十多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三字押韵，介绍扶桑历史地理文化道德的《本朝三字经》。
还有英国的马礼逊翻译的第一本中国传统经典就是《三字经》；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他主办的《中国丛报》上刊载《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物；法国犹太籍汉学家儒莲在1827年担任法兰西研究院图书馆副馆长后翻译出《孟子》、《三字经》、《西厢记》、《白蛇传》、《老子道德经》、《天工开物》等华夏典籍；1989年，新加坡出版潘世兹翻译的英文本《三字经》，被推荐参加“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并成为新加坡的教科书。
直至1990年，《三字经》还被联合国教科组织选编入《儿童道德丛书》，向世界各地儿童推介学习，成为一本世界著名的启蒙读物。
这么一本神书问世，怎能不让人激动？原时空王应麟写这本书，只是为了给族内的学童开蒙，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此书并没有流传到外面，而且就算流传出来了，以当时南宋的情况，这书也很难引起真正的轰动，可即便如此，此书还是没一直流传了下去，可见这书的牛逼之处了。
而如今，曹岩以“皇帝”的身份写出设本书，下面的人无论是拍马屁也好，还是真心感觉这书很不错，反正从他们的表情来看，他们全都是一脸激动加震惊的样子，确实是让曹岩心里成就感大大的得到了满足。
当然了，他也真的不需要这种名，他只是希望能够通过“三百千”来尽快改造扶桑下一代的心智。
当集体相亲工作持续下去之后，扶桑人的家里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虽然母亲是扶桑人，但父亲是华夏人，孩子剩下来，理论上也应该算是半个华夏人，加上其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最正统的华夏教育，一代人之后，扶桑就再也不存在了。不仅仅是从国格上消失，甚至在扶桑人心里，扶桑这个国家也会不复存在，他们都会成为华夏民族的一员，而且会引以为豪，这才是最可怕的入侵手段。
不仅仅要从肉体上摧毁一个国家，还要从精神上，历史上，道统上摧毁一个国家，让扶桑彻底成为历史的代名词，这才是曹岩最想做的事情。
而且还不光是扶桑呢，高丽，以及未来任何一个可能被梁山所占领的国家，都会推行这样的政策。
他的目的很简单，他不仅仅只是要占领这些国家，因为只是单纯占领的话，反倒会让对方有反抗的机会，这种情况历史上还少吗？所以单纯的占领毫无意义，他还要从文化上彻底改造这些国家和民族，让他们完全汉化，让他们完全忘记自己曾经的历史和渊源，发自内心认为自己也是华夏的一员。即便以后真的除了什么问题，那也会成为华夏内部的问题，而不是属国对宗主国的反抗。
当然这个工作任重而道远，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成的，但是没关系，他曹岩有的是时间啊。
随着各种读物和教师的全面下派，在已经占领的区域，基本上已经能保证每一个城镇都有一个教书先生，而只要有教书先生的地方，所有适龄儿童，也就是从三岁开始一直到十二岁的孩子，就都必须强制接受教育，这项举措目前已经完全推广开来，而且随着教书先生的数量越来越多，这项工作还会渐渐的推行到村庄。也有一些老人觉得这样不好，但他们的意见毫无意义，年轻人觉得自己的孩子能接受教育就是好事，尤其是那些已经参加相亲并且已经成亲的家庭就更是如此了，扶桑甚至已经率先进入了全民义务教育的年代，只是代价有些高罢了。
而《百家姓》呢，传播广度相对来说就更小了。毕竟此书成于北宋初年，乃是钱塘的一个书生编撰蒙学读物，他将常见的姓氏编成四字一句的韵文，很像一首四言诗，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但读来顺口，易学好记。由于内容与姓氏相关，《百家姓》的前几个姓氏的排列是有讲究的，如赵是指赵宋，既然是国君的姓，理应为首；其次是钱姓，钱是五代十国中吴越国王的姓氏；孙为当时国王钱的正妃之姓；李为南唐国王李氏等等。
