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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蓟辽总督已调洪承畴接充。此人在"贰臣"中，故事特多。清兵入关后，亲贵分道典兵，所向有功，实得力于洪承畴的策划。洪承畴久在西北、西南剿流寇，槃槃大才，竟为清所用；但亦以为清所用，乃得剿灭流寇，成其平生未竟之业。此中功罪是非，实在难说得很。
贰臣传洪承畴传：
十二年授蓟辽总督。是年冬，我朝兵征明锦州及宁远，总兵金国凤拒战于宁远城北山冈，偕其二子，俱殁于阵。承畴疏言："国凤前守松山，兵不满三千，卒保孤城，以事权专、号令一，而人心肃也。迨擢任大将，兵近万人，反致殒命，非其才力短，由营伍纷纭，人心不一也。自今设连营节制之法，凡遇警，守城及出战，唯总兵官号令是听，庶军心齐肃矣。"
这是先稳住阵脚，大举决战，则尚有待。自天命三年(万历四十六年)太祖以"七大恨告天"侵明以来，真正的会战，只有崇德六年(崇祯十四年)的松山之役。贰臣传洪承畴传：
(崇祯)十三年，总兵祖大寿以锦州围困告急，承畴出山海关驻宁远，疏请调宣府、大同诸镇兵，俟俱集，合关内外兵十五万，又必刍粮足支一岁，乃可战可守。十四年三月，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各率兵至，与玉田总兵曹变蛟、蓟州总兵白广恩、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山海关总兵马科、宁远总兵吴三桂，凡八大将，合兵十三万，马四万。朝议以兵多饷难，令职方郎中张若麒促战，乃进次松山。
按：前屯卫，今名前卫，北宁路出山海关第一个大站即是；下一大站为绥中，即中后所；又一大站兴城，即宁远。由山海关至锦州，宁远适当途程之半。宁远、锦州间有两城，一名杏山，杏山之北为松山，由此渡小凌河即为锦州。此外要隘有连山、塔山、高桥，都在北宁线上。连山即今锦西，高桥东北即塔山。洪承畴的八大将、十三万兵，即分布在这一带，而以小凌河南的松山为指挥所。清史纪事本末卷三：
(崇祯)十四年三月，清兵围锦州，城中蒙古兵内应，破其外城。夏五月，蓟辽总督洪承畴等，帅八总兵、师十三万赴援，屯宁远、锦州间；城守祖大寿遣卒自城中逸出传语，以车营逼敌，毋轻战。承畴持重不发，而朝旨趋战，遂进兵，阵于松山之北。
按：洪承畴疏请调兵十五万，积粮一足岁，乃可战可守，此为与祖大寿商定的战略。自孙承宗、袁崇焕以来，都是这一战略，即以大凌河为界限，巩固锦州至山海关的阵地，稳扎稳打；因为清兵人众马多，粮草补给颇成问题，利于速战，故须以静制动，以拙限速，以重压轻。至清兵师老马疲，锐气渐消，开始撤退时，即为大举反攻的时机。与清军相争而定胜负者，在稳、在久、在耐得住。至于战术方面，清兵人各二马或三马；明军十三万，马只四万匹，利于守而不利于攻。防守之道，针对骑兵而用车营，即营地以大车为防御工事，限制马足，车后伏弓箭手，敌骑迫近时，发矢射人射马。车营可以移动，逐渐推进，步步为营，既守亦攻，故曰："以车营逼敌。"
松山之战，在清朝实际上是被迫应战。其时清军围锦州，系更番轮代。崇德六年八月，由多尔衮代济尔哈朗，而明军八总兵所属部队都已到齐。太宗患"鼻衄"，本不宜行军，但强敌当前，既有坚忍不拔的祖大寿，又有在西北剿匪、威名素著的洪承畴，此战关乎兴废，乃抱病启程渡辽河。据实录载："鼻衄不止，承以碗，行三日方止。"将至锦州时，先令多尔衮在高桥安营，以便进驻。多尔衮恐有失，请太宗驻驾松山、杏山间，实已绕出敌后。观乎实录中记载太宗之言，一则曰"不来，切勿轻动"，再则曰"近则迎击之，倘敌兵尚远，先往迎战，贻累于众，即与败无异"，可知完全是采取守势。如果不是朝臣奉旨促战，相持之下，吃亏的应该是清军。
洪承畴布阵的情况，据太宗实录载：
是时敌人于松山城北乳峰山冈结塞，其步兵于乳峰山、松山之间掘壕立七营。其骑兵列于松山东西北三面，合步骑共号十三万。其领兵总督洪承畴、巡抚邱民仰、大同总兵王朴、宣府总兵李辅明、密云总兵唐通、蓟州总兵白广恩、玉田总兵曹变蛟、山海关总兵马科、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宁远总兵吴三桂，及副将以下共二百余员。癸亥，明总兵八员，率兵犯我前锋汛地，我前锋军击败之，又合镶蓝旗护军追击至塔山，获笔架山积粟十二堆。
据全辽志，乳峰山在锦州西南七十里，中峰如盖，东西十二麓，拱城(按：指松山城)北向，凭山拒守，复以骑兵列阵于松山东、西、北三面，则当面之敌，不过南面高桥的清军，众寡之势判然，但运动不便，亦以固守为宜；不意出战失利，失去积聚。所谓笔架山，实在是两个岛：笔架山有大小两座，对峙海中，潮退有石如桥，一广八丈，长四里许；一广三丈，长三里许。这跟觉华岛是一样的情形，由海道运粮至此，卸载两岛。其地在高桥与锦西之间的塔山之南，以地形、位置而言，当即是今之葫芦岛。
第二天又复接战，实录载：
甲子，敌犯镶红旗汛地，我军击却之，旋复来战。太宗文皇帝张黄盖，指挥将士布阵，敌望见悉退。太宗文皇帝谕诸将曰："今夜敌兵必遁，我左翼四旗护军，可至右翼汛地排立；右翼四旗护军，及骑兵蒙古兵前锋兵，俱比翼排列，直抵海边，各固守汛地。敌兵有遁者，如百人则以百人追之；千人则以千人追之；如敌兵众多，则汝等协力追击，直抵塔山。"是夜初更，明兵沿海潜遁，我诸将各遵上命，由汛地邀截，奋击穷追，杀死及赴海死者不可胜计。
按：洪承畴所率八总兵，最得力者玉田总兵曹变蛟，屯乳峰山七营就是曹变蛟的队伍；其次为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可寄以厚望者，宁远总兵吴三桂、宣府总兵杨国柱。松山之败，始自杨国柱之中伏。杨为义州卫人，其侄杨振为本卫指挥，崇祯十二年，清太宗利用孔有德携来的大炮首攻松山时，巡抚方一藻议遣将救松山时，只有副总兵杨振自告奋勇，行至锦县以南十里吕洪山中伏，全军皆没，杨振被擒，令往松山说守将副总兵金国凤来降。到得离松山一里许，杨振南向而坐，告诉他的随从李禄说："你到城里告诉金副总兵，务必坚守，援军马上就到了。"李禄到了城下，如言转达，金国凤防守益坚，清兵无功而还。杨振、李禄则皆被杀。
杨国柱阵亡之处，即杨振殉职之地；明史卷二百七十二杨国柱传：
国柱，崇祯九年为宣府总兵官，十一年冬，入卫畿辅，从总督卢象昇战贾庄，象昇败殁，国柱当坐罪。大学士刘宇亮、侍郎孙传庭皆言其身入重围，非临敌退却者比，乃充为事官，戴罪图功。十四年，祖大寿被困锦州，总督洪承畴率八大将往救，国柱先至松山，陷伏中。大清兵四面呼降，国柱太息语其下曰："此吾兄子(按：指杨振)昔年殉难处也。吾独为降将军乎？"突围中矢，堕马卒。
据此可知清太宗实录所谓"明总兵八员，率兵犯我前锋汛地，我前锋军击败之"云云，不免夸张。事实上是救锦州时，杨国柱的兵先到，与其侄一样，在吕洪山中伏。独怪杨国柱既为锦州以北的义州卫人，对这一带的地形应该熟悉，且复有其侄的前车之鉴，而竟漫不经心，蹈其覆辙，此中真有天意在。
杨国柱之败，不独出师不利，大损士气；而笔架山积聚之失，军食堪虞，尤足以动摇军心。清太宗至此，乃改变战略：原来是见机行事，可战则战，不可战则退；由于旗开得胜，因而决心改采攻势。如前所引，将左翼(东面)四旗调至右翼，并自北而南比翼排列，直抵海边，目的是在断明军的归路。
