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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四日辰时，甲板上“一片狼藉”的舫船在码头上行人的惊愕目光中逐渐停靠在了润州治所，丹徒县城外的码头上。
李缯见不远处的江南第一雄城润州近在眼前，捋着美髯，一时间来了讲古的兴致，对着顾柯有些感慨地说道：
“润州本乃我朝江南东道首府，其治所丹徒，自先秦时便是三吴锁钥。
相传太伯后裔所建的勾吴国便是发源自丹徒，而古圣贤延陵季子季札的封地也正在此地，称得上是三吴文脉所在。”
顾柯自小便通读九经，吴地方志和各类文人笔记，对自家祖宗出身发迹的吴郡历史那更是了如指掌。
不过既然李缯有讲古的兴致，他自然也要装作一副受教的模样，很是满足了李缯好为人师的欲望。
只是不时出言应和一二，说说自己所出身的吴郡顾氏的典故，以免让李缯觉得自己不学无术，连自家祖宗的历史都记不得了。
顾柯在交谈中很好地把握了谈话的尺度，既不会让李缯觉得他刻意谄媚，又不会表现得过于突出，让李缯感觉自己喧宾夺主，真可谓是唐代高质量陪聊。
几番交流下来，李缯对顾柯是越看越顺眼，俨然已经忘记了先前被顾柯利用的事，只恨他不是自家子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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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李缯所说的先秦吴国历史其实只是这个年代的通行说法，源自《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对吴国历史的记录。
丹徒最早称“宜”，是周康王封给虞侯的领地。
春秋时属吴，名朱方。吴亡属越，越亡属楚，更名谷阳。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置郡县。
直到秦始皇三十七年，改谷阳县为丹徒县，才第一次有了“丹徒”之名。
而根据现代考古证据，出土自丹徒的西周宜侯夨（ce四声）簋（gui三声）上的铭文记载了器物主人夨（ce四声）被周康王册封为宜侯，并赏赐鬯、瓒、弓、箭、土地、庶人等的事件。
这件青铜器堪称是无价之宝，有效地弥补了传世文本记录中关于西周早期封建制度的缺失，对西周时期还充满迷雾的江淮地区封建情况做了很好的补充。
而夨（ce四声）的真实身份，经过郭沫若、唐兰二位先生的考证，认为夨（ce四声）就是周章。
也有人认为“夨”是周章的弟弟——虞仲，还提及由于赏赐的级别很高，甚至超过了后来为周室立大功而被封诸侯伯长的晋文公，说明被封者身份很高（王室近族）。
虞仲有二，史简有载：
其一为周太王的次子、吴太伯之弟，周文王之次兄，名仲雍，是商末所建吴国的第二任君主。
其二为仲雍的曾孙，虞国的首位受封君主，排行第二，封在虞国，故称虞仲。
此处的虞仲即为后者。
而仲雍下传四代便是周章，他也是吴国第一位以周人后裔自称的国君，周武王克商之后找到的同族后裔，由吴太伯和仲雍建立的吴国当时的国君便是他。
因为吴太伯实际上无后，周人一直用虞仲之后代表出走之族，所以古吴国国君实则应该是仲雍之后。
以上史书的记载出现了前后两个虞仲，而前一个虞仲名为仲雍，后一个虞仲是仲雍的曾孙，排行第二，受封虞国，故称虞仲。
两人是曾祖父和曾孙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仲雍也被称为虞仲呢？
而吴国国君实际身为仲雍之后，又为何要自称为太伯之后呢?
因为按照周代的封建宗法体制，周章作为仲雍的长曾孙理所当然地应该绍继太伯之祀（过继必须以嫡以长）。
这样，仲雍的承祀者只能是其次曾孙仲（排行二，所以称仲）了，仲被封在虞国，所以称虞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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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虞仲承祀仲雍，所以仲雍的后人又用虞国的虞字冠名仲雍名前追尊之，而仲雍也排行第二，所以也称虞仲。
在春秋三传的记录中，周在淮河以东以南的地方并没有转封的诸侯，但是宜侯簋的出土填补了这个缺失。
也就是说，曾经有周人贵族转封于长江下游，但是在西周末年东夷的打击之下被摧毁。
例如武王之穆中曾有所谓“邗晋应韩”，其地应该在两淮间的邗沟附近，也不见《左传》记录，可能也应该已经亡于东夷。
因此吴人也完全可能是宜侯之国瓦解后其居民与土着文明结合的后裔，相较于吴太伯后裔的传统观点，这一说法或许会更接近古勾吴国历史的真相。
当然顾柯和李缯此时肯定并不知晓尚且尘封于丹徒这座古城之下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究竟有着怎样足以补充《左传》遗漏的宝贵历史资料。
他们所熟知的丹徒和润州，更多是汉代以来的历史：
汉高祖六年（前201），封刘贾为荆王，号荆国，丹徒为其属县。
十二年，原刘贾封地改封吴王刘濞，更名吴国，丹徒县属吴。
景帝三年（前154），七国之乱爆发，吴王刘濞反，兵败国除，丹徒县改属江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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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狩二年（前121），江都国除，属会稽郡。
永建四年（129），分会稽郡十三县置吴郡，丹徒为十三县之一。
三国吴嘉禾三年（234），改丹徒为武进县，属毗陵典农校尉。
晋太康二年（281），废毗陵典农校尉置昆陵郡，改其属县武进为丹徒。
永嘉五年（311），昆陵郡改称晋陵郡，丹徒县仍属之。
南朝宋元嘉八年（431），丹徒县划属南东海郡。
南朝梁时，改南东海郡为兰陵郡。
南朝陈时，复改为南东海郡，皆领丹徒县。
隋开皇九年（589），丹徒县并入延陵县，属蒋州。
开皇十五年（595），置润州，延陵县属润州，这也是“润州”之名首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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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三年（607），废润州，属江都郡。
唐武德三年（620），复置润州、丹徒县，丹徒属润州，均治京口。
贞观元年（627），润州属江南道，领丹徒县。
