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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在吃过“救心丸”后，只好求一位过路菜民帮她把车推上了坡顶。按说，一个有冠心病的人是不宜再卖“雪糕”的，但母亲这个人又一向太过刚强，不论再苦再累她都从不把自己最难受的一面暴露给自己的孩子，总是茹苦含辛地一个人硬撑着。
那天，母亲总共卖了4000只雪糕，上午一车，下午一车。大概不到晚上6点就把“雪糕”全部卖光，乐得她连嘴都合不拢了。当天即净赚达百元，相当于那时月薪70余元的监狱管理干部一个半月的工资收入。此外，母亲干事还有股子犟劲儿：即恨债、赚钱不要命。若非这般犟性她也不会老早就把自己的健康给过早地透支掉了。
给我的感觉是，那时省内劳改系统好像毎年七、八月份都要发“防暑补贴”的，加之那时的狱警办公室和监区普遍都没安装空调，故只能采取这种最简易的方式消暑了。听母亲说，监管狱警一买就是几十只或上百只“雪糕”，生意做得老“过瘾了”。
就在那天晚上母亲蹬着“倒骑驴”从二监狱返回市区的路上，由于太过疲惫，母亲在脚踩“倒骑驴”车闸往下放大坡时因一时不慎，突然把车闸踩“秃鲁”了，结果导致整车失控，“倒骑驴”象穿箭似的连人带车从坡顶向坡下飞去……，亏着天近黄昏，迎面没有机动车驶来，外加坡路两边都是菜地且没有深沟，所以当“倒骑驴”歪向路边菜地时，接连在莱地里翻了好几个滚翻后才最终扣到了菜地里。值得庆幸的是，就在“倒骑驴”翻第一个个子的时候，母亲首先被顺势甩到了路边的茄子地里，接着被甩出去的是空雪糕箱子。据母亲描述，当时连人带车从坡顶放下来的那一瞬间，她以为这回算是彻底完了，所以只能把眼睛一闭任凭车子飞行……呼呼的风声在耳边作响……一任听天由命了……
被最早甩出去的母亲，在菜地里躺了好长一会儿功夫，当她恢复理智后先动了动两只胳膊和两条腿，一看没大事，于是又翻动了一下腰也无大碍，接着便从地上慢慢站了起来，结果浑身哪都没受硬伤……，只有两只胳膊受了点轻微的皮外伤。此时，迷信的母亲开始默默地在心里面向苍天和大地祷告道：拜地君赐福！谢老天爷保佑！
接着，母亲去查看甩出10米开外的空雪糕箱，一看除擦掉几片蓝铅油外，基本完好无损；再看一看扣在20米开外地里的“倒骑驴”，上前转动了一下两只车轮好像也没有太大的损伤。看到这些，母亲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而一场突发的大祸就这样在瞬间竟被有惊无险地化解了。
这个世界还是好心人居多。当母亲正犯愁找不到帮手的时候，有一对路过此地的农民夫妇主动前来帮忙了。很快，车被从地里抬到路边，接着又把雪糕箱也弄到车上固定好后才起身离去……
若用“唯心论”的观点分析看待这件事：或可谓之“祖上积德”或叫“善有善报”。但不管咋说，这都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
自从得知母亲出了那档子险事后，一向心思较重的我开始时常挂念起母亲的安危了。回家的第二天，我抽空儿去船营街道北“志诚利药房”给母亲买来了“朱砂”，并把带回的“鹿心粉”兑酒配好了那个治疗冠心病的“偏方”，并督促母亲每晚睡觉前喝上一小盅。
几乎和往常一样，只要我回江城度寒暑两假，淑峰姐家的两个外甥女金巍、金迪就肯定会跟我到临江门老宅来。我也非常喜欢和两个外甥女外加妹妹于丽等三个小家伙在一起度过这21天的暑假。
在我家老宅的左前面和靠东山墙外，有两块加在一起足有300平米的地块可以辟成菜园的。因在家呆着没事，故我把开辟这两畦菜地做为一件正当事集中大干了一周。当时，贵章哥和久章仅把老宅左前方的那块地种了点茄子和豆角，但因伺弄得不到位长得也不大好看。