明史卷二百七十二曹变蛟传：
(崇祯)十四年三月，(洪承畴)偕变蛟、(马)科、(白)广恩先后出关，合三桂、廷臣，凡驻宁远。承畴主持重，而朝议以兵多饷艰，职方郎张若麒趣战。承畴念祖大寿被围久，乃议急救锦州国柱战殁，以山西总兵李辅明代之。承畴命变蛟营松山之北、乳峰山之西，两山间列七营，环以长壕。俄闻我太宗文皇帝(按：明史为清人所修，故曰"我太宗文皇帝"，以明非明成祖)亲临督阵，诸将大惧。及出战连败，饷道又绝，(王)朴先夜遁，通、科、广恩、辅明相继走，自杏山迤南沿海，东至塔山，为大清兵邀击，溺海死者无算。变蛟、廷臣闻败，驰至松山，与承畴固守。三桂、朴奔据杏山，越数日欲走还宁远，至高桥遇伏，大败，仅以身免。先后丧士卒凡五万三千七百余人。
我所引用的明史，系据乾隆四年殿本影印；上引文中，有一字之误，而关系甚大，即"东至塔山"之"东"字应为"西"字。叙战史最要紧的是，地理方位必须清楚。如王朴等夜遁，"东"至塔山，则为自投罗网。山海关在西面，想遁回关内，自然应该往西，往东就不可解了。
我在前面曾叙过锦州、松山等地的关系位置，这里需要再重叙一遍，以清眉目。按：自山海关至锦州，乃由西南往东北；由东北往西南，则锦州之南为松山，松山之南为杏山，杏山西南为高桥，高桥之南为塔山，塔山之南为连山(锦西)，连山之南为宁远(兴城)，即为吴三桂的防区。
当杨国柱败殁于锦县之南的吕洪山时，其他各军亦已到达松山附近；在王朴夜遁、吴三桂等相继逃走时，是由松山、杏山附近向西过高桥，至塔山附近为清军所拦截，此即清太宗绝其归路之计。王朴、吴三桂遇阻而退，还据杏山。及至第二次再逃，目的地是宁远，自然仍旧往西；而清军则已自塔山进至高桥设伏。
检讨此一役的因果关系，以杨国柱吕洪山中伏大败为战局变化的关键；而所以出现此一关键，则由于张若麒的促战。张若麒亦贰臣传中人，籍隶山东胶州，两榜出身，以为杨嗣昌收买劾黄道周，得由刑部主事调兵部职方司。明朝兵部权重，四司中武选掌除授，职方掌军政，其职尤要。贰臣传本传：
(崇祯)十四年，我太宗文皇帝围锦州，总督洪承畴集诸镇兵来援，未敢决战。兵部尚书陈新甲遣若麒往商于承畴，欲分四路夹攻。承畴虑兵分力弱，议主持重；若麒以围可立解入告，新甲益趣承畴进兵。若麒屡报捷，洊加光禄寺卿。既而诸军自松山出战，我师击败之，歼殪各半。若麒自海道遁还，新甲庇之，复令出关监军。
又：明史二百五十七陈新甲传：
时锦州被围久，声援断绝，有卒逸出，传祖大寿语，请以车营逼，毋轻战。总督洪承畴集兵数万援之，亦未敢决战。帝召新甲问策，新甲请与阁臣及侍郎吴甡议之，因陈"十可忧，十可议"，而遣职方郎张若麒面商于承畴。若麒未返，新甲请分四道夹攻，承畴以兵分力弱，意主持重以待，帝以为然，而新甲坚执前议。若麒素狂躁，见诸军稍有斩获，谓围可立解，密奏上闻。新甲复贻书趣承畴；承畴激新甲言，又奉密敕，遂不敢主前议。若麒益趣诸将进兵。
其时张若麒在前方的身份为监军，故得促诸将出战，后来御史劾张若麒有"督臣洪承畴派军远出，若麒任意指挥，视封疆如儿戏，虚报大捷，躐光禄卿，冒功罔上"之语，此为明朝军事指挥制度上积渐而成的一种不合理现象。但洪承畴既膺专阃之寄，则"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虽不必明言，实际上可以一方面敷衍张若麒，一方面独行其是。两百年后曾国藩、胡林翼平洪杨，即本此原则以行，视官文如张若麒，刻意交欢，推功归之，"我打仗，你升官"，但求勿掣肘、勿乱出主意，卒成大功。我曾说过，同光之能中兴，实由君臣皆熟读明史，能惩其失。恭王当政，一本肃顺重用汉人的原则，授权曾国藩节制五省，"不为遥制"，而曾国藩遂能以明末将帅为鉴，惩其失，师其长，如剿捻之布长围、设老营，无非杨嗣昌"四镇六隅，十面三网"的变化。今以洪承畴与张若麒、曾胡与官文之情况相比较，可为我的看法之另一佐证。
松山被围至十五年二月，因副将夏成德献城投降，清军得生擒洪承畴、巡抚邱民仰、总兵曹变蛟、王廷臣，除洪承畴外，邱民仰、曹变蛟、王廷臣皆被杀。留洪承畴是为招降吴三桂等边帅，而杀邱、曹、王则是警告祖大寿。
据贰臣传记载，夏成德献城，先有期约，并以子为质，临事极其秘密，以故统帅以下的军民长官皆一鼓成擒。往日读史至此，辄感困惑：且不说洪承畴谨慎持重，深谙韬略；即如邱民仰起家乙科，素有能名；曹变蛟与其叔文诏，为明季有数良将，流寇闻"大小曹将军"之号，望风而逃，然则对夏成德从容通敌，岂竟漫无察觉？此为事理之不可解者。
近读陈寅恪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始恍然大悟。按：杨嗣昌、陈新甲主和，凡研明史者无不知，明史卷二百五十七陈新甲传：
初，新甲以南北交困，遣使议和，私言于傅宗龙。宗龙出都日，以语大学士谢陞。陞后见疆事大坏，述宗龙之言于帝。帝召新甲诘责，新甲叩头谢罪。陞进曰："倘肯议和，和亦可恃。"帝默然。寻谕新甲密图之，而外廷不知也。已，言官谒陞，陞言上意主和，诸君幸勿多言，言官诫愕，交章劾陞，陞遂斥去。
按：起傅宗龙于狱，命为三边总督讨李自成，事在崇祯十四年五月，正锦州被围之时；则知陈新甲始倡和议，即在此时。谢陞罢相，在崇祯十五年四月，已为松山已破以后。但崇祯之斥谢陞，并不表示放弃议和之意，须至这年八月陈新甲被逮下狱，始为不谈和的表示。就此过程来看，陈新甲遣使议和，在于何时，尚待探索。接前引陈新甲传：
帝既以和议委新甲，手诏往返者数十，皆戒以勿泄。外廷渐知之，故屡疏争，然不得左验。一日所遣职方郎中马绍愉以密语报，新甲视之，置几上。其家童误以为塘报也，付之钞传。于是言路哗然，给事中方士亮首论。帝愠甚，留疏不下。已降严旨切责，令新甲自陈；新甲不引罪，反自诩其功，帝益怒。至七月，给事中马嘉植复劾之，遂下狱。新甲从狱中上疏乞宥，不许。
据此可知，陈新甲所遣议和专使为职方郎中马绍愉；马于何时与清接触，据清史稿太宗本纪："崇德七年三月乙酉，阿济格等奏：明遣职方郎中马绍愉来乞和。"此已在松山城破以后，事实上大概在正月下旬，至迟二月上旬，马绍愉即已到达盛京，提出议和的条件；证据即在高鸿中"条陈残本"有两行附识，一曰"二月十一日到"，一曰"三月十三日奏了"。这年明朝遣使议和时，清太宗命诸臣各陈意见。高鸿中既于二月十一日即有条陈，则马绍愉之到达盛京，必在此以前。另一附识"三月十三日奏了"，乃指阿济格于"三月乙酉"将整个条陈意见作一汇报。而在二月十一至三月十三之间，有一大事，即夏成德于二月二十左右献松山，生擒洪承畴。
明既遣使，清以礼待，但马绍愉于二月初到盛京，阿济格等直至四十天后始出奏，何疏慢如此？而且既已"乞和"，则当一缓松山之围，即令欲造成既成事实，以为争取优厚条件的张本，亦不应于破城之后杀一巡抚、两总兵。观清之所为，不友好到了极处，根本无和可议；而清官书记载，却非如此。接前引清史稿太宗本纪云：
