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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户的孩子都挺多。
大户人家有老单家、老付家、老于家。我家靠江边小院住有金成章家、张林家和老唐家。其中老唐大婶任居民组长，是位精明干瘦且很会搬弄是非的老太太。老唐大叔是个心地善良且不乏助人为乐品行的铁路工人，在龙潭山火车站当调度员。他们膝下有唐立萍和唐立花俩姑娘。其中唐丽萍是领养的，唐丽花是自己生的。在我们童年的记忆中，唐丽萍长相不错，但书读得一般，把心思好象都用到了出卖自己的“色相”上。唐家二老一度被唐丽萍气得鼓鼓的毫无一点办法。丽花容貌普通，但老实懂事从不惹爹妈生气。临江街道九组和八组相邻，加在一起有百十个孩子。每到星期礼拜两个组的孩子都聚到一起“打口袋”、“踢毽子”、“跳大绳”，干啥的都有，老热闹了。尤其快过春节的时候，孩子们没有一个不盼年的。因为只有过年，孩子们才能混上两联“小鞭”或几块糖果，家庭条件稍好点的，象“该东”、“单四”、“老白”等兴许还都能做上一件新衣服。我家当时是两个居民组最穷的，故老妈能为我们包上顿饺子和买回点糖块、冻梨已经是相当不错了。至于穿的，寒酸得简直无法形容。
第二件是1967年冬天去北山冰场打“冰溜儿”。怕3岁多一点的久章被冻坏我坚决不带他去，但他死活非要跟着。到了北山冰场，久章棉袄的两只袖口竟因擦鼻涕眼泪已经被冻得“梆硬锃亮”。不但久章如此，其实这种穿戴简真就是当年我陈氏兄弟的“标配”。艰辛的童年生活，与吃不饱穿不暖相伴的是随时都可能潜在“性命之忧”。那时，在一块玩耍的孩子，磕磕碰碰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尤其是“面江而居”的我们，每到暑季总会有孩子溺水而亡。盛夏时节，我们几乎经常泡在江边的水里，或玩“打水仗”，或“打渔摸髅蛄”，孩子们个个都练就了一身会游泳的好本事。当时温德江滨公园有个“王八坑”，一到夏天肯定会淹死五七八个孩子。我们家哥几个包括三哥贵章在内都在这个“王八坑”留有许多童年的故事。换句话说，在学“游泳”的过程中，我们哥们儿都有过多次“溺水”的经历，无非是不说而已。就拿我自己来说吧，七岁的时候就是孩子群里出了名的“游泳能手”，八岁就能横渡松花江了。一次，领着久章跟儿时的玩伴包立会和赵华东等去“王八坑戏水”，久章年岁小在坑边“玩和泥摔炮”；我和立会、华东等下到深水区“打水仗”。那天可能是早上没吃饱饭的缘故，玩着玩着眼前一黑就沉到水里浮不上来了。后来也不知在水里“扑腾”多久最后被在跟前玩水的大孩子（已记不得名字）把我从水里捞上岸边，直到他们把我喝进肚里的泥汤“控”出来，我才醒过来。吓得久章坐在旁边只是一个劲儿“哇啦哇啦”的哭。这件事发生后，我和久章晚上回家后竟象没事人一样谁都没有说过。因为类似“淹溺”的事件时有发生，简直就是稀松平常的事儿，任何人都不会大惊小怪。
第三件是我们一帮小孩在老付家院门前停着的一辆卸了骡马的空车上“玩压悠儿”轧死人的事。当时空车前头支在车猿下的“绞锥”被碰倒后先让前边孩子压得车辕向前倾斜，接着后边孩子又压着向后倾斜，然而谁都没想到不知啥时候大院老董家的小女孩却被一不小心绊倒后摔到车底下给活活“轧死了”。在我的记忆里，那个小姑娘白白净净长得既漂亮又可爱，被压得鼻口出血。事情发生后，她的母亲首先赶来了，自然是象疯了一样的“大哭”，而后不知是谁又从哪找来一位“老先生”把这个女孩给匆匆简单装殓“发送”了。但肯定是没有追究某一孩子的责任。此事若放到现在，这个女孩的父母肯定要通过司法途径为孩子讨个公道。可是那个年代家家都多子多女，生命哪有现在这么“金贵”呀！
由此可见，童年时期的我们，特别象久章那些不斤“磕打”的孩子能按自然生存法则存活下来简直就是生命的“奇迹”！