我先是在东山墙根新建了一个面积足有20平方米的柴禾棚子，用于专门盛装燃煤、堆放引柴、放置散乱杂物和停放母亲卖雪糕的“倒骑驴”。同时在紧挨张森家的木板墙外又新建了一处茅厕。当时挨着厕所的外边是个塌了盖的菜窖大坑，我费了很大气力把大坑填平并把东山墙外这块地弄得平平整整，然后起垄种上了各种应季小菜和大萝卜、白菜等秋菜；最后是将这块地的东南两面夹上了整齐的木板杖。与此同时，我对老宅左前方靠江边种有茄子和豆角的菜地也重新?了一圈木板杖，使整个院落形成了“一廊两园”的新形院落布局。
待上述整治工程完工后，一时令西屋老唐家、后院老金家和张森一家羡慕坏了。眼气得周边邻居没有一家不嫉妒的。说句实在话，住在堂堂都市里谁不想拥有一畦菜地？而我家却一门独享近300平米菜地，岂能不令人眼红？
记得当我在度罢暑假离吉西行之时，菜园里的各种蔬菜长势尤为喜人，一些家常菜完全可以满足包括江南淑峰姐和我们两家一起吃都吃不完。
1982年8月10日，赚钱不要命的母亲又一次拉开了拼命的驾式。在头天晚上我就听她叨咕，说8月10日江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法警队要在北山“黑沙岭刑场”集中枪决6名死刑犯。这对母亲来说无疑是难得一遇的商机。考虑到蹬着“倒骑驴”去北山“黑沙岭”必然要爬越山路大缓坡，为避免发生去江城二监狱那样的险情，我说什么都不让母亲一个人去第二次历险了。故第二天清晨3点我蹬着“倒骑驴”陪母亲一同去红旗雪糕厂排队上了2000只雪糕。
果然如我所料，若无外人帮忙别说一个56岁的老太太，就连我一个大小伙子也休想独自把盛有2000只雪糕的“倒骑驴”推上越山路大缓坡的。在爬越山路大坡时，我让母亲在后边掌控“倒骑驴”往前推车；我则在前把母亲早就备好的一根绳索挎于肩膀在前面拉车。经过20分钟像蜗牛一样地缓缓爬行终于登上了越山路坡顶。然而，但当登顶之后，我身穿的一件衬衫几乎已被汗水浸得透湿。稍事歇息过后，我们很快就赶到了听着令人毛骨悚然的“黑沙岭法场”。
此时也就6点半光景，行刑时间是上午9点半。那年月很多人出于好奇都想亲眼目睹在法场枪毙人的那一幕场景。故一大早一帮帮半大小子和年轻人便老早来到“黑沙岭法场”外围等候。也正是这群人才形成了集中消费“雪糕”的市场群体。
8月10日那天是个假阴天，虽非烈日当头，但天气依然闷热闷热的。总的来说还基本不太影响卖“雪糕”。当我跟母亲找了一处地势稍高一点的地方把车停稳后，三三两两的人们就开始来买雪糕了。大约到了8点半的时候，在“黑沙岭法场”安全距离以外足足云集了2万余人。而此时我跟母亲上的2000只雪糕已经卖出了一多半。
行刑的时间越来越近了。约在上午9点，法院的行刑车队开进了“黑沙岭法场”。前面是法警车开道，接着是一台载有6名死囚的解放牌敞蓬汽车，其中，在汽车驾驶楼的后面由4名武警押着两名被五花大绑，挂着名字上打了红叉的男性“抢劫杀人犯”；车的左侧是4名武警押着两名被五花大绑的死囚，其中一个是“纵火杀人犯”，另一个是“强奸杀人犯”；车的右侧也是4名武警押着两名五花大绑的死囚，两人都是“强奸杀人犯”。紧随其后是一车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待行刑车队依次停稳后，首先是最后一车上的20名武警下车列队，然后一个接一个地跑向外圈做警戒站位，以防有死囚家属情绪失控冲进法场。接下来，是12名武警陆续押着6名死囚依次下车走去他们各自应该跪立于地的位置。