因为成熟较晚，即便在大宋境内，《百家姓》也没有完全推广开来，更不要说扶桑了。
但这本书的价值是不用多说的，《百家姓》既是一本启蒙教材，也是一本记录华夏姓氏的书籍。其内容来源于姓氏的发展。在《百家姓》之前，有关姓氏的文字记载可以上溯至商代甲骨文。战国时有史官编著的《世本》，记载黄帝至春秋时期诸侯大夫的姓氏、世系、居邑等等，可惜到宋朝已经逐渐毁坏。这才有了《百家姓》的出现，虽然并非官方作物，但当时口传心授的方式在社会上占据主流，所以很多东西还没有失传，以至于这本书能顺利成书，并且流传下来。
最后一个成书的，应该就是《三字经》了，关于《三字经》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历代说法不一，大多数后代学者倾向的观点意见是“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即王应麟为了更好的教育本族子弟读书，于是编写了融会经史子集的三字歌诀。王应麟是南宋人，《三字经》原著中的历史部分只截至到宋朝为止。随着历史的发展，为了体现时代变迁，各朝代都有人对《三字经》不断地加以补充，清道光年间贺兴思增补的关于元、明、清三代的历史，共计二十四句话。
而如今还是北宋年间，和王应麟还不沾边呢，曹岩也专门问过山上的几个老先生，他们都说没有听到过《三字经》这样的书，既然如此，曹岩也就不藏拙了，他当年可是抱着原本《三字经》倒背如流的主，既然此书目前还没有成书，那他就顺势把书给做出来了。至于说这么做会不会有些过分，毕竟他等于是抢了人家王应麟的美名曹岩却根本懒得理会。
《三字经》一成，其他人还好说，梁山的这些个教书先生却已经双眼冒光，一个二个的，都把曹岩当作了偶像，恨不能当场拜师，几个胡子苍白的老先生，甚至激动得热泪盈眶。
不怪他们大惊小怪，而是这样一本书，真的是堪称神书了。
须知，这《三字经》可是华夏传统的儿童启蒙读物，知名度极高。古代儿童都是通过背诵《三字经》来识字知理的。《三字经》用简洁通俗的白话讲出了亘古不变的哲理，脍炙人口、广为流传；不受文字限制，用通俗的文字将经史子集等各部类的知识揉合在一起，全文用典极多，全篇充满乐观精神；在《三字经》出现之前，蒙学读物都是四个字一句，《三字经》则以三言形式出现，读起来轻松愉快，更符合儿歌特点，明朝赵南星称其“句短而易读，殊便于开蒙”，故此为蒙学第一书。
《三字经》在古代被更是被称为“小纲鉴”，可以将零散的知识贯穿起来，使读书积累的百科知识，得以纳入一个清晰知识体系。
而且更加厉害得是，原时空，从明朝开始，《三字经》就已流传至华夏以外的国家。
根据记载，世界上最早的《三字经》翻译本是拉丁文。1579年，历史上第一位研究汉学的欧洲人罗明坚，到澳门学习中文，他从1581年就开始着手翻译《三字经》，并将译文寄回意大利。1727年，沙俄政府派遣一批人士到中国学习儒家文化，首先研读的就是《三字经》。其中一位学生罗索兴将它翻译为俄文，后入选培训教材，成为俄国文化界的流行读物。
1779年，彼得堡帝俄科学院又公开出版了列昂节夫翻译的《三字经及名贤集合刊本》，因其内容与当时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推行的讲求秩序的“开明专制”等政治策略不谋而合，政府遂正式“推荐给俄国公众”并走向民间。“俄国汉学之父”俾丘林曾在北京生活14年，深谙经史，更明晓《三字经》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影响，他在1829年推出《汉俄对照三字经》，并称《三字经》是“十二世纪的百科全书”。当时俄国教育界在讨论儿童教育问题，于是《三字经》成为“俄国人阅读中文翻译本的指南”，成为当时社会流行读物。
普希金细读后，也在作序时称赞此书是“三字圣经”。普希金研读过《四书》、《五经》，但对《三字经》情有独钟，如今普希金故居还珍藏着当年他读过的《三字经》。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的东方学系都以《三字经》为初级教材，而大多数入华商团和驻华使者的培训多以《三字经》为首选教材，因而，《三字经》在俄国文化历史上留下了自己深深的印记。
