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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的灾难年代，年代之初日军就开始对中国发起挑衅，七七事变则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积弱太久、力量涣散的中国军队在日军刚开始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中国进入了危急存亡的关头。国民党政府被迫从南京迁至武汉而至重庆，蒋介石也被迫飞往各个战场进行督战，也是事态所逼。严峻的事态并没有给蒋介石时间和机会去思考和调整国内事务。1938年10月后，日军随着占领地的扩大，兵力已不够分配，同时由于其它各方面的复杂因素，诸如借钱打仗，国际信用度降低；军费巨大的开支，迫使国内租税加重，国内人民的厌战情绪增加等，日本开始改变战略，进攻步伐逐渐缓慢下来，为蒋介石解决国内事务、消除自己的忧虑和恐惧提供了时间和机会，同时日本的新战略也给了蒋介石心理上的空间，注意力转向了国内。
日本的新战略在政治上从反蒋转为拉蒋，将重点放在对国民政府“和平工作”上，使蒋介石可以暂时从抗日事务中脱身出来，所以蒋介石才会在1939年1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在“共产党之到处企图发展”。
日本的侵略也给了蒋介石统一全国的政治机会。中国多年来一直处于各路诸侯、各派势力独霸一方的局面，虽然表面上蒋介石政府重新统一了中国，但中央政府形同虚设，除了对中共的忧虑和恐惧之外，各派军阀势力也是蒋介石头痛的问题。日军的侵略给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借机统一全国、发展自身的藉口和机会。
中共的军队在抗战中得到了发展，同样在抗战中国民党的军队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充。国民党军队“自开战至本月二十日（注：此时为1938年11月20日。），共计补前方兵员为一百九十四万七千余（其川滇桂晋冀鲁各军自行补充此尚未计及）”。虽然抗战初期中国军队遭到了重大损失，伤亡总数截至五中全会前约一百一十万人，但兵额较开战时还有增多，“现时共约二百五十余万人，开始时共约一百七十余万人”，并且何应钦认为：“我国军队现有之武器较诸开战时，在数量上及素质上，均优胜。”所以对蒋介石国民党来说，坚持抗战的大旗，不仅是民族主义之必须，而且给自身带来莫大的实惠。蒋介石借机发展自己的势力，消除和减少一切不利因素，实现和巩固自己的统治，是五中全会召开的一大背景。当然，英、美为自身利益考虑而牺牲中国以求同日本妥协，对国民党进行劝降，这方面的背景也不可忽视。
中共虽然只有约20万左右的军队，但却是国民党最头痛的问题。阎锡山称王山西，但威胁不大。冯玉祥调至中央，难有作为。将全国划分成几个战区，李宗仁就被迫离开广西，成为无水之龙。其余如刘湘、龙云之流也难有作为，假以时日，应可收服。并且在抗战大旗下，蒋介石可以随时任意支配他们的军队，如调李品仙、廖磊军把守津浦线南段，云南的卢汉军拱卫武汉等，并进可随时进行分化和瓦解。急患中共，它有着李宗仁、阎锡山等军阀所没有的猛烈的发展势头。
国共之间有着很尖锐的矛盾，在日军进攻局势紧张时，被遮蔽了，当局势缓和下来后，很快凸显，这正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与国共关系变化的症结所在，同样也是随后出现的愈演愈烈的国共磨擦的症结之所在。
抗战爆发后的国共合作虽然消弭了两党间的战火，但国民党内对中共的敌视依然存在。其实国民党认为中共进行国共合作就是另有企图，缺乏合作抗战的诚意，这在国共两党就合作问题洽谈及合作之初就已存在。在国民党人看来，中共借“和平团结，共同御辱”的旗号来保护自己，并会借机发展壮大。
余飚聚精会神的阅读着刚刚下发的《**问题处置办法》，此时国民党已不惜运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国共在军事上的摩擦日益严重。据他得到的消息，1939年4月，秦启荣部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在河北，张荫梧率部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6月12日，国民党要取消中共西安重庆办事处以外的各地办事处而制造了平江惨案……
余飚慨叹一声，将文件放到了桌上。对于同室操戈，他向来是深恶痛绝也不感兴趣，但是指挥部里人多嘴杂，他只不好妄加评论。
“所谓国共联合阵线，为目前计，固不能不虚与委蛇，但考其要求之用意，仍非出自**诚心，不过假借特区名义，名正言顺，整顿充实，一俟坐大，伺机反噬，亦即所谓‘不战而屈我’阴谋，手段原自高人一等。”刚刚抵达的国民党河北省省府赵科长推了推眼镜在旁沉声说道：“我们当以八九年来一贯之国策为重，而以苟求一时表面之安定为轻。”
“同室操戈，固为本国之耻辱，也易为外敌所乘，不可不慎。”副司令吴新民皱着眉头说道。
“**之参加抗日，一是以联合阵线之名，取得参战之一员，虽居我党之下亦甘之如诒。二是以国共合作之口号，期取得平等之地位，以自身取得法定公开之保障，为其他各党各派作护符。三俟实力既充与我对峙作正式战，而以各党各派担任游击，使我腹背受敌，内外夹攻，而致溃败，其计至毒，其法至妙。而我党内其他人却不能了解，此甚为悲哀。”赵科长语气很沉痛，好象国民党内部只有他一个明白人，别人都糊里糊涂似的。
