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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床上摇晃着脑袋说：“不去。”
我只好去接电话，可刚掀开被角，就感觉寒气逼人，于是又裹紧棉被，躺在里面期待齐思新熬不住或电话铃声自动消失。
这时，杨阳从上铺探出脑袋，看见我俩睁着眼睛无动于衷地躺着，说：“你们怎么不接电话？”
没有人理他，铃声还在继续。
“操，我去接，真他妈懒！”杨阳凭借整日引以为荣的腹肌，没有用手支撑，便以平躺的姿势坐起来，我在下铺感受到从上面传来的剧烈震颤。
“行了，还是我去接吧！”我及时阻止了杨阳，因为他每次下床之前也不看清楚下面的情况，伸脚就踩，好几次他都是踩着我的脸完成下床动作的，而他每次都会在落地平稳后笑着对我说：“哎呀，又没看见。”我十分肯定杨阳的行为绝非无意，有一次，我知道他要下床了，赶紧用手抱住脑袋，可是肚子却成为他下床的第一落脚点，当时我刚吃完一大碗面条，正准备睡午觉，这一踩险些酿成我的生命危险。事后杨阳说：“本来不想踩你肚子的，可你抱什么脑袋呀！”所以，为了免遭空袭之苦，我还是主动去接电话，打电话的人可够有耐性的，在我穿好鞋走到电话前的这段时间里，铃声又响了不下十声。
“喂，找谁？”这是我们接电话的通用方式，如果对方说要找某个同学，我们从声音判断出此人是学生家长的话，就会语气平和地说：“您稍等。”然后把电话递给要找的这个同学，再附上一句：“你老子。”如果要找的这个同学不在宿舍，我们就会在楼道里大喊：“某某，某某！”此时会有一个脑袋从某间宿舍的门口探出，问道：“干吗？”“电话！”“哦。”他会放下手里的牌或一把瓜子，风风火火地跑出来接电话。如果在我们大喊了许久后这个同学依然没有出现，我们就对电话里的人说：“某某不在宿舍。”对方会感激地说：“谢谢你，喊这么大声，连我都听见了，谢谢啦！”
然而这次电话那端却传来一个匪夷所思的声音：“你是谁？”
我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回答。
幸好对方又说：“我是机床厂的老张。”这才使我茅塞顿开。
接这个电话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原来机床厂的员工们在中午排队买饭的时候发现队伍不再那么混乱，这才意识到我们已有多日未到，而学校和机床厂有言在先，除了安排我们进行生产实习，还要保证我们的出勤，所以厂长要求我们无论有事与否都要出现在工厂。
第二天，我们不得不挤着公共汽车去往昌平。
学校周边坐落着许多民房，那里暂居着大量民工，他们每日早出晚归，同我们一起挤公共汽车。他们在车上遭受许多北京妇女的白眼儿，被认为肮脏、野蛮、没文化，在这里我很愿意为民工打抱不平，虽然他们会在公共汽车上抢座位，但绝没有泼辣的北京妇女抢得凶，民工们坐一会儿仅是为了缓解疲劳，还有许多繁重的工作在等待着他们去做。他们并不野蛮，不会像北京人那样，因为一点儿鸡毛蒜皮而骂得不可开交，他们会同乖巧的小学生一样，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双手交叉，夹在两腿之间，上半身微微弯曲，像个痛经的小姑娘，双眼茫然地注视着窗外，看着车水马龙的街道和一座座现代化建筑。没有他们，这些高楼大厦就不会拔地而起。如果有人把民工比喻作大粪的话，我就要把北京比喻成一块贫瘠的土地，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
每日同我们挤公共汽车的还有白领女士，她们总是在上班规定时间前几分钟才到站，下车后匆匆跑向地下通道或天桥，长发迎风飞舞，高跟鞋走在水泥路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皮包在她们的肩上或手中摆动，并不时地伸出手腕看一下时间，我想这些白领女性中的多数是为了多睡一会儿觉才如此狼狈的。
与白领丽人相比，我们的实习就轻松许多，工程师和技术员正忙于单位分房，无暇顾及我们，只是偶尔带领我们去参观一下车间的生产，然后便让我们自由活动。
我们对齿轮车间情有独钟，因为那里有个女员工长相颇似巩利，凡遇无事可做时，我们就会跑到那里找她聊天。开始她对我们还很热情，总是放下手中的活，同我们海阔天空地畅谈，但当她因为生产的齿轮数量减少和质量不过关而被厂长扣罚奖金时，对我们便不再一如当初，无论何时去找她，她总是半阴着脸，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我们只得不再找她，呆坐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有时，我们会买几包烟，大家围坐一桌，一根接一根不停地抽，直到屋里弥漫的烟雾让我们分辨不出彼此。
终于熬到中午，同学们迫不及待地拿着饭盒奔向食堂，午饭已成为我们一天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吃过午饭，我们会和工人们在操场上踢一会儿足球，他们采用的是全攻全守式粗犷型打法，我们惯用稳守反击，经常以柔克刚。
踢球的时候，工厂的广播站会播放一些工人中间的文学爱好者撰写的散文，播音员并不标准的普通话通过吊在树上的大功率喇叭传出来，响彻整座工厂。散文的内容经常先以开门见山的形式描绘春天美景，然后由刚抽芽的柳条或明媚的阳光联想到工厂自身的发展，继而升华到祖国正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蓬勃发展，全国上下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每当一篇散文读到画龙点睛之处时，我们就会因为提不起精神而被对手灌入一球。
一个月的生产实习在百无聊赖中即将结束，校方规定我们在实习过程中写周记，本以为只是说说而已，可在实习结束的前一天，老师却要求每人必须上交五篇周记，否则按旷工处理，于是大家背起书包，纷纷奔赴教室补写周记。