上曰："明之笔札多不实，且词意夸大，非有欲和之诚。然彼真伪不可知，而和好固朕宿愿。尔等其以朕意示之。"五月乙巳朔，济尔哈朗等奏，明遣马绍愉来议和；遣使迓之。壬午，明使马绍愉等始至。六月辛丑，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言："明盗寇日起，兵力竭而仓廪虚，征调不前，势如瓦解。守辽将帅丧失八九，今不得已乞和，计必南迁，宜要其纳贡称臣，以黄河为界。"上不纳，以书报明帝曰："自兹以往，尽释宿怨，尊卑之分，又奚较焉？使者往来，期以面见；吉凶大事，交相忧吊。岁各以地所产，互为馈遗；两国逃亡，亦互归之。以宁远双树堡为贵国界，塔山为我国界，而互予于连山适中之地。其自海中往来者，则以黄城岛之东西为界，越者各罪其下。贵国如用此言，两君或亲誓天地，或遣大臣莅盟，唯命之从。否则后勿复使矣。"遂厚赉明使及从者遣之。
按：照此条件，以当时明清对垒的形势来看，可谓相当宽大合理，无怪乎陈新甲"不引罪，反自诩其功"。而马绍愉的"密语"，为陈家童仆误为寻常战报的"塘报"者，正就是报告此事。如清太宗果有如此和好的诚意，则与二、三月间所表现的不友好态度为一极大的矛盾，其又何解？
唯一的解释是：谈和根本是个骗局。二月初明使至，三月十三始以"明帝敕兵部尚书陈新甲书"奏太宗"为验"，在此一个多月中，清朝利用明朝求和的行动，暗中勾结夏成德献城，其言必是："明主已求和，诸将苦守殉难，白死而已。何不献城自效？明主先有求和之心，则献城之举未为不忠，而富贵可以立致。"观夫夏成德敢以子为质，不虞有任何变卦，致召不测之祸，即因马绍愉秘密东来，能坚其信:和局早晚必成，以子为质，绝无危险。
松山既破，败报到京，说洪承畴、邱民仰并皆殉难，举朝大震。崇祯惊悼不已，设坛赐祭：洪承畴十六坛，邱民仰六坛。照明朝的体制，一品官赐祭九坛；公侯掌武职，方赐祭十六坛，为最高的荣典。哪知祭到第九坛，传来消息：洪承畴投降了。当时并曾有旨，在北京外城建祠，以邱民仰与洪承畴并祀，祠成将亲临致祭，得到这个消息，废然而止，连带邱民仰亦失去了血食千秋的机会。
洪承畴的投降与明朝之失天下无甚关系，但对清朝之得天下，关系甚重。清史稿本传：
崇德七年二月壬戌，上命杀民仰、变蛟、廷臣，而送承畴盛京。上欲收承畴为用，命范文程谕降。承畴方科跣谩骂，文程徐与语，泛及今古事。梁间尘偶落，着承畴衣，承畴拂去之，文程遽归告上曰："承畴必不死，惜其衣，况其身乎？"上自临视，解所御貂裘衣之曰："先生得无寒乎？"承畴瞠视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头请降。上大悦，即日赏赉无算，置酒陈百戏。诸将或不悦曰："上何待承畴之重也！"上进诸将曰："吾曹栉风沐雨数十年，将欲何为？"诸将曰："欲得中原耳！"上笑曰："譬诸行道，吾等皆瞽，今获一导者，吾安得不乐？"居月余，都察院参政张存仁上言："承畴欢然幸生，宜令薙发，备任使。"五月，上御崇政殿，召承畴及诸降将、祖大寿等入见。
此事经孟心史先生考证，时地皆不确，为好事者附会之词。历史上类此故事亦甚多，如曹彬下江南，容李后主宫内收拾行装、"辞庙"、"别宫娥"；他的部下担心李后主倘或自杀，回汴京无法交代，曹彬说李后主绝不会死，因为上船请降时，走一条跳板都不免恐惧，胆小如此，绝不会自杀。此即所谓观人于微。大致清初遗民对洪承畴痛恨特甚，所以有许多讽刺的传说。
至于清太宗必欲用洪承畴，眼光超卓，倍不可及。孟心史有一段议论说：
考承畴用事时代，实为当时不可少之人物，且舍承畴更无合用之人。承畴以万历四十四年登第，是年即清太祖天命元年，在故明文臣中，已称老辈，可以为招徕遗老，树立风声，破坏义师，改其视听。自崇祯初以知兵名于世，清初汉人为将领者多出麾下，声势最张之平西王吴三桂，即其督蓟辽时旧部八总兵之一。发纵指示，足孚众望，而又读书知政体，所到能胜察吏安民之任，与武夫狼藉扰累者不同。假以事权，执挺为降臣长，用人之妙，无过于此。东南西南天下大定于承畴手，而以文人督师，不似旧日镇将，各拥死士，有其羽翼。用则加诸膝，退则坠诸渊，了无留恋抵抗之患。以故以督部之尊，为招抚，为经略，所向成大功。(洪承畴章奏文册汇编跋)
当松山城破时，祖大寿的三个弟弟都在洪承畴军中：祖大乐，总兵；祖大名、大成，游击。被俘后，太宗命释祖大成，放他回锦州传话。到此地步，祖大寿自然非降不可了。清史稿本传：
大寿使诣军言，得见大乐，当降。既令相见，大寿再使请盟。济尔哈朗怒曰："城旦夕可下，安用盟为？趣攻之。"大寿乃遣泽远及其中军葛勋诣我师引罪。翌日，大寿率将吏出降。即日，诸固山额真率兵入城，实崇德七年三月初八日也。上闻捷，使济尔哈朗、多尔衮慰谕大寿，并令招杏山、塔山二城降，济尔哈朗、多尔衮帅师驻焉。阿济格、阿达礼等，以大寿等还；上御崇政殿，召见大寿，谢死罪。上曰："尔背我，为尔主、为尔妻子宗族耳。朕尝语内院诸臣，谓祖大寿必不能死，后且复降。然朕决不加诛，往事已毕，自后能竭力事朕，则善矣。"又谕泽远曰："尔不复来归，视大寿耳。曩朕莅视杏山，尔明知为朕，而特举炮，岂非背恩？尔举炮能伤几人耶？朕见人过，即为明言，不复省念。大寿且无责，尔复何诛。尔年方少壮，努力战阵可也。"泽远感激泣下。
清太宗驾驭降将的手段，确是高人一等，而实从三国演义中揣摩曹操的权术而得。接前引祖大寿传：
六月，乌真超哈分设八旗，以泽润为正黄旗固山额真；可法、泽洪、国珍、泽远，为正黄、正红、镶蓝、镶白诸旗梅勒额真。大凌河诸降将，初但领部院，至是始以典军。大寿隶正黄旗，命仍为总兵。上遇之厚，赐赉优渥。存仁上言："大寿悔盟负约，势穷来归，即欲生之，待以不杀足矣，勿宜复任使。"降将顾用极且谓其反复，虑蹈大凌河故辙。上方欲宠大寿，讽明诸边将，使大寿书招明宁远总兵吴三桂。三桂，大寿甥也，答书不从。大寿因疏请发兵取中后所，收三桂家族。
于此可知，在祖大寿未降以前，其部属始终为清所猜忌，不以典兵。事实上祖大寿令子侄投降，或许亦有布置内应的打算在内；果然典兵，极可能受祖大寿的指挥而反正。"乌真超哈"、"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皆满洲语，即汉军、都统、副都统。"额真"后改"章京"，此一满洲官称与"戈什哈"（护卫)至清末未改，亦为汉人得以任职的仅有的两个满洲语官名。
至于"收吴三桂家族于中后所"，已在清太宗既崩以后，清史稿所记稍有未谛，贰臣传祖大寿传于大寿奉命招降吴三桂不从下接叙：
是时贝勒阿巴泰等征明，以明兵固守山海关外五城，别由黄崖口入蓟州，越京师，略山东郡邑。
八年正月，大寿奏言："臣先执谬，自辱其身，深愧归降之晚。伏睹皇上宽仁神武，一统之业，朝夕可定；以臣目击机会，先取山海关五城，最为上策。明文武官之能否，城之虚实，兵之强弱，臣所洞悉，宜乘此时攻取中后所，收吴三桂家属，彼必为之心动。其余中右所、中前所、前屯卫一鼓可平也。破山海更易于破宁远：山海军士皆四方乌合之众，不识阵战，绝其咽喉，撤其藩篱，海运不通，长城不守，彼京师难保，三桂安能守宁远也？"
崇德八年即崇祯十六年。此为祖大寿降清后唯一所建之策。以意逆推，祖大寿经数月观察，已知明欲灭清，大非易事；而明则内困流寇，复有清兵不断破边墙而入，长驱南下，大肆掳掠，河北、中原的百姓，实在太苦了。而明朝终必在此双重艰困之下失去天下；如流寇亡明，则与清兵相持，兵连祸结，更苦百姓。因此，祖大寿特建此策，固为清谋，但亦为明朝及关内百姓筹一条生路。祖大寿坚毅深沉，受孙承宗、袁崇焕知遇，自崇祯四年降清，犹复孤军坚守锦州达十一年之久，其心系明室，意向甚明；但中国的武德标准定得太高，作战非胜即死，遁走亦且为辱，遑论投降？但祖大寿采取比较实际的观点，前面引述过在他初次被迫投降时，曾邀副将石建柱告以心腹语："人生岂有不死之理？但为国、为家、为身三者并重。今既不能尽忠报国，唯惜身命耳。"话虽如此，能为国还是要为国，孤城困守，析骸为炊，此种非人生活过了十一年之久，为古今中外绝无仅有之事。设非松山之败，他还可以在锦州守下去。平心而论，祖大寿实在很对得起明朝。即在既降以后，为清建策，亦仍有卫护明朝及关内百姓之深意在内。