公元1966年的暑期。
整个国家社会的政治形态已呈现出风起云涌之势。起初是一拔又一拨的大中院校学生，人人胸佩一枚“毛主席像章”；个个手拿一本“红宝书”不时此起彼伏地走上街头游行，口中还不时地喊出：“坚决砸碎资产阶级司令部”和“坚决扞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口号。而东关宾馆广场和临江门广场则是各支游行队伍的聚集地。每天都有几千人在那里象“打仗似”的散发各色传单和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随后不久，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外加“大字报”为主要斗争形式的“文攻”迅速从大中学校向全社会各个角落漫延、扩展……。
随着这场前所未有的文化革命运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快速演进，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领域都受到了严重冲击。伴随着斗争形式的变异，每个家庭几乎都被“撕裂”。特别是当时间进入到1967年下半年，整个社会和家庭形态似乎都发生了让人难以预知的重大变化：
首先，这场文化运动带给上层建筑的冲击是：一大批市里的老干部如李守善、姜卓等均被打倒、揪斗。一年前他们还是受人尊敬的书记、市长；现如今却被带着“高帽”，在一夜之间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其次，这场文化运动给工农商学领域的冲击是：所有的工厂、学校、商店都乱套了，人们的思想就象“煮沸的开水”一样沸腾起来，每个人的世界好象都多出了许多“对立派”。最明显的是整个社会被人为地划分成“革命”和“保皇”两派。当时大中院校的学生叫“红卫兵”、小学生叫“红小兵”。起初是全国性的“大串联”，为此毛主席还在天安门广场六次接见到北京“串联”的红卫兵。那时，以“邢燕子”、侯隽、焦淑凤为代表的几名红卫兵小将都是年轻一代的“偶像”煞是出名。好象就在毛主席多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全国各地“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夺权运动”才愈演愈烈了。各级领导和企业负责人、学校校长和老教师等统统被打倒，取而代之的是一大批具有反叛和造反精神的人。当年在吉林市的两派造反队伍中，“八三一”被称为“保皇派”，司令部初期设在毓文中学，后移至电力学院。“杜晓峰”是当时最出名的“学生领袖”；井冈山”被称为“革命派”，司令部设在东关铁路中学。
再次，这场文化运动带给我家的冲击是：一、稍大些的淑峰姐和三哥贵章险些被卷入“政治旋涡”。当时淑峰姐18岁，正值豆蔻年华，既是毓文中学的在读生，也是“八三一”学生领袖杜晓峰的崇拜者，其政治倾向明显站在“八三一”一边；二哥陈富章（后改名陈冰）政治倾向隶属“井冈山派”，故在我的印象里二哥不回家则已，一回来就跟淑峰姐没完没了的“掰扯”。此外，14岁的贵章哥虽在五小读书，但却也是学校红小兵组织的“领军人物”，好像他不仅在五小有过组织学生“揪斗裴校长”的政治举动，而且有事没事地也愿意领着我去看看“大字报”啥的，还时不时地总想跟淑峰姐“叨扯叨扯”一些政治话题。记得淑峰姐当时在毓文中学也是挺有影响力的人，不仅人长得俊俏，字也写得漂亮极了，身边总能聚拢一些拥戴她的班内同学，其中还不乏象“贾来顺”和“吕丛州”等优秀的男同学。1968年，是“井冈山”和“八三一”由“文攻”转向“武卫”的演变期。当时，力量单薄的“八三一”被“井冈山”围剿得只剩下“电力学院”最后一个据点。