我和母亲停放“倒骑驴”的地方是一处很理想的观望点，可大致看清每名死囚下车时的神态和情绪波动情况。给我的感觉，6名死囚中只有一名“抢劫杀人犯”还算挺有钢条，且在下车那一瞬间没“堆缩”，其余5位几乎腿软得是被两个武警硬给架过去的。通观6位死囚的表情，一个个面色如土，没有一点血色，脸上普遍挂满了绝望的神色……
由此可见，对于生命而言如果哪个人敢说他不畏惧死亡，那绝对是假话。站在人性本能的角度看，当一个人明知自己生命行将终结，大限即将来临那一刻，只要他还是个人，那么就没有谁不想多吸一口这个世界的空气和多看一眼这个世界的太阳。
行刑的时间到了。随着行刑队指挥长的一声令下，但听6声清脆的枪声响过后，那6位死囚纷纷大头朝前扑倒于地。随后是一名提着手枪的武警对尚未死去的囚犯执行验尸补枪。在我的记忆里那名武警只对一名囚犯补开了一枪。
似乎就在行刑枪声响起的同时，那些站在围观人群中的死囚的家属也随之发出了一片撕心裂肺般的哭嚎之声……
事实说明：目睹法院对死囚的行刑全过程，那就是上了一堂再直观不过的法制课。对于青少年来说，我们虽不提倡光临法场观看，但起码应在课堂加放这类短片。因为只有让青少年看到血溅七步的场景，才能让他们深以为鉴并在心中产生对于国家法纪的敬畏。
短暂的1982年暑假在不知不觉中一晃又过去了。就在昨晚睡觉前，我跟母亲一直谈到很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话题是告诫母亲：孩子们陆续都自立了，你身体又大不如前，就不要再拼命赚钱了，否则我远在镇赉也不会安心的。
听了我牵肠挂肚的告诫，母亲不时地频频点头。但我心明镜似的，她这个人一旦走上大街，骑上“倒骑驴”，进入生意场立马就会忘记自己是一个“冠心病”患者。若非如此，那就根本不是她了。记得唐诗中有“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名句，打这以后时常挂记母亲安危反倒成了我“每至夜静倍思母”的一块“心病”。
无奈在吃过“救心丸”后，只好求一位过路菜民帮她把车推上了坡顶。按说，一个有冠心病的人是不宜再卖“雪糕”的，但母亲这个人又一向太过刚强，不论再苦再累她都从不把自己最难受的一面暴露给自己的孩子，总是茹苦含辛地一个人硬撑着。
那天，母亲总共卖了4000只雪糕，上午一车，下午一车。大概不到晚上6点就把“雪糕”全部卖光，乐得她连嘴都合不拢了。当天即净赚达百元，相当于那时月薪70余元的监狱管理干部一个半月的工资收入。此外，母亲干事还有股子犟劲儿：即恨债、赚钱不要命。若非这般犟性她也不会老早就把自己的健康给过早地透支掉了。
给我的感觉是，那时省内劳改系统好像毎年七、八月份都要发“防暑补贴”的，加之那时的狱警办公室和监区普遍都没安装空调，故只能采取这种最简易的方式消暑了。听母亲说，监管狱警一买就是几十只或上百只“雪糕”，生意做得老“过瘾了”。
就在那天晚上母亲蹬着“倒骑驴”从二监狱返回市区的路上，由于太过疲惫，母亲在脚踩“倒骑驴”车闸往下放大坡时因一时不慎，突然把车闸踩“秃鲁”了，结果导致整车失控，“倒骑驴”象穿箭似的连人带车从坡顶向坡下飞去……，亏着天近黄昏，迎面没有机动车驶来，外加坡路两边都是菜地且没有深沟，所以当“倒骑驴”歪向路边菜地时，接连在莱地里翻了好几个滚翻后才最终扣到了菜地里。值得庆幸的是，就在“倒骑驴”翻第一个个子的时候，母亲首先被顺势甩到了路边的茄子地里，接着被甩出去的是空雪糕箱子。据母亲描述，当时连人带车从坡顶放下来的那一瞬间，她以为这回算是彻底完了，所以只能把眼睛一闭任凭车子飞行……呼呼的风声在耳边作响……一任听天由命了……