如其策见用，明朝及关内百姓可得如下的利益：
第一，清朝既已尽得山海关五城(合锦州、松山、杏山为"关外八城")，则明清正式形成对垒之势，清兵不必再由墙子岭、黄崖口破边墙而入，肆行海盗式的掳掠。尤其重要的是，有可能以山海关为界，而以关西至滦河为缓冲地带，达成和议，救明于不亡。
第二，此时守关以宁远总兵吴三桂为帅，集兵达五十万之众；移入关内，以剿流寇。吴三桂、左良玉力足以办贼。
第三，明季财政受困之大病为饷重；而自神宗末年增赋五百二十万，崇祯三年增赋百六十五万，皆为"辽饷"。此外所谓"练饷"(团练)、"剿饷"，亦与备辽有关，前后总计增赋一千六百七十万以上。吴三桂移兵入关，不必再有转输困难的辽饷，财政上的压力自可减轻。
但因其时阿巴泰所领明兵征山东者，尚未班师，故其言不用。未几太宗崩，至是年十月，始由济尔哈朗攻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唯旋即退出，并未照祖大寿的计划，迫使吴三桂撤回关内，是必有高人看破机关，乐见清兵能吸住吴三桂的五十万大军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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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太宗崩于崇德八年八月初九，至廿六始由太宗第九子福临嗣位，是为世祖，年号顺治，时方六岁。在此十七天之中，多尔衮曾与太宗长子肃亲王豪格有过激烈的争夺，但官书已灭其迹，只能从残余的记载中窥知一二。试为钩稽如次。
孟心史清代史第一章第三节：
清入关创业，为多尔衮一手所为。世祖冲龄，政由摄政王出。当顺治七年以前，事皆摄政专断，其不为帝者，自守臣节耳。屡饬廷臣致敬于帝，且自云："太宗深信诸子弟之成立，唯予能成立之。"以翼戴冲人自任，其功高而不干帝位，为自古史册所仅见。
谓多尔衮"不为帝者，自守臣节"，实与当时真相稍有不符。太宗既崩，从任何角度来看，都应由豪格继位；但太祖既有共主的遗命，而太宗继位时，亦系四大贝勒共坐议政，则以多尔衮之功之才，谓欲入关与明争天下，完父兄未竟之业，非正大位俾获全权不可，亦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一件事。因此，当时便有两派，一派主立豪格，一派拥戴多尔衮。
清史列传多尔衮传：
(顺治)二年十二月，集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等，遣人传语以尊崇皇上，戒谄媚己，且曰："太祖、太宗所贻之业，予必力图保护，俟皇上春秋鼎盛，即行归政。"又曰："前所以不立肃亲王者，非予一人意，因诸王大臣皆曰：'若立肃亲王，我等皆无生理。'是以不立。"传语毕，唯豫亲王不答；使者还报，复遣传语曰："昔太宗宾天时，予在朝门幄中坐，尔与英王跽请即尊位，谓两旗大臣属望我者，诸亲戚皆来言，予时以死自誓乃已。此言岂乌有耶？"豫亲王语塞。
据此可知，（一）若立豪格，第一个反对的，就是多尔衮；（二）多尔衮一兄阿济格、一弟多铎为首先拥戴之人。但解释不立豪格之故，而多铎不答，可知多铎知其言为违心之论。多尔衮对于尊位，非不欲也，乃不可也。
太宗崩后，皇位既经十七日之争议始能定夺，而在世祖即位之第二天，几又翻覆，为多尔衮传所载：
八月，世祖章皇帝即位，礼亲王集诸王贝勒大臣议，以郑亲王与王辅政，王自誓曰："如不秉公辅理，妄自尊大，天地谴之。"越日，郡王阿达礼潜语王曰："王正大位，我当从王。"贝子硕托亦言："内大臣及侍卫皆从我谋，王可自立。"遂与礼亲王发其谋，阿达礼、硕托并伏诛。
心史先生谓多尔衮"功高而不干帝位"，"自守臣节"，即因有此"发其谋"一事。但如细考，即不能无疑。须知硕托乃礼亲王代善第二子，阿达礼则为代善第三子颖亲王萨哈璘长子。萨哈璘颇有战功，殁于崇德元年，得年三十三，阿达礼袭封为多罗郡王。今按：阿达礼与硕托，即使有劝多尔衮自立，形成谋反大逆的罪名，但毕竟只是一句话而无行动，依律为"未遂"，罪名应减一等，再衡以"议亲"、"议贵"的原则，万无死理，而竟骈诛！何故？
其次，代善这年正好六十岁，以花甲老翁而忍令一子一孙伏法，竟不一救，已大出情理之外；而以代善之年辈，为皇族之家长，其诸弟诸侄以及"三朝"老臣，竟不代为乞情，以慰此尊亲，更非常情所有。此又何故？
于此可知，必致硕托、阿达礼于死，实有不得已之苦衷，此即所谓"借人头"——倘非如此，则豪格必反。
今据清史列传诸王传，推断当时事实并举证如下：
一、当太宗崩后，颇有人支持豪格，郑亲王济尔哈朗即其一。济尔哈朗与多尔衮并得太宗重用，势力相颉颃，并以两黄旗大臣推太宗之恩及于幼主，所以多尔衮虽欲自立而不可得。清史列传何洛会传：
何洛会初隶肃亲王豪格旗下，颇见任使。世祖章皇帝顺治元年，睿亲王摄政，与肃亲王不相能，何洛会因讦肃亲王与两黄旗大臣杨善、俄莫克图、伊成格、罗硕诋诽睿亲王，且将谋乱，下法司鞫实，削肃亲王爵，杨善等四人并弃市。
此为豪格讦多尔衮，而为何洛会所出卖；在此以前，两黄旗即有拥立豪格，而济尔哈朗亦曾与闻的事实，清史列传本传：
(顺治四年)二月以造第逾制罢辅政；五年三月贝子屯齐等讦王在盛京时，不举发两黄旗大臣谋立肃亲王私议降多罗郡王。
"不举发"自为支持豪格的明证。
二、为夺皇位。多尔衮与豪格双方，旗鼓相当，争持不下，势必演变为自相火并；大概除代善的正红旗以外，其余七旗均将卷入漩涡，则外有拥重兵的吴三桂，内有犹未倾服的祖大寿，乘机而起，危亡立见，故由代善以家长的资格出面调停，既不立豪格，亦不立多尔衮，皇位仍归于太宗之子。但多尔衮辅政，则豪格不能再辅政，否则又成两虎相争之局，故以较疏远的济尔哈朗与多尔衮并为"辅政叔王"，代表豪格的利益。
这是勉强达成的协议，豪格应得皇位而未得，属于失败的一方；多尔衮虽未得皇位，但实际上掌握了政权，自是胜利的一方。因此，只要多尔衮稍有逾越，即足以造成豪格举兵的口实。所以代善的责任极重，他必须表现出百分之百的大公无私，绝对维持协议，才能约束豪格。哪知世祖即位第二天，便有硕托、阿达礼之事，其中真相，心史先生并未发现。
真相之披露，事在顺治十二年，多尔衮传：
(顺治)十二年，诏内外大小官直言时政，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子许尔安如上疏颂睿亲王元功，请复爵号，修其墓，下王大臣议。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奏，长庚言又言："遇奸煽惑离间君臣，于郡王阿达礼、贝子硕托私谋拥戴，乃执大义，立置典刑。"查阿达礼、硕托之伏法，由谋于礼亲王代善；礼亲王遣谕多尔衮，言词迫切，多尔衮惧罪及己，始行举首。