若不是暑期的一个黄昏有多台载有“八三一”武装学生的“敞篷”解放汽车在临江门广场被“井冈山”一派掀翻后用“汽油燃烧瓶”烧死许多学生的“惨案”发生，淑峰姐被我妈强行反锁家中禁止出屋的话，倔犟的姐姐或许可能就跟“杜晓峰”他（她）们退出城区到山上打游击去了。二是这波文化革命浪潮让我的母亲又一次的“丢掉了饭碗”。本来母亲凭着在短时间内考下的“理发技师证”已被安排到街道合作性质的头道码头拐角“理发店”上班，再也不用风吹日晒了，而且每月还能有上百元的不斐收入。可是好景不长，1968年冬天，“井冈山”与“八三一”两派的“武斗”已然升级到“真刀真枪”阶段。其中母亲赖以维生的理发店门前竟然还被“八三一”派用沙袋垒起战壕并架设了两挺机关枪。无奈，理发店只能被迫关门。正因武斗升级和深怕女儿有性命之忧，母亲开始整天看着淑峰姐绝对不准离开家门半步。在此期间，她的同学曾多次到家来策应我姐“离家出走”，但不乏孝心的姐姐最终还是向老妈妥协了，没敢离开家门半步。后来的事实验证，老妈的做法无比正确。一则是“八三一”因打砸抢致死的30多位被葬在电力学院的学生后来全被抠出按“白死”埋到了北山黑沙岭乱葬岗子，最后连块墓碑都没混着；二则是“八三一”的多位学生领袖，后来包括“杜晓峰”在内都按“打砸抢”三种人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1969年，是我陈氏一家的“多事之年”。随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全国两派的“大联合”和政治上的“三结合”成为全国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各级革委会开始建立起来，一部分被关进“牛棚”的老干部也被解放，除个别地方外“武斗”基本被终止。但对我家而言，母亲还是处在失业状态。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老妈在我姥爷和当兵大舅的劝说下才免强同意改嫁找个丈夫帮着养活一帮半大小子。
当时老妈经人介绍先后看过两个对象。第一个是老妈瞧不上人家，有孩子担心过不到一起放弃了；第二个是人家嫌咱家孩子多于是又吹了。第三个就是小丽的生父于海生，大老妈16岁。介绍人是临江街道的马主任。当时继父的两女一儿均已长大成家，月工资76.5元是当时吉林二监狱的科级干部。关系确定之后，老妈就和继父结了婚。此后继父也很好地履行了对我们几个半大小子的“抚养义务”。从此，家庭生活境况有了明显改观，我们哥几个总算能穿上件新衣服和吃上顿饱饭了。这些都是继父带给我们的改变。继父于海生是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革命”。在省内公安系统和吉林市有着相当不错的“人脉”。他心地善良，脾气火爆，心气顺的时候怎么都行，一旦生气发起脾气来对我们是绝不手软的。在我们哥几个中，三哥几乎和继父没在一起生活过；我是什么人都能将就的，又不讨厌，所以基本没挨过继父的打；久章因年龄只有五、六岁，且相对懂事也没挨继父多少打；惟有老五因一淘二馋没少挨继父的收拾。为此，老妈因心疼老五没少跟继父动手“抓挠”到一块儿。按说那时的老五也真是能气死个人，总是因为口吃的不惜挑战继父的“底线”。即总爱偷吃继父自制的常备下酒小菜。
1969年11月，在中苏珍宝岛战事发生后，为适应准备打仗需要，城市开始大量向外疏散人口。各单位都要拿出一定比例的人员向农村疏散以减轻城防压力。由于继父在吉林监狱是在经济上犯有过失人员，所以便被作为首批疏散对象下放到吉林省劳改镇赉四方坨子监狱十分场。就这样，做为他的家人母亲带着11岁的我、7岁的老五和5岁的久章也一并前往了北大荒四方坨子农场。三哥当时因不愿去“北大荒”继续留在市内“捡煤核度日”；淑峰姐随我们到镇赉一看太过荒凉，故也于3个月后重返吉林走上了前往磐石明城的“知青上山下乡之路”……。