高丽、扶桑等周边国家也对《三字经》也非常重视。扶桑是在江户时代已印行由华夏商船带来的各种版本的《三字经》。从江户时代到明治初年，扶桑的私塾已采用《三字经》，后更大量出现各种仿制本，如《本朝三字经》、《皇朝三字经》等，多达二十多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三字押韵，介绍扶桑历史地理文化道德的《本朝三字经》。
还有英国的马礼逊翻译的第一本中国传统经典就是《三字经》；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他主办的《中国丛报》上刊载《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物；法国犹太籍汉学家儒莲在1827年担任法兰西研究院图书馆副馆长后翻译出《孟子》、《三字经》、《西厢记》、《白蛇传》、《老子道德经》、《天工开物》等华夏典籍；1989年，新加坡出版潘世兹翻译的英文本《三字经》，被推荐参加“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并成为新加坡的教科书。
直至1990年，《三字经》还被联合国教科组织选编入《儿童道德丛书》，向世界各地儿童推介学习，成为一本世界著名的启蒙读物。
这么一本神书问世，怎能不让人激动？原时空王应麟写这本书，只是为了给族内的学童开蒙，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此书并没有流传到外面，而且就算流传出来了，以当时南宋的情况，这书也很难引起真正的轰动，可即便如此，此书还是没一直流传了下去，可见这书的牛逼之处了。
而如今，曹岩以“皇帝”的身份写出设本书，下面的人无论是拍马屁也好，还是真心感觉这书很不错，反正从他们的表情来看，他们全都是一脸激动加震惊的样子，确实是让曹岩心里成就感大大的得到了满足。
当然了，他也真的不需要这种名，他只是希望能够通过“三百千”来尽快改造扶桑下一代的心智。
当集体相亲工作持续下去之后，扶桑人的家里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虽然母亲是扶桑人，但父亲是华夏人，孩子剩下来，理论上也应该算是半个华夏人，加上其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最正统的华夏教育，一代人之后，扶桑就再也不存在了。不仅仅是从国格上消失，甚至在扶桑人心里，扶桑这个国家也会不复存在，他们都会成为华夏民族的一员，而且会引以为豪，这才是最可怕的入侵手段。
不仅仅要从肉体上摧毁一个国家，还要从精神上，历史上，道统上摧毁一个国家，让扶桑彻底成为历史的代名词，这才是曹岩最想做的事情。
而且还不光是扶桑呢，高丽，以及未来任何一个可能被梁山所占领的国家，都会推行这样的政策。
他的目的很简单，他不仅仅只是要占领这些国家，因为只是单纯占领的话，反倒会让对方有反抗的机会，这种情况历史上还少吗？所以单纯的占领毫无意义，他还要从文化上彻底改造这些国家和民族，让他们完全汉化，让他们完全忘记自己曾经的历史和渊源，发自内心认为自己也是华夏的一员。即便以后真的除了什么问题，那也会成为华夏内部的问题，而不是属国对宗主国的反抗。
当然这个工作任重而道远，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成的，但是没关系，他曹岩有的是时间啊。
随着各种读物和教师的全面下派，在已经占领的区域，基本上已经能保证每一个城镇都有一个教书先生，而只要有教书先生的地方，所有适龄儿童，也就是从三岁开始一直到十二岁的孩子，就都必须强制接受教育，这项举措目前已经完全推广开来，而且随着教书先生的数量越来越多，这项工作还会渐渐的推行到村庄。也有一些老人觉得这样不好，但他们的意见毫无意义，年轻人觉得自己的孩子能接受教育就是好事，尤其是那些已经参加相亲并且已经成亲的家庭就更是如此了，扶桑甚至已经率先进入了全民义务教育的年代，只是代价有些高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