观此一段，则我前面所举的两个疑问皆可解释。事实是很明显的：硕托叔侄谋于父祖之先，已跟多尔衮谈过；见多尔衮有默许之意，方再谋于父祖。但代善识得厉害，多尔衮知情... -->>
此时蓟辽总督已调洪承畴接充。此人在"贰臣"中，故事特多。清兵入关后，亲贵分道典兵，所向有功，实得力于洪承畴的策划。洪承畴久在西北、西南剿流寇，槃槃大才，竟为清所用；但亦以为清所用，乃得剿灭流寇，成其平生未竟之业。此中功罪是非，实在难说得很。
贰臣传洪承畴传：
十二年授蓟辽总督。是年冬，我朝兵征明锦州及宁远，总兵金国凤拒战于宁远城北山冈，偕其二子，俱殁于阵。承畴疏言："国凤前守松山，兵不满三千，卒保孤城，以事权专、号令一，而人心肃也。迨擢任大将，兵近万人，反致殒命，非其才力短，由营伍纷纭，人心不一也。自今设连营节制之法，凡遇警，守城及出战，唯总兵官号令是听，庶军心齐肃矣。"
这是先稳住阵脚，大举决战，则尚有待。自天命三年(万历四十六年)太祖以"七大恨告天"侵明以来，真正的会战，只有崇德六年(崇祯十四年)的松山之役。贰臣传洪承畴传：
(崇祯)十三年，总兵祖大寿以锦州围困告急，承畴出山海关驻宁远，疏请调宣府、大同诸镇兵，俟俱集，合关内外兵十五万，又必刍粮足支一岁，乃可战可守。十四年三月，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各率兵至，与玉田总兵曹变蛟、蓟州总兵白广恩、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山海关总兵马科、宁远总兵吴三桂，凡八大将，合兵十三万，马四万。朝议以兵多饷难，令职方郎中张若麒促战，乃进次松山。
按：前屯卫，今名前卫，北宁路出山海关第一个大站即是；下一大站为绥中，即中后所；又一大站兴城，即宁远。由山海关至锦州，宁远适当途程之半。宁远、锦州间有两城，一名杏山，杏山之北为松山，由此渡小凌河即为锦州。此外要隘有连山、塔山、高桥，都在北宁线上。连山即今锦西，高桥东北即塔山。洪承畴的八大将、十三万兵，即分布在这一带，而以小凌河南的松山为指挥所。清史纪事本末卷三：
(崇祯)十四年三月，清兵围锦州，城中蒙古兵内应，破其外城。夏五月，蓟辽总督洪承畴等，帅八总兵、师十三万赴援，屯宁远、锦州间；城守祖大寿遣卒自城中逸出传语，以车营逼敌，毋轻战。承畴持重不发，而朝旨趋战，遂进兵，阵于松山之北。
按：洪承畴疏请调兵十五万，积粮一足岁，乃可战可守，此为与祖大寿商定的战略。自孙承宗、袁崇焕以来，都是这一战略，即以大凌河为界限，巩固锦州至山海关的阵地，稳扎稳打；因为清兵人众马多，粮草补给颇成问题，利于速战，故须以静制动，以拙限速，以重压轻。至清兵师老马疲，锐气渐消，开始撤退时，即为大举反攻的时机。与清军相争而定胜负者，在稳、在久、在耐得住。至于战术方面，清兵人各二马或三马；明军十三万，马只四万匹，利于守而不利于攻。防守之道，针对骑兵而用车营，即营地以大车为防御工事，限制马足，车后伏弓箭手，敌骑迫近时，发矢射人射马。车营可以移动，逐渐推进，步步为营，既守亦攻，故曰："以车营逼敌。"
松山之战，在清朝实际上是被迫应战。其时清军围锦州，系更番轮代。崇德六年八月，由多尔衮代济尔哈朗，而明军八总兵所属部队都已到齐。太宗患"鼻衄"，本不宜行军，但强敌当前，既有坚忍不拔的祖大寿，又有在西北剿匪、威名素著的洪承畴，此战关乎兴废，乃抱病启程渡辽河。据实录载："鼻衄不止，承以碗，行三日方止。"将至锦州时，先令多尔衮在高桥安营，以便进驻。多尔衮恐有失，请太宗驻驾松山、杏山间，实已绕出敌后。观乎实录中记载太宗之言，一则曰"不来，切勿轻动"，再则曰"近则迎击之，倘敌兵尚远，先往迎战，贻累于众，即与败无异"，可知完全是采取守势。如果不是朝臣奉旨促战，相持之下，吃亏的应该是清军。
洪承畴布阵的情况，据太宗实录载：
是时敌人于松山城北乳峰山冈结塞，其步兵于乳峰山、松山之间掘壕立七营。其骑兵列于松山东西北三面，合步骑共号十三万。其领兵总督洪承畴、巡抚邱民仰、大同总兵王朴、宣府总兵李辅明、密云总兵唐通、蓟州总兵白广恩、玉田总兵曹变蛟、山海关总兵马科、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宁远总兵吴三桂，及副将以下共二百余员。癸亥，明总兵八员，率兵犯我前锋汛地，我前锋军击败之，又合镶蓝旗护军追击至塔山，获笔架山积粟十二堆。
据全辽志，乳峰山在锦州西南七十里，中峰如盖，东西十二麓，拱城(按：指松山城)北向，凭山拒守，复以骑兵列阵于松山东、西、北三面，则当面之敌，不过南面高桥的清军，众寡之势判然，但运动不便，亦以固守为宜；不意出战失利，失去积聚。所谓笔架山，实在是两个岛：笔架山有大小两座，对峙海中，潮退有石如桥，一广八丈，长四里许；一广三丈，长三里许。这跟觉华岛是一样的情形，由海道运粮至此，卸载两岛。其地在高桥与锦西之间的塔山之南，以地形、位置而言，当即是今之葫芦岛。
第二天又复接战，实录载：
甲子，敌犯镶红旗汛地，我军击却之，旋复来战。太宗文皇帝张黄盖，指挥将士布阵，敌望见悉退。太宗文皇帝谕诸将曰："今夜敌兵必遁，我左翼四旗护军，可至右翼汛地排立；右翼四旗护军，及骑兵蒙古兵前锋兵，俱比翼排列，直抵海边，各固守汛地。敌兵有遁者，如百人则以百人追之；千人则以千人追之；如敌兵众多，则汝等协力追击，直抵塔山。"是夜初更，明兵沿海潜遁，我诸将各遵上命，由汛地邀截，奋击穷追，杀死及赴海死者不可胜计。
按：洪承畴所率八总兵，最得力者玉田总兵曹变蛟，屯乳峰山七营就是曹变蛟的队伍；其次为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可寄以厚望者，宁远总兵吴三桂、宣府总兵杨国柱。松山之败，始自杨国柱之中伏。杨为义州卫人，其侄杨振为本卫指挥，崇祯十二年，清太宗利用孔有德携来的大炮首攻松山时，巡抚方一藻议遣将救松山时，只有副总兵杨振自告奋勇，行至锦县以南十里吕洪山中伏，全军皆没，杨振被擒，令往松山说守将副总兵金国凤来降。到得离松山一里许，杨振南向而坐，告诉他的随从李禄说："你到城里告诉金副总兵，务必坚守，援军马上就到了。"李禄到了城下，如言转达，金国凤防守益坚，清兵无功而还。杨振、李禄则皆被杀。
杨国柱阵亡之处，即杨振殉职之地；明史卷二百七十二杨国柱传：
国柱，崇祯九年为宣府总兵官，十一年冬，入卫畿辅，从总督卢象昇战贾庄，象昇败殁，国柱当坐罪。大学士刘宇亮、侍郎孙传庭皆言其身入重围，非临敌退却者比，乃充为事官，戴罪图功。十四年，祖大寿被困锦州，总督洪承畴率八大将往救，国柱先至松山，陷伏中。大清兵四面呼降，国柱太息语其下曰："此吾兄子(按：指杨振)昔年殉难处也。吾独为降将军乎？"突围中矢，堕马卒。
据此可知清太宗实录所谓"明总兵八员，率兵犯我前锋汛地，我前锋军击败之"云云，不免夸张。事实上是救锦州时，杨国柱的兵先到，与其侄一样，在吕洪山中伏。独怪杨国柱既为锦州以北的义州卫人，对这一带的地形应该熟悉，且复有其侄的前车之鉴，而竟漫不经心，蹈其覆辙，此中真有天意在。
杨国柱之败，不独出师不利，大损士气；而笔架山积聚之失，军食堪虞，尤足以动摇军心。清太宗至此，乃改变战略：原来是见机行事，可战则战，不可战则退；由于旗开得胜，因而决心改采攻势。如前所引，将左翼(东面)四旗调至右翼，并自北而南比翼排列，直抵海边，目的是在断明军的归路。