每户的孩子都挺多。
大户人家有老单家、老付家、老于家。我家靠江边小院住有金成章家、张林家和老唐家。其中老唐大婶任居民组长，是位精明干瘦且很会搬弄是非的老太太。老唐大叔是个心地善良且不乏助人为乐品行的铁路工人，在龙潭山火车站当调度员。他们膝下有唐立萍和唐立花俩姑娘。其中唐丽萍是领养的，唐丽花是自己生的。在我们童年的记忆中，唐丽萍长相不错，但书读得一般，把心思好象都用到了出卖自己的“色相”上。唐家二老一度被唐丽萍气得鼓鼓的毫无一点办法。丽花容貌普通，但老实懂事从不惹爹妈生气。临江街道九组和八组相邻，加在一起有百十个孩子。每到星期礼拜两个组的孩子都聚到一起“打口袋”、“踢毽子”、“跳大绳”，干啥的都有，老热闹了。尤其快过春节的时候，孩子们没有一个不盼年的。因为只有过年，孩子们才能混上两联“小鞭”或几块糖果，家庭条件稍好点的，象“该东”、“单四”、“老白”等兴许还都能做上一件新衣服。我家当时是两个居民组最穷的，故老妈能为我们包上顿饺子和买回点糖块、冻梨已经是相当不错了。至于穿的，寒酸得简直无法形容。
第二件是1967年冬天去北山冰场打“冰溜儿”。怕3岁多一点的久章被冻坏我坚决不带他去，但他死活非要跟着。到了北山冰场，久章棉袄的两只袖口竟因擦鼻涕眼泪已经被冻得“梆硬锃亮”。不但久章如此，其实这种穿戴简真就是当年我陈氏兄弟的“标配”。艰辛的童年生活，与吃不饱穿不暖相伴的是随时都可能潜在“性命之忧”。那时，在一块玩耍的孩子，磕磕碰碰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尤其是“面江而居”的我们，每到暑季总会有孩子溺水而亡。盛夏时节，我们几乎经常泡在江边的水里，或玩“打水仗”，或“打渔摸髅蛄”，孩子们个个都练就了一身会游泳的好本事。当时温德江滨公园有个“王八坑”，一到夏天肯定会淹死五七八个孩子。我们家哥几个包括三哥贵章在内都在这个“王八坑”留有许多童年的故事。换句话说，在学“游泳”的过程中，我们哥们儿都有过多次“溺水”的经历，无非是不说而已。就拿我自己来说吧，七岁的时候就是孩子群里出了名的“游泳能手”，八岁就能横渡松花江了。一次，领着久章跟儿时的玩伴包立会和赵华东等去“王八坑戏水”，久章年岁小在坑边“玩和泥摔炮”；我和立会、华东等下到深水区“打水仗”。那天可能是早上没吃饱饭的缘故，玩着玩着眼前一黑就沉到水里浮不上来了。后来也不知在水里“扑腾”多久最后被在跟前玩水的大孩子（已记不得名字）把我从水里捞上岸边，直到他们把我喝进肚里的泥汤“控”出来，我才醒过来。吓得久章坐在旁边只是一个劲儿“哇啦哇啦”的哭。这件事发生后，我和久章晚上回家后竟象没事人一样谁都没有说过。因为类似“淹溺”的事件时有发生，简直就是稀松平常的事儿，任何人都不会大惊小怪。
第三件是我们一帮小孩在老付家院门前停着的一辆卸了骡马的空车上“玩压悠儿”轧死人的事。当时空车前头支在车猿下的“绞锥”被碰倒后先让前边孩子压得车辕向前倾斜，接着后边孩子又压着向后倾斜，然而谁都没想到不知啥时候大院老董家的小女孩却被一不小心绊倒后摔到车底下给活活“轧死了”。在我的记忆里，那个小姑娘白白净净长得既漂亮又可爱，被压得鼻口出血。事情发生后，她的母亲首先赶来了，自然是象疯了一样的“大哭”，而后不知是谁又从哪找来一位“老先生”把这个女孩给匆匆简单装殓“发送”了。但肯定是没有追究某一孩子的责任。此事若放到现在，这个女孩的父母肯定要通过司法途径为孩子讨个公道。可是那个年代家家都多子多女，生命哪有现在这么“金贵”呀！
由此可见，童年时期的我们，特别象久章那些不斤“磕打”的孩子能按自然生存法则存活下来简直就是生命的“奇迹”！
公元1966年的暑期。