躺在床上摇晃着脑袋说：“不去。”
我只好去接电话，可刚掀开被角，就感觉寒气逼人，于是又裹紧棉被，躺在里面期待齐思新熬不住或电话铃声自动消失。
这时，杨阳从上铺探出脑袋，看见我俩睁着眼睛无动于衷地躺着，说：“你们怎么不接电话？”
没有人理他，铃声还在继续。
“操，我去接，真他妈懒！”杨阳凭借整日引以为荣的腹肌，没有用手支撑，便以平躺的姿势坐起来，我在下铺感受到从上面传来的剧烈震颤。
“行了，还是我去接吧！”我及时阻止了杨阳，因为他每次下床之前也不看清楚下面的情况，伸脚就踩，好几次他都是踩着我的脸完成下床动作的，而他每次都会在落地平稳后笑着对我说：“哎呀，又没看见。”我十分肯定杨阳的行为绝非无意，有一次，我知道他要下床了，赶紧用手抱住脑袋，可是肚子却成为他下床的第一落脚点，当时我刚吃完一大碗面条，正准备睡午觉，这一踩险些酿成我的生命危险。事后杨阳说：“本来不想踩你肚子的，可你抱什么脑袋呀！”所以，为了免遭空袭之苦，我还是主动去接电话，打电话的人可够有耐性的，在我穿好鞋走到电话前的这段时间里，铃声又响了不下十声。
“喂，找谁？”这是我们接电话的通用方式，如果对方说要找某个同学，我们从声音判断出此人是学生家长的话，就会语气平和地说：“您稍等。”然后把电话递给要找的这个同学，再附上一句：“你老子。”如果要找的这个同学不在宿舍，我们就会在楼道里大喊：“某某，某某！”此时会有一个脑袋从某间宿舍的门口探出，问道：“干吗？”“电话！”“哦。”他会放下手里的牌或一把瓜子，风风火火地跑出来接电话。如果在我们大喊了许久后这个同学依然没有出现，我们就对电话里的人说：“某某不在宿舍。”对方会感激地说：“谢谢你，喊这么大声，连我都听见了，谢谢啦！”
然而这次电话那端却传来一个匪夷所思的声音：“你是谁？”
我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回答。
幸好对方又说：“我是机床厂的老张。”这才使我茅塞顿开。
接这个电话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原来机床厂的员工们在中午排队买饭的时候发现队伍不再那么混乱，这才意识到我们已有多日未到，而学校和机床厂有言在先，除了安排我们进行生产实习，还要保证我们的出勤，所以厂长要求我们无论有事与否都要出现在工厂。
第二天，我们不得不挤着公共汽车去往昌平。
学校周边坐落着许多民房，那里暂居着大量民工，他们每日早出晚归，同我们一起挤公共汽车。他们在车上遭受许多北京妇女的白眼儿，被认为肮脏、野蛮、没文化，在这里我很愿意为民工打抱不平，虽然他们会在公共汽车上抢座位，但绝没有泼辣的北京妇女抢得凶，民工们坐一会儿仅是为了缓解疲劳，还有许多繁重的工作在等待着他们去做。他们并不野蛮，不会像北京人那样，因为一点儿鸡毛蒜皮而骂得不可开交，他们会同乖巧的小学生一样，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双手交叉，夹在两腿之间，上半身微微弯曲，像个痛经的小姑娘，双眼茫然地注视着窗外，看着车水马龙的街道和一座座现代化建筑。没有他们，这些高楼大厦就不会拔地而起。如果有人把民工比喻作大粪的话，我就要把北京比喻成一块贫瘠的土地，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
每日同我们挤公共汽车的还有白领女士，她们总是在上班规定时间前几分钟才到站，下车后匆匆跑向地下通道或天桥，长发迎风飞舞，高跟鞋走在水泥路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皮包在她们的肩上或手中摆动，并不时地伸出手腕看一下时间，我想这些白领女性中的多数是为了多睡一会儿觉才如此狼狈的。
与白领丽人相比，我们的实习就轻松许多，工程师和技术员正忙于单位分房，无暇顾及我们，只是偶尔带领我们去参观一下车间的生产，然后便让我们自由活动。
我们对齿轮车间情有独钟，因为那里有个女员工长相颇似巩利，凡遇无事可做时，我们就会跑到那里找她聊天。开始她对我们还很热情，总是放下手中的活，同我们海阔天空地畅谈，但当她因为生产的齿轮数量减少和质量不过关而被厂长扣罚奖金时，对我们便不再一如当初，无论何时去找她，她总是半阴着脸，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我们只得不再找她，呆坐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有时，我们会买几包烟，大家围坐一桌，一根接一根不停地抽，直到屋里弥漫的烟雾让我们分辨不出彼此。
终于熬到中午，同学们迫不及待地拿着饭盒奔向食堂，午饭已成为我们一天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吃过午饭，我们会和工人们在操场上踢一会儿足球，他们采用的是全攻全守式粗犷型打法，我们惯用稳守反击，经常以柔克刚。
踢球的时候，工厂的广播站会播放一些工人中间的文学爱好者撰写的散文，播音员并不标准的普通话通过吊在树上的大功率喇叭传出来，响彻整座工厂。散文的内容经常先以开门见山的形式描绘春天美景，然后由刚抽芽的柳条或明媚的阳光联想到工厂自身的发展，继而升华到祖国正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蓬勃发展，全国上下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每当一篇散文读到画龙点睛之处时，我们就会因为提不起精神而被对手灌入一球。
一个月的生产实习在百无聊赖中即将结束，校方规定我们在实习过程中写周记，本以为只是说说而已，可在实习结束的前一天，老师却要求每人必须上交五篇周记，否则按旷工处理，于是大家背起书包，纷纷奔赴教室补写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