明史卷二百七十二曹变蛟传：
(崇祯)十四年三月，(洪承畴)偕变蛟、(马)科、(白)广恩先后出关，合三桂、廷臣，凡驻宁远。承畴主持重，而朝议以兵多饷艰，职方郎张若麒趣战。承畴念祖大寿被围久，乃议急救锦州国柱战殁，以山西总兵李辅明代之。承畴命变蛟营松山之北、乳峰山之西，两山间列七营，环以长壕。俄闻我太宗文皇帝(按：明史为清人所修，故曰"我太宗文皇帝"，以明非明成祖)亲临督阵，诸将大惧。及出战连败，饷道又绝，(王)朴先夜遁，通、科、广恩、辅明相继走，自杏山迤南沿海，东至塔山，为大清兵邀击，溺海死者无算。变蛟、廷臣闻败，驰至松山，与承畴固守。三桂、朴奔据杏山，越数日欲走还宁远，至高桥遇伏，大败，仅以身免。先后丧士卒凡五万三千七百余人。
我所引用的明史，系据乾隆四年殿本影印；上引文中，有一字之误，而关系甚大，即"东至塔山"之"东"字应为"西"字。叙战史最要紧的是，地理方位必须清楚。如王朴等夜遁，"东"至塔山，则为自投罗网。山海关在西面，想遁回关内，自然应该往西，往东就不可解了。
我在前面曾叙过锦州、松山等地的关系位置，这里需要再重叙一遍，以清眉目。按：自山海关至锦州，乃由西南往东北；由东北往西南，则锦州之南为松山，松山之南为杏山，杏山西南为高桥，高桥之南为塔山，塔山之南为连山(锦西)，连山之南为宁远(兴城)，即为吴三桂的防区。
当杨国柱败殁于锦县之南的吕洪山时，其他各军亦已到达松山附近；在王朴夜遁、吴三桂等相继逃走时，是由松山、杏山附近向西过高桥，至塔山附近为清军所拦截，此即清太宗绝其归路之计。王朴、吴三桂遇阻而退，还据杏山。及至第二次再逃，目的地是宁远，自然仍旧往西；而清军则已自塔山进至高桥设伏。
检讨此一役的因果关系，以杨国柱吕洪山中伏大败为战局变化的关键；而所以出现此一关键，则由于张若麒的促战。张若麒亦贰臣传中人，籍隶山东胶州，两榜出身，以为杨嗣昌收买劾黄道周，得由刑部主事调兵部职方司。明朝兵部权重，四司中武选掌除授，职方掌军政，其职尤要。贰臣传本传：
(崇祯)十四年，我太宗文皇帝围锦州，总督洪承畴集诸镇兵来援，未敢决战。兵部尚书陈新甲遣若麒往商于承畴，欲分四路夹攻。承畴虑兵分力弱，议主持重；若麒以围可立解入告，新甲益趣承畴进兵。若麒屡报捷，洊加光禄寺卿。既而诸军自松山出战，我师击败之，歼殪各半。若麒自海道遁还，新甲庇之，复令出关监军。
又：明史二百五十七陈新甲传：
时锦州被围久，声援断绝，有卒逸出，传祖大寿语，请以车营逼，毋轻战。总督洪承畴集兵数万援之，亦未敢决战。帝召新甲问策，新甲请与阁臣及侍郎吴甡议之，因陈"十可忧，十可议"，而遣职方郎张若麒面商于承畴。若麒未返，新甲请分四道夹攻，承畴以兵分力弱，意主持重以待，帝以为然，而新甲坚执前议。若麒素狂躁，见诸军稍有斩获，谓围可立解，密奏上闻。新甲复贻书趣承畴；承畴激新甲言，又奉密敕，遂不敢主前议。若麒益趣诸将进兵。
其时张若麒在前方的身份为监军，故得促诸将出战，后来御史劾张若麒有"督臣洪承畴派军远出，若麒任意指挥，视封疆如儿戏，虚报大捷，躐光禄卿，冒功罔上"之语，此为明朝军事指挥制度上积渐而成的一种不合理现象。但洪承畴既膺专阃之寄，则"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虽不必明言，实际上可以一方面敷衍张若麒，一方面独行其是。两百年后曾国藩、胡林翼平洪杨，即本此原则以行，视官文如张若麒，刻意交欢，推功归之，"我打仗，你升官"，但求勿掣肘、勿乱出主意，卒成大功。我曾说过，同光之能中兴，实由君臣皆熟读明史，能惩其失。恭王当政，一本肃顺重用汉人的原则，授权曾国藩节制五省，"不为遥制"，而曾国藩遂能以明末将帅为鉴，惩其失，师其长，如剿捻之布长围、设老营，无非杨嗣昌"四镇六隅，十面三网"的变化。今以洪承畴与张若麒、曾胡与官文之情况相比较，可为我的看法之另一佐证。
松山被围至十五年二月，因副将夏成德献城投降，清军得生擒洪承畴、巡抚邱民仰、总兵曹变蛟、王廷臣，除洪承畴外，邱民仰、曹变蛟、王廷臣皆被杀。留洪承畴是为招降吴三桂等边帅，而杀邱、曹、王则是警告祖大寿。
据贰臣传记载，夏成德献城，先有期约，并以子为质，临事极其秘密，以故统帅以下的军民长官皆一鼓成擒。往日读史至此，辄感困惑：且不说洪承畴谨慎持重，深谙韬略；即如邱民仰起家乙科，素有能名；曹变蛟与其叔文诏，为明季有数良将，流寇闻"大小曹将军"之号，望风而逃，然则对夏成德从容通敌，岂竟漫无察觉？此为事理之不可解者。
近读陈寅恪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始恍然大悟。按：杨嗣昌、陈新甲主和，凡研明史者无不知，明史卷二百五十七陈新甲传：
初，新甲以南北交困，遣使议和，私言于傅宗龙。宗龙出都日，以语大学士谢陞。陞后见疆事大坏，述宗龙之言于帝。帝召新甲诘责，新甲叩头谢罪。陞进曰："倘肯议和，和亦可恃。"帝默然。寻谕新甲密图之，而外廷不知也。已，言官谒陞，陞言上意主和，诸君幸勿多言，言官诫愕，交章劾陞，陞遂斥去。
按：起傅宗龙于狱，命为三边总督讨李自成，事在崇祯十四年五月，正锦州被围之时；则知陈新甲始倡和议，即在此时。谢陞罢相，在崇祯十五年四月，已为松山已破以后。但崇祯之斥谢陞，并不表示放弃议和之意，须至这年八月陈新甲被逮下狱，始为不谈和的表示。就此过程来看，陈新甲遣使议和，在于何时，尚待探索。接前引陈新甲传：
帝既以和议委新甲，手诏往返者数十，皆戒以勿泄。外廷渐知之，故屡疏争，然不得左验。一日所遣职方郎中马绍愉以密语报，新甲视之，置几上。其家童误以为塘报也，付之钞传。于是言路哗然，给事中方士亮首论。帝愠甚，留疏不下。已降严旨切责，令新甲自陈；新甲不引罪，反自诩其功，帝益怒。至七月，给事中马嘉植复劾之，遂下狱。新甲从狱中上疏乞宥，不许。
据此可知，陈新甲所遣议和专使为职方郎中马绍愉；马于何时与清接触，据清史稿太宗本纪："崇德七年三月乙酉，阿济格等奏：明遣职方郎中马绍愉来乞和。"此已在松山城破以后，事实上大概在正月下旬，至迟二月上旬，马绍愉即已到达盛京，提出议和的条件；证据即在高鸿中"条陈残本"有两行附识，一曰"二月十一日到"，一曰"三月十三日奏了"。这年明朝遣使议和时，清太宗命诸臣各陈意见。高鸿中既于二月十一日即有条陈，则马绍愉之到达盛京，必在此以前。另一附识"三月十三日奏了"，乃指阿济格于"三月乙酉"将整个条陈意见作一汇报。而在二月十一至三月十三之间，有一大事，即夏成德于二月二十左右献松山，生擒洪承畴。
明既遣使，清以礼待，但马绍愉于二月初到盛京，阿济格等直至四十天后始出奏，何疏慢如此？而且既已"乞和"，则当一缓松山之围，即令欲造成既成事实，以为争取优厚条件的张本，亦不应于破城之后杀一巡抚、两总兵。观清之所为，不友好到了极处，根本无和可议；而清官书记载，却非如此。接前引清史稿太宗本纪云：