开元二十一年（733），分江南道为江南东、江南西道，润州属江南东道。天宝元年（742），改润州为丹阳郡。
乾元元年（758），因安史之乱爆发，为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控制，唐庭置浙江西道，改丹阳郡为润州，丹徒县属浙江西道润州。
建中元年（780），合浙江东西两道为浙江东西道。
次年赐号镇海军，领润州，丹徒为润州属县。
而这个建中元年方才正式立镇的镇海军，在时任镇海军节度使韩滉韩太冲的领导下，于不久后爆发的“四王二帝之乱”期间为唐廷的存续起到了堪称决定性的关键作用。
韩滉，字太冲，京兆长安人。
唐玄宗天宝年间，韩滉以门荫入仕，历同官主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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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德元载（756年）避地山南，历山南节度判官等。
乾元二年（759年），入朝任殿中侍御史，累迁尚书右丞。
大历六年（771年），任户部侍郎判度支，与刘晏分领诸道财赋。
在刘晏执掌盐铁转运使一职期间，韩滉为刘晏的盐铁官营制度改革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历十四年（779年），唐德宗即位后，韩滉改任太常卿，又出任晋州刺史。
建元年间，他累官镇海节度使、浙江东西观察使。
正是在这一时期，韩滉迎来了他人生中的最大的考验，也是他一生中的高光时刻。
建中二年（781）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向朝廷请求袭其父位，魏博节度使田悦亦代为之请。
河朔三镇在此事上同气连枝，试图维持自己世袭割据的局面。
而唐德宗坚决拒绝，不愿再效法其父唐代宗时朝廷对河朔三镇的姑息态度，试图借机完成相州之败后未竟全功的削藩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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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缯见不远处的江南第一雄城润州近在眼前，捋着美髯，一时间来了讲古的兴致，对着顾柯有些感慨地说道：
“润州本乃我朝江南东道首府，其治所丹徒，自先秦时便是三吴锁钥。
相传太伯后裔所建的勾吴国便是发源自丹徒，而古圣贤延陵季子季札的封地也正在此地，称得上是三吴文脉所在。”
顾柯自小便通读九经，吴地方志和各类文人笔记，对自家祖宗出身发迹的吴郡历史那更是了如指掌。
不过既然李缯有讲古的兴致，他自然也要装作一副受教的模样，很是满足了李缯好为人师的欲望。
只是不时出言应和一二，说说自己所出身的吴郡顾氏的典故，以免让李缯觉得自己不学无术，连自家祖宗的历史都记不得了。
顾柯在交谈中很好地把握了谈话的尺度，既不会让李缯觉得他刻意谄媚，又不会表现得过于突出，让李缯感觉自己喧宾夺主，真可谓是唐代高质量陪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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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属吴，名朱方。吴亡属越，越亡属楚，更名谷阳。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置郡县。
直到秦始皇三十七年，改谷阳县为丹徒县，才第一次有了“丹徒”之名。
而根据现代考古证据，出土自丹徒的西周宜侯夨（ce四声）簋（gui三声）上的铭文记载了器物主人夨（ce四声）被周康王册封为宜侯，并赏赐鬯、瓒、弓、箭、土地、庶人等的事件。
这件青铜器堪称是无价之宝，有效地弥补了传世文本记录中关于西周早期封建制度的缺失，对西周时期还充满迷雾的江淮地区封建情况做了很好的补充。
而夨（ce四声）的真实身份，经过郭沫若、唐兰二位先生的考证，认为夨（ce四声）就是周章。
也有人认为“夨”是周章的弟弟——虞仲，还提及由于赏赐的级别很高，甚至超过了后来为周室立大功而被封诸侯伯长的晋文公，说明被封者身份很高（王室近族）。
虞仲有二，史简有载：
其一为周太王的次子、吴太伯之弟，周文王之次兄，名仲雍，是商末所建吴国的第二任君主。
其二为仲雍的曾孙，虞国的首位受封君主，排行第二，封在虞国，故称虞仲。
此处的虞仲即为后者。
而仲雍下传四代便是周章，他也是吴国第一位以周人后裔自称的国君，周武王克商之后找到的同族后裔，由吴太伯和仲雍建立的吴国当时的国君便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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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二十一年（733），分江南道为江南东、江南西道，润州属江南东道。天宝元年（742），改润州为丹阳郡。
乾元元年（758），因安史之乱爆发，为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控制，唐庭置浙江西道，改丹阳郡为润州，丹徒县属浙江西道润州。
建中元年（780），合浙江东西两道为浙江东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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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二年（781）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向朝廷请求袭其父位，魏博节度使田悦亦代为之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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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唐德宗坚决拒绝，不愿再效法其父唐代宗时朝廷对河朔三镇的姑息态度，试图借机完成相州之败后未竟全功的削藩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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