整个国家社会的政治形态已呈现出风起云涌之势。起初是一拔又一拨的大中院校学生，人人胸佩一枚“毛主席像章”；个个手拿一本“红宝书”不时此起彼伏地走上街头游行，口中还不时地喊出：“坚决砸碎资产阶级司令部”和“坚决扞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口号。而东关宾馆广场和临江门广场则是各支游行队伍的聚集地。每天都有几千人在那里象“打仗似”的散发各色传单和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随后不久，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外加“大字报”为主要斗争形式的“文攻”迅速从大中学校向全社会各个角落漫延、扩展……。
随着这场前所未有的文化革命运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快速演进，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领域都受到了严重冲击。伴随着斗争形式的变异，每个家庭几乎都被“撕裂”。特别是当时间进入到1967年下半年，整个社会和家庭形态似乎都发生了让人难以预知的重大变化：
首先，这场文化运动带给上层建筑的冲击是：一大批市里的老干部如李守善、姜卓等均被打倒、揪斗。一年前他们还是受人尊敬的书记、市长；现如今却被带着“高帽”，在一夜之间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其次，这场文化运动给工农商学领域的冲击是：所有的工厂、学校、商店都乱套了，人们的思想就象“煮沸的开水”一样沸腾起来，每个人的世界好象都多出了许多“对立派”。最明显的是整个社会被人为地划分成“革命”和“保皇”两派。当时大中院校的学生叫“红卫兵”、小学生叫“红小兵”。起初是全国性的“大串联”，为此毛主席还在天安门广场六次接见到北京“串联”的红卫兵。那时，以“邢燕子”、侯隽、焦淑凤为代表的几名红卫兵小将都是年轻一代的“偶像”煞是出名。好象就在毛主席多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全国各地“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夺权运动”才愈演愈烈了。各级领导和企业负责人、学校校长和老教师等统统被打倒，取而代之的是一大批具有反叛和造反精神的人。当年在吉林市的两派造反队伍中，“八三一”被称为“保皇派”，司令部初期设在毓文中学，后移至电力学院。“杜晓峰”是当时最出名的“学生领袖”；井冈山”被称为“革命派”，司令部设在东关铁路中学。
再次，这场文化运动带给我家的冲击是：一、稍大些的淑峰姐和三哥贵章险些被卷入“政治旋涡”。当时淑峰姐18岁，正值豆蔻年华，既是毓文中学的在读生，也是“八三一”学生领袖杜晓峰的崇拜者，其政治倾向明显站在“八三一”一边；二哥陈富章（后改名陈冰）政治倾向隶属“井冈山派”，故在我的印象里二哥不回家则已，一回来就跟淑峰姐没完没了的“掰扯”。此外，14岁的贵章哥虽在五小读书，但却也是学校红小兵组织的“领军人物”，好像他不仅在五小有过组织学生“揪斗裴校长”的政治举动，而且有事没事地也愿意领着我去看看“大字报”啥的，还时不时地总想跟淑峰姐“叨扯叨扯”一些政治话题。记得淑峰姐当时在毓文中学也是挺有影响力的人，不仅人长得俊俏，字也写得漂亮极了，身边总能聚拢一些拥戴她的班内同学，其中还不乏象“贾来顺”和“吕丛州”等优秀的男同学。1968年，是“井冈山”和“八三一”由“文攻”转向“武卫”的演变期。当时，力量单薄的“八三一”被“井冈山”围剿得只剩下“电力学院”最后一个据点。若不是暑期的一个黄昏有多台载有“八三一”武装学生的“敞篷”解放汽车在临江门广场被“井冈山”一派掀翻后用“汽油燃烧瓶”烧死许多学生的“惨案”发生，淑峰姐被我妈强行反锁家中禁止出屋的话，倔犟的姐姐或许可能就跟“杜晓峰”他（她）们退出城区到山上打游击去了。