上曰："明之笔札多不实，且词意夸大，非有欲和之诚。然彼真伪不可知，而和好固朕宿愿。尔等其以朕意示之。"五月乙巳朔，济尔哈朗等奏，明遣马绍愉来议和；遣使迓之。壬午，明使马绍愉等始至。六月辛丑，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言："明盗寇日起，兵力竭而仓廪虚，征调不前，势如瓦解。守辽将帅丧失八九，今不得已乞和，计必南迁，宜要其纳贡称臣，以黄河为界。"上不纳，以书报明帝曰："自兹以往，尽释宿怨，尊卑之分，又奚较焉？使者往来，期以面见；吉凶大事，交相忧吊。岁各以地所产，互为馈遗；两国逃亡，亦互归之。以宁远双树堡为贵国界，塔山为我国界，而互予于连山适中之地。其自海中往来者，则以黄城岛之东西为界，越者各罪其下。贵国如用此言，两君或亲誓天地，或遣大臣莅盟，唯命之从。否则后勿复使矣。"遂厚赉明使及从者遣之。
按：照此条件，以当时明清对垒的形势来看，可谓相当宽大合理，无怪乎陈新甲"不引罪，反自诩其功"。而马绍愉的"密语"，为陈家童仆误为寻常战报的"塘报"者，正就是报告此事。如清太宗果有如此和好的诚意，则与二、三月间所表现的不友好态度为一极大的矛盾，其又何解？
唯一的解释是：谈和根本是个骗局。二月初明使至，三月十三始以"明帝敕兵部尚书陈新甲书"奏太宗"为验"，在此一个多月中，清朝利用明朝求和的行动，暗中勾结夏成德献城，其言必是："明主已求和，诸将苦守殉难，白死而已。何不献城自效？明主先有求和之心，则献城之举未为不忠，而富贵可以立致。"观夫夏成德敢以子为质，不虞有任何变卦，致召不测之祸，即因马绍愉秘密东来，能坚其信:和局早晚必成，以子为质，绝无危险。
松山既破，败报到京，说洪承畴、邱民仰并皆殉难，举朝大震。崇祯惊悼不已，设坛赐祭：洪承畴十六坛，邱民仰六坛。照明朝的体制，一品官赐祭九坛；公侯掌武职，方赐祭十六坛，为最高的荣典。哪知祭到第九坛，传来消息：洪承畴投降了。当时并曾有旨，在北京外城建祠，以邱民仰与洪承畴并祀，祠成将亲临致祭，得到这个消息，废然而止，连带邱民仰亦失去了血食千秋的机会。
洪承畴的投降与明朝之失天下无甚关系，但对清朝之得天下，关系甚重。清史稿本传：
崇德七年二月壬戌，上命杀民仰、变蛟、廷臣，而送承畴盛京。上欲收承畴为用，命范文程谕降。承畴方科跣谩骂，文程徐与语，泛及今古事。梁间尘偶落，着承畴衣，承畴拂去之，文程遽归告上曰："承畴必不死，惜其衣，况其身乎？"上自临视，解所御貂裘衣之曰："先生得无寒乎？"承畴瞠视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头请降。上大悦，即日赏赉无算，置酒陈百戏。诸将或不悦曰："上何待承畴之重也！"上进诸将曰："吾曹栉风沐雨数十年，将欲何为？"诸将曰："欲得中原耳！"上笑曰："譬诸行道，吾等皆瞽，今获一导者，吾安得不乐？"居月余，都察院参政张存仁上言："承畴欢然幸生，宜令薙发，备任使。"五月，上御崇政殿，召承畴及诸降将、祖大寿等入见。
此事经孟心史先生考证，时地皆不确，为好事者附会之词。历史上类此故事亦甚多，如曹彬下江南，容李后主宫内收拾行装、"辞庙"、"别宫娥"；他的部下担心李后主倘或自杀，回汴京无法交代，曹彬说李后主绝不会死，因为上船请降时，走一条跳板都不免恐惧，胆小如此，绝不会自杀。此即所谓观人于微。大致清初遗民对洪承畴痛恨特甚，所以有许多讽刺的传说。
至于清太宗必欲用洪承畴，眼光超卓，倍不可及。孟心史有一段议论说：
考承畴用事时代，实为当时不可少之人物，且舍承畴更无合用之人。承畴以万历四十四年登第，是年即清太祖天命元年，在故明文臣中，已称老辈，可以为招徕遗老，树立风声，破坏义师，改其视听。自崇祯初以知兵名于世，清初汉人为将领者多出麾下，声势最张之平西王吴三桂，即其督蓟辽时旧部八总兵之一。发纵指示，足孚众望，而又读书知政体，所到能胜察吏安民之任，与武夫狼藉扰累者不同。假以事权，执挺为降臣长，用人之妙，无过于此。东南西南天下大定于承畴手，而以文人督师，不似旧日镇将，各拥死士，有其羽翼。用则加诸膝，退则坠诸渊，了无留恋抵抗之患。以故以督部之尊，为招抚，为经略，所向成大功。(洪承畴章奏文册汇编跋)
当松山城破时，祖大寿的三个弟弟都在洪承畴军中：祖大乐，总兵；祖大名、大成，游击。被俘后，太宗命释祖大成，放他回锦州传话。到此地步，祖大寿自然非降不可了。清史稿本传：
大寿使诣军言，得见大乐，当降。既令相见，大寿再使请盟。济尔哈朗怒曰："城旦夕可下，安用盟为？趣攻之。"大寿乃遣泽远及其中军葛勋诣我师引罪。翌日，大寿率将吏出降。即日，诸固山额真率兵入城，实崇德七年三月初八日也。上闻捷，使济尔哈朗、多尔衮慰谕大寿，并令招杏山、塔山二城降，济尔哈朗、多尔衮帅师驻焉。阿济格、阿达礼等，以大寿等还；上御崇政殿，召见大寿，谢死罪。上曰："尔背我，为尔主、为尔妻子宗族耳。朕尝语内院诸臣，谓祖大寿必不能死，后且复降。然朕决不加诛，往事已毕，自后能竭力事朕，则善矣。"又谕泽远曰："尔不复来归，视大寿耳。曩朕莅视杏山，尔明知为朕，而特举炮，岂非背恩？尔举炮能伤几人耶？朕见人过，即为明言，不复省念。大寿且无责，尔复何诛。尔年方少壮，努力战阵可也。"泽远感激泣下。
清太宗驾驭降将的手段，确是高人一等，而实从三国演义中揣摩曹操的权术而得。接前引祖大寿传：
六月，乌真超哈分设八旗，以泽润为正黄旗固山额真；可法、泽洪、国珍、泽远，为正黄、正红、镶蓝、镶白诸旗梅勒额真。大凌河诸降将，初但领部院，至是始以典军。大寿隶正黄旗，命仍为总兵。上遇之厚，赐赉优渥。存仁上言："大寿悔盟负约，势穷来归，即欲生之，待以不杀足矣，勿宜复任使。"降将顾用极且谓其反复，虑蹈大凌河故辙。上方欲宠大寿，讽明诸边将，使大寿书招明宁远总兵吴三桂。三桂，大寿甥也，答书不从。大寿因疏请发兵取中后所，收三桂家族。
于此可知，在祖大寿未降以前，其部属始终为清所猜忌，不以典兵。事实上祖大寿令子侄投降，或许亦有布置内应的打算在内；果然典兵，极可能受祖大寿的指挥而反正。"乌真超哈"、"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皆满洲语，即汉军、都统、副都统。"额真"后改"章京"，此一满洲官称与"戈什哈"（护卫)至清末未改，亦为汉人得以任职的仅有的两个满洲语官名。
至于"收吴三桂家族于中后所"，已在清太宗既崩以后，清史稿所记稍有未谛，贰臣传祖大寿传于大寿奉命招降吴三桂不从下接叙：
是时贝勒阿巴泰等征明，以明兵固守山海关外五城，别由黄崖口入蓟州，越京师，略山东郡邑。
八年正月，大寿奏言："臣先执谬，自辱其身，深愧归降之晚。伏睹皇上宽仁神武，一统之业，朝夕可定；以臣目击机会，先取山海关五城，最为上策。明文武官之能否，城之虚实，兵之强弱，臣所洞悉，宜乘此时攻取中后所，收吴三桂家属，彼必为之心动。其余中右所、中前所、前屯卫一鼓可平也。破山海更易于破宁远：山海军士皆四方乌合之众，不识阵战，绝其咽喉，撤其藩篱，海运不通，长城不守，彼京师难保，三桂安能守宁远也？"
崇德八年即崇祯十六年。此为祖大寿降清后唯一所建之策。以意逆推，祖大寿经数月观察，已知明欲灭清，大非易事；而明则内困流寇，复有清兵不断破边墙而入，长驱南下，大肆掳掠，河北、中原的百姓，实在太苦了。而明朝终必在此双重艰困之下失去天下；如流寇亡明，则与清兵相持，兵连祸结，更苦百姓。因此，祖大寿特建此策，固为清谋，但亦为明朝及关内百姓筹一条生路。祖大寿坚毅深沉，受孙承宗、袁崇焕知遇，自崇祯四年降清，犹复孤军坚守锦州达十一年之久，其心系明室，意向甚明；但中国的武德标准定得太高，作战非胜即死，遁走亦且为辱，遑论投降？但祖大寿采取比较实际的观点，前面引述过在他初次被迫投降时，曾邀副将石建柱告以心腹语："人生岂有不死之理？但为国、为家、为身三者并重。今既不能尽忠报国，唯惜身命耳。"话虽如此，能为国还是要为国，孤城困守，析骸为炊，此种非人生活过了十一年之久，为古今中外绝无仅有之事。设非松山之败，他还可以在锦州守下去。平心而论，祖大寿实在很对得起明朝。即在既降以后，为清建策，亦仍有卫护明朝及关内百姓之深意在内。