被最早甩出去的母亲，在菜地里躺了好长一会儿功夫，当她恢复理智后先动了动两只胳膊和两条腿，一看没大事，于是又翻动了一下腰也无大碍，接着便从地上慢慢站了起来，结果浑身哪都没受硬伤……，只有两只胳膊受了点轻微的皮外伤。此时，迷信的母亲开始默默地在心里面向苍天和大地祷告道：拜地君赐福！谢老天爷保佑！
接着，母亲去查看甩出10米开外的空雪糕箱，一看除擦掉几片蓝铅油外，基本完好无损；再看一看扣在20米开外地里的“倒骑驴”，上前转动了一下两只车轮好像也没有太大的损伤。看到这些，母亲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而一场突发的大祸就这样在瞬间竟被有惊无险地化解了。
这个世界还是好心人居多。当母亲正犯愁找不到帮手的时候，有一对路过此地的农民夫妇主动前来帮忙了。很快，车被从地里抬到路边，接着又把雪糕箱也弄到车上固定好后才起身离去……
若用“唯心论”的观点分析看待这件事：或可谓之“祖上积德”或叫“善有善报”。但不管咋说，这都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
自从得知母亲出了那档子险事后，一向心思较重的我开始时常挂念起母亲的安危了。回家的第二天，我抽空儿去船营街道北“志诚利药房”给母亲买来了“朱砂”，并把带回的“鹿心粉”兑酒配好了那个治疗冠心病的“偏方”，并督促母亲每晚睡觉前喝上一小盅。
几乎和往常一样，只要我回江城度寒暑两假，淑峰姐家的两个外甥女金巍、金迪就肯定会跟我到临江门老宅来。我也非常喜欢和两个外甥女外加妹妹于丽等三个小家伙在一起度过这21天的暑假。
在我家老宅的左前面和靠东山墙外，有两块加在一起足有300平米的地块可以辟成菜园的。因在家呆着没事，故我把开辟这两畦菜地做为一件正当事集中大干了一周。当时，贵章哥和久章仅把老宅左前方的那块地种了点茄子和豆角，但因伺弄得不到位长得也不大好看。
我先是在东山墙根新建了一个面积足有20平方米的柴禾棚子，用于专门盛装燃煤、堆放引柴、放置散乱杂物和停放母亲卖雪糕的“倒骑驴”。同时在紧挨张森家的木板墙外又新建了一处茅厕。当时挨着厕所的外边是个塌了盖的菜窖大坑，我费了很大气力把大坑填平并把东山墙外这块地弄得平平整整，然后起垄种上了各种应季小菜和大萝卜、白菜等秋菜；最后是将这块地的东南两面夹上了整齐的木板杖。与此同时，我对老宅左前方靠江边种有茄子和豆角的菜地也重新?了一圈木板杖，使整个院落形成了“一廊两园”的新形院落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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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8月10日，赚钱不要命的母亲又一次拉开了拼命的驾式。在头天晚上我就听她叨咕，说8月10日江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法警队要在北山“黑沙岭刑场”集中枪决6名死刑犯。这对母亲来说无疑是难得一遇的商机。考虑到蹬着“倒骑驴”去北山“黑沙岭”必然要爬越山路大缓坡，为避免发生去江城二监狱那样的险情，我说什么都不让母亲一个人去第二次历险了。故第二天清晨3点我蹬着“倒骑驴”陪母亲一同去红旗雪糕厂排队上了2000只雪糕。
果然如我所料，若无外人帮忙别说一个56岁的老太太，就连我一个大小伙子也休想独自把盛有2000只雪糕的“倒骑驴”推上越山路大缓坡的。在爬越山路大坡时，我让母亲在后边掌控“倒骑驴”往前推车；我则在前把母亲早就备好的一根绳索挎于肩膀在前面拉车。经过20分钟像蜗牛一样地缓缓爬行终于登上了越山路坡顶。然而，但当登顶之后，我身穿的一件衬衫几乎已被汗水浸得透湿。稍事歇息过后，我们很快就赶到了听着令人毛骨悚然的“黑沙岭法场”。