二是这波文化革命浪潮让我的母亲又一次的“丢掉了饭碗”。本来母亲凭着在短时间内考下的“理发技师证”已被安排到街道合作性质的头道码头拐角“理发店”上班，再也不用风吹日晒了，而且每月还能有上百元的不斐收入。可是好景不长，1968年冬天，“井冈山”与“八三一”两派的“武斗”已然升级到“真刀真枪”阶段。其中母亲赖以维生的理发店门前竟然还被“八三一”派用沙袋垒起战壕并架设了两挺机关枪。无奈，理发店只能被迫关门。正因武斗升级和深怕女儿有性命之忧，母亲开始整天看着淑峰姐绝对不准离开家门半步。在此期间，她的同学曾多次到家来策应我姐“离家出走”，但不乏孝心的姐姐最终还是向老妈妥协了，没敢离开家门半步。后来的事实验证，老妈的做法无比正确。一则是“八三一”因打砸抢致死的30多位被葬在电力学院的学生后来全被抠出按“白死”埋到了北山黑沙岭乱葬岗子，最后连块墓碑都没混着；二则是“八三一”的多位学生领袖，后来包括“杜晓峰”在内都按“打砸抢”三种人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1969年，是我陈氏一家的“多事之年”。随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全国两派的“大联合”和政治上的“三结合”成为全国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各级革委会开始建立起来，一部分被关进“牛棚”的老干部也被解放，除个别地方外“武斗”基本被终止。但对我家而言，母亲还是处在失业状态。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老妈在我姥爷和当兵大舅的劝说下才免强同意改嫁找个丈夫帮着养活一帮半大小子。
当时老妈经人介绍先后看过两个对象。第一个是老妈瞧不上人家，有孩子担心过不到一起放弃了；第二个是人家嫌咱家孩子多于是又吹了。第三个就是小丽的生父于海生，大老妈16岁。介绍人是临江街道的马主任。当时继父的两女一儿均已长大成家，月工资76.5元是当时吉林二监狱的科级干部。关系确定之后，老妈就和继父结了婚。此后继父也很好地履行了对我们几个半大小子的“抚养义务”。从此，家庭生活境况有了明显改观，我们哥几个总算能穿上件新衣服和吃上顿饱饭了。这些都是继父带给我们的改变。继父于海生是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革命”。在省内公安系统和吉林市有着相当不错的“人脉”。他心地善良，脾气火爆，心气顺的时候怎么都行，一旦生气发起脾气来对我们是绝不手软的。在我们哥几个中，三哥几乎和继父没在一起生活过；我是什么人都能将就的，又不讨厌，所以基本没挨过继父的打；久章因年龄只有五、六岁，且相对懂事也没挨继父多少打；惟有老五因一淘二馋没少挨继父的收拾。为此，老妈因心疼老五没少跟继父动手“抓挠”到一块儿。按说那时的老五也真是能气死个人，总是因为口吃的不惜挑战继父的“底线”。即总爱偷吃继父自制的常备下酒小菜。
1969年11月，在中苏珍宝岛战事发生后，为适应准备打仗需要，城市开始大量向外疏散人口。各单位都要拿出一定比例的人员向农村疏散以减轻城防压力。由于继父在吉林监狱是在经济上犯有过失人员，所以便被作为首批疏散对象下放到吉林省劳改镇赉四方坨子监狱十分场。就这样，做为他的家人母亲带着11岁的我、7岁的老五和5岁的久章也一并前往了北大荒四方坨子农场。三哥当时因不愿去“北大荒”继续留在市内“捡煤核度日”；淑峰姐随我们到镇赉一看太过荒凉，故也于3个月后重返吉林走上了前往磐石明城的“知青上山下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