如其策见用，明朝及关内百姓可得如下的利益：
第一，清朝既已尽得山海关五城(合锦州、松山、杏山为"关外八城")，则明清正式形成对垒之势，清兵不必再由墙子岭、黄崖口破边墙而入，肆行海盗式的掳掠。尤其重要的是，有可能以山海关为界，而以关西至滦河为缓冲地带，达成和议，救明于不亡。
第二，此时守关以宁远总兵吴三桂为帅，集兵达五十万之众；移入关内，以剿流寇。吴三桂、左良玉力足以办贼。
第三，明季财政受困之大病为饷重；而自神宗末年增赋五百二十万，崇祯三年增赋百六十五万，皆为"辽饷"。此外所谓"练饷"(团练)、"剿饷"，亦与备辽有关，前后总计增赋一千六百七十万以上。吴三桂移兵入关，不必再有转输困难的辽饷，财政上的压力自可减轻。
但因其时阿巴泰所领明兵征山东者，尚未班师，故其言不用。未几太宗崩，至是年十月，始由济尔哈朗攻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唯旋即退出，并未照祖大寿的计划，迫使吴三桂撤回关内，是必有高人看破机关，乐见清兵能吸住吴三桂的五十万大军之故。
***
清太宗崩于崇德八年八月初九，至廿六始由太宗第九子福临嗣位，是为世祖，年号顺治，时方六岁。在此十七天之中，多尔衮曾与太宗长子肃亲王豪格有过激烈的争夺，但官书已灭其迹，只能从残余的记载中窥知一二。试为钩稽如次。
孟心史清代史第一章第三节：
清入关创业，为多尔衮一手所为。世祖冲龄，政由摄政王出。当顺治七年以前，事皆摄政专断，其不为帝者，自守臣节耳。屡饬廷臣致敬于帝，且自云："太宗深信诸子弟之成立，唯予能成立之。"以翼戴冲人自任，其功高而不干帝位，为自古史册所仅见。
谓多尔衮"不为帝者，自守臣节"，实与当时真相稍有不符。太宗既崩，从任何角度来看，都应由豪格继位；但太祖既有共主的遗命，而太宗继位时，亦系四大贝勒共坐议政，则以多尔衮之功之才，谓欲入关与明争天下，完父兄未竟之业，非正大位俾获全权不可，亦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一件事。因此，当时便有两派，一派主立豪格，一派拥戴多尔衮。
清史列传多尔衮传：
(顺治)二年十二月，集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等，遣人传语以尊崇皇上，戒谄媚己，且曰："太祖、太宗所贻之业，予必力图保护，俟皇上春秋鼎盛，即行归政。"又曰："前所以不立肃亲王者，非予一人意，因诸王大臣皆曰：'若立肃亲王，我等皆无生理。'是以不立。"传语毕，唯豫亲王不答；使者还报，复遣传语曰："昔太宗宾天时，予在朝门幄中坐，尔与英王跽请即尊位，谓两旗大臣属望我者，诸亲戚皆来言，予时以死自誓乃已。此言岂乌有耶？"豫亲王语塞。
据此可知，（一）若立豪格，第一个反对的，就是多尔衮；（二）多尔衮一兄阿济格、一弟多铎为首先拥戴之人。但解释不立豪格之故，而多铎不答，可知多铎知其言为违心之论。多尔衮对于尊位，非不欲也，乃不可也。
太宗崩后，皇位既经十七日之争议始能定夺，而在世祖即位之第二天，几又翻覆，为多尔衮传所载：
八月，世祖章皇帝即位，礼亲王集诸王贝勒大臣议，以郑亲王与王辅政，王自誓曰："如不秉公辅理，妄自尊大，天地谴之。"越日，郡王阿达礼潜语王曰："王正大位，我当从王。"贝子硕托亦言："内大臣及侍卫皆从我谋，王可自立。"遂与礼亲王发其谋，阿达礼、硕托并伏诛。
心史先生谓多尔衮"功高而不干帝位"，"自守臣节"，即因有此"发其谋"一事。但如细考，即不能无疑。须知硕托乃礼亲王代善第二子，阿达礼则为代善第三子颖亲王萨哈璘长子。萨哈璘颇有战功，殁于崇德元年，得年三十三，阿达礼袭封为多罗郡王。今按：阿达礼与硕托，即使有劝多尔衮自立，形成谋反大逆的罪名，但毕竟只是一句话而无行动，依律为"未遂"，罪名应减一等，再衡以"议亲"、"议贵"的原则，万无死理，而竟骈诛！何故？
其次，代善这年正好六十岁，以花甲老翁而忍令一子一孙伏法，竟不一救，已大出情理之外；而以代善之年辈，为皇族之家长，其诸弟诸侄以及"三朝"老臣，竟不代为乞情，以慰此尊亲，更非常情所有。此又何故？
于此可知，必致硕托、阿达礼于死，实有不得已之苦衷，此即所谓"借人头"——倘非如此，则豪格必反。
今据清史列传诸王传，推断当时事实并举证如下：
一、当太宗崩后，颇有人支持豪格，郑亲王济尔哈朗即其一。济尔哈朗与多尔衮并得太宗重用，势力相颉颃，并以两黄旗大臣推太宗之恩及于幼主，所以多尔衮虽欲自立而不可得。清史列传何洛会传：
何洛会初隶肃亲王豪格旗下，颇见任使。世祖章皇帝顺治元年，睿亲王摄政，与肃亲王不相能，何洛会因讦肃亲王与两黄旗大臣杨善、俄莫克图、伊成格、罗硕诋诽睿亲王，且将谋乱，下法司鞫实，削肃亲王爵，杨善等四人并弃市。
此为豪格讦多尔衮，而为何洛会所出卖；在此以前，两黄旗即有拥立豪格，而济尔哈朗亦曾与闻的事实，清史列传本传：
(顺治四年)二月以造第逾制罢辅政；五年三月贝子屯齐等讦王在盛京时，不举发两黄旗大臣谋立肃亲王私议降多罗郡王。
"不举发"自为支持豪格的明证。
二、为夺皇位。多尔衮与豪格双方，旗鼓相当，争持不下，势必演变为自相火并；大概除代善的正红旗以外，其余七旗均将卷入漩涡，则外有拥重兵的吴三桂，内有犹未倾服的祖大寿，乘机而起，危亡立见，故由代善以家长的资格出面调停，既不立豪格，亦不立多尔衮，皇位仍归于太宗之子。但多尔衮辅政，则豪格不能再辅政，否则又成两虎相争之局，故以较疏远的济尔哈朗与多尔衮并为"辅政叔王"，代表豪格的利益。
这是勉强达成的协议，豪格应得皇位而未得，属于失败的一方；多尔衮虽未得皇位，但实际上掌握了政权，自是胜利的一方。因此，只要多尔衮稍有逾越，即足以造成豪格举兵的口实。所以代善的责任极重，他必须表现出百分之百的大公无私，绝对维持协议，才能约束豪格。哪知世祖即位第二天，便有硕托、阿达礼之事，其中真相，心史先生并未发现。
真相之披露，事在顺治十二年，多尔衮传：
(顺治)十二年，诏内外大小官直言时政，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子许尔安如上疏颂睿亲王元功，请复爵号，修其墓，下王大臣议。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奏，长庚言又言："遇奸煽惑离间君臣，于郡王阿达礼、贝子硕托私谋拥戴，乃执大义，立置典刑。"查阿达礼、硕托之伏法，由谋于礼亲王代善；礼亲王遣谕多尔衮，言词迫切，多尔衮惧罪及己，始行举首。
观此一段，则我前面所举的两个疑问皆可解释。事实是很明显的：硕托叔侄谋于父祖之先，已跟多尔衮谈过；见多尔衮有默许之意，方再谋于父祖。但代善识得厉害，多尔衮知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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