余飚伸展开手臂，手指在桌上快速敲了个《义勇军进行曲》的节奏，将大家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淡淡一笑，“任何政策都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才有效果。我们身处敌后，形势错综复杂，除了日本鬼子，现在势力最广最大的恐怕应该是GCD八路军了，如果轻易开罪了他们，友军远水不解近渴，我们费尽心力打下了这块基地恐怕就要付之东流了。”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的灾难年代，年代之初日军就开始对中国发起挑衅，七七事变则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积弱太久、力量涣散的中国军队在日军刚开始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中国进入了危急存亡的关头。国民党政府被迫从南京迁至武汉而至重庆，蒋介石也被迫飞往各个战场进行督战，也是事态所逼。严峻的事态并没有给蒋介石时间和机会去思考和调整国内事务。1938年10月后，日军随着占领地的扩大，兵力已不够分配，同时由于其它各方面的复杂因素，诸如借钱打仗，国际信用度降低；军费巨大的开支，迫使国内租税加重，国内人民的厌战情绪增加等，日本开始改变战略，进攻步伐逐渐缓慢下来，为蒋介石解决国内事务、消除自己的忧虑和恐惧提供了时间和机会，同时日本的新战略也给了蒋介石心理上的空间，注意力转向了国内。
日本的新战略在政治上从反蒋转为拉蒋，将重点放在对国民政府“和平工作”上，使蒋介石可以暂时从抗日事务中脱身出来，所以蒋介石才会在1939年1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在“共产党之到处企图发展”。
日本的侵略也给了蒋介石统一全国的政治机会。中国多年来一直处于各路诸侯、各派势力独霸一方的局面，虽然表面上蒋介石政府重新统一了中国，但中央政府形同虚设，除了对中共的忧虑和恐惧之外，各派军阀势力也是蒋介石头痛的问题。日军的侵略给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借机统一全国、发展自身的藉口和机会。
中共的军队在抗战中得到了发展，同样在抗战中国民党的军队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充。国民党军队“自开战至本月二十日（注：此时为1938年11月20日。），共计补前方兵员为一百九十四万七千余（其川滇桂晋冀鲁各军自行补充此尚未计及）”。虽然抗战初期中国军队遭到了重大损失，伤亡总数截至五中全会前约一百一十万人，但兵额较开战时还有增多，“现时共约二百五十余万人，开始时共约一百七十余万人”，并且何应钦认为：“我国军队现有之武器较诸开战时，在数量上及素质上，均优胜。”所以对蒋介石国民党来说，坚持抗战的大旗，不仅是民族主义之必须，而且给自身带来莫大的实惠。蒋介石借机发展自己的势力，消除和减少一切不利因素，实现和巩固自己的统治，是五中全会召开的一大背景。当然，英、美为自身利益考虑而牺牲中国以求同日本妥协，对国民党进行劝降，这方面的背景也不可忽视。
中共虽然只有约20万左右的军队，但却是国民党最头痛的问题。阎锡山称王山西，但威胁不大。冯玉祥调至中央，难有作为。将全国划分成几个战区，李宗仁就被迫离开广西，成为无水之龙。其余如刘湘、龙云之流也难有作为，假以时日，应可收服。并且在抗战大旗下，蒋介石可以随时任意支配他们的军队，如调李品仙、廖磊军把守津浦线南段，云南的卢汉军拱卫武汉等，并进可随时进行分化和瓦解。急患中共，它有着李宗仁、阎锡山等军阀所没有的猛烈的发展势头。
国共之间有着很尖锐的矛盾，在日军进攻局势紧张时，被遮蔽了，当局势缓和下来后，很快凸显，这正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与国共关系变化的症结所在，同样也是随后出现的愈演愈烈的国共磨擦的症结之所在。
抗战爆发后的国共合作虽然消弭了两党间的战火，但国民党内对中共的敌视依然存在。其实国民党认为中共进行国共合作就是另有企图，缺乏合作抗战的诚意，这在国共两党就合作问题洽谈及合作之初就已存在。在国民党人看来，中共借“和平团结，共同御辱”的旗号来保护自己，并会借机发展壮大。
余飚聚精会神的阅读着刚刚下发的《**问题处置办法》，此时国民党已不惜运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国共在军事上的摩擦日益严重。据他得到的消息，1939年4月，秦启荣部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在河北，张荫梧率部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6月12日，国民党要取消中共西安重庆办事处以外的各地办事处而制造了平江惨案……
余飚慨叹一声，将文件放到了桌上。对于同室操戈，他向来是深恶痛绝也不感兴趣，但是指挥部里人多嘴杂，他只不好妄加评论。
“所谓国共联合阵线，为目前计，固不能不虚与委蛇，但考其要求之用意，仍非出自**诚心，不过假借特区名义，名正言顺，整顿充实，一俟坐大，伺机反噬，亦即所谓‘不战而屈我’阴谋，手段原自高人一等。”刚刚抵达的国民党河北省省府赵科长推了推眼镜在旁沉声说道：“我们当以八九年来一贯之国策为重，而以苟求一时表面之安定为轻。”
“同室操戈，固为本国之耻辱，也易为外敌所乘，不可不慎。”副司令吴新民皱着眉头说道。
“**之参加抗日，一是以联合阵线之名，取得参战之一员，虽居我党之下亦甘之如诒。二是以国共合作之口号，期取得平等之地位，以自身取得法定公开之保障，为其他各党各派作护符。三俟实力既充与我对峙作正式战，而以各党各派担任游击，使我腹背受敌，内外夹攻，而致溃败，其计至毒，其法至妙。而我党内其他人却不能了解，此甚为悲哀。”赵科长语气很沉痛，好象国民党内部只有他一个明白人，别人都糊里糊涂似的。
余飚伸展开手臂，手指在桌上快速敲了个《义勇军进行曲》的节奏，将大家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淡淡一笑，“任何政策都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才有效果。我们身处敌后，形势错综复杂，除了日本鬼子，现在势力最广最大的恐怕应该是GCD八路军了，如果轻易开罪了他们，友军远水不解近渴，我们费尽心力打下了这块基地恐怕就要付之东流了。”