此时也就6点半光景，行刑时间是上午9点半。那年月很多人出于好奇都想亲眼目睹在法场枪毙人的那一幕场景。故一大早一帮帮半大小子和年轻人便老早来到“黑沙岭法场”外围等候。也正是这群人才形成了集中消费“雪糕”的市场群体。
8月10日那天是个假阴天，虽非烈日当头，但天气依然闷热闷热的。总的来说还基本不太影响卖“雪糕”。当我跟母亲找了一处地势稍高一点的地方把车停稳后，三三两两的人们就开始来买雪糕了。大约到了8点半的时候，在“黑沙岭法场”安全距离以外足足云集了2万余人。而此时我跟母亲上的2000只雪糕已经卖出了一多半。
行刑的时间越来越近了。约在上午9点，法院的行刑车队开进了“黑沙岭法场”。前面是法警车开道，接着是一台载有6名死囚的解放牌敞蓬汽车，其中，在汽车驾驶楼的后面由4名武警押着两名被五花大绑，挂着名字上打了红叉的男性“抢劫杀人犯”；车的左侧是4名武警押着两名被五花大绑的死囚，其中一个是“纵火杀人犯”，另一个是“强奸杀人犯”；车的右侧也是4名武警押着两名五花大绑的死囚，两人都是“强奸杀人犯”。紧随其后是一车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待行刑车队依次停稳后，首先是最后一车上的20名武警下车列队，然后一个接一个地跑向外圈做警戒站位，以防有死囚家属情绪失控冲进法场。接下来，是12名武警陆续押着6名死囚依次下车走去他们各自应该跪立于地的位置。
我和母亲停放“倒骑驴”的地方是一处很理想的观望点，可大致看清每名死囚下车时的神态和情绪波动情况。给我的感觉，6名死囚中只有一名“抢劫杀人犯”还算挺有钢条，且在下车那一瞬间没“堆缩”，其余5位几乎腿软得是被两个武警硬给架过去的。通观6位死囚的表情，一个个面色如土，没有一点血色，脸上普遍挂满了绝望的神色……
由此可见，对于生命而言如果哪个人敢说他不畏惧死亡，那绝对是假话。站在人性本能的角度看，当一个人明知自己生命行将终结，大限即将来临那一刻，只要他还是个人，那么就没有谁不想多吸一口这个世界的空气和多看一眼这个世界的太阳。
行刑的时间到了。随着行刑队指挥长的一声令下，但听6声清脆的枪声响过后，那6位死囚纷纷大头朝前扑倒于地。随后是一名提着手枪的武警对尚未死去的囚犯执行验尸补枪。在我的记忆里那名武警只对一名囚犯补开了一枪。
似乎就在行刑枪声响起的同时，那些站在围观人群中的死囚的家属也随之发出了一片撕心裂肺般的哭嚎之声……
事实说明：目睹法院对死囚的行刑全过程，那就是上了一堂再直观不过的法制课。对于青少年来说，我们虽不提倡光临法场观看，但起码应在课堂加放这类短片。因为只有让青少年看到血溅七步的场景，才能让他们深以为鉴并在心中产生对于国家法纪的敬畏。
短暂的1982年暑假在不知不觉中一晃又过去了。就在昨晚睡觉前，我跟母亲一直谈到很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话题是告诫母亲：孩子们陆续都自立了，你身体又大不如前，就不要再拼命赚钱了，否则我远在镇赉也不会安心的。
听了我牵肠挂肚的告诫，母亲不时地频频点头。但我心明镜似的，她这个人一旦走上大街，骑上“倒骑驴”，进入生意场立马就会忘记自己是一个“冠心病”患者。若非如此，那就根本不是她了。记得唐诗中有“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名句，打这以后时常挂记母亲安危反倒成了我“每至夜静倍